6月10日,是27年前刘金心被从家里偷走的日子。他的经历也因此再次被关注——偷走他的是家里的保姆,也是他现在的养母。他的人生也从这个日子开始错置,养母并没有给他一个母亲该有的东西,这包括爱和稳定的生活。

一年前,在生母眼中没有文化、又酗酒,甚至连基本生存能力都没有的他,被养母送了回来。夹在两个母亲中间的他,迷茫、困顿,他说自己整个人都是懵的。今天,我给他发了个微信,问他是否还好,他简单地回了一句“嗯”,便再也没有言语。2018年6月我见过他,他说他在努力面对,就像在重庆上上下下迂回的马路上找道,他在找一个方向。

-刘金心的生母朱晓娟,谈起发生的这一切,她很无奈-  本文摄影 | 张雷

面目全非的孩子

2018年2月6日,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有记者,有警察,还有负责亲子鉴定的第三方。摄像机已经对好了位置;文书记录员将本子摊开在桌子上,摆弄着手上的笔;屋里其他人窃窃私语,偶尔偷瞥一下摄像机正对的朱晓娟,脸上难掩兴奋和好奇。主角朱晓娟却一言不发,脸上不起一丝波澜。

自打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改名后,朱晓娟还没来过这里。原本,重庆的主城区只有市中区小小的一块,1995年,重庆市区划调整将市中区更名为渝中区,渝中区公安分局由此得名。朱晓娟曾是局里的老常客。1992年6月,她的孩子被家里的保姆抱走,她和家人到解放碑派出所报了案,由市中区公安局立案。

朱晓娟原本的家就在市中区解放碑附近,距离公安局也就两公里的路程,一路过来要路过青年路、五一路,经停7个红绿灯。这些,都烂在了朱晓娟的心里。当年的民警们都记得,有一对夫妻,三天两头地跑到局里问案件进展怎么样,然后一脸失望地回去。20多年过去,看着公安局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朱晓娟都认不得了。她也变了模样,过了50岁之后,白头发藏也藏不住,一根根冒了出来。她比年轻时胖了一点,但仍能看出当年俊俏的模样,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薄嘴唇。

她和丈夫程小平发了寻人启事、在媒体征集线索重金酬谢,天南海北地找,福建、四川、河南,这些人口拐卖猖獗的省份他们都去过。两人被骗被偷也被抢过。有一次,一封来自湖南的来信说前段时间邻居家收养了一个男孩,看着像他们的孩子。对方约他见面,并让他到了后将住址留在车站招贴栏处。程小平照做了,当晚,他被洗劫一空,一个人在外过了年。

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起伏中,朱晓娟却愈发趋于忍耐和平静——她已经习惯了接受命运给予的各种不好结果。即使是后来家里光景差了下来,她又和丈夫离了婚,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她也没有太去抱怨过命不好。所有与苦相关的滋味,她都咽了下来。

1995年对朱晓娟来说是个失而复得的年份,根据线索,她和丈夫在河南找到了丢失三年的孩子,当时,孩子已被改名为“盼盼”。第二年年初,两人在拿到亲子鉴定的结果后,接“盼盼”回了家。他们是坐汽车回来的。朱晓娟还记得,父亲提前两个小时到车站等外孙,看到孩子后落了泪,“你终于回来了!”朱晓娟还让盼盼表演了新疆舞,答谢亲朋好友的迎接。

众人哈哈作乐,看着盼盼跳舞的场景还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印刻在朱晓娟的脑海里。如今,他已经长成了27岁的大小伙子,个高、帅气、壮实,跟朱晓娟很亲昵,什么事都愿意跟她叨叨几句。每次跟人谈起这个“大儿子”,朱晓娟语气中的爱意和疼惜怎么都遮不住。她还特意保留了当年寻找的留下的资料,以提醒自己儿子“复得”的不易。寻人启事很多是登在各地农村报上的,因为有人告诉他们,“很多被拐卖的孩子都卖到农村去了,要往偏僻地找”;他们还印了一摞摞寻人启事,拜托各地的朋友张贴在火车站和码头。

所以,2018年年初,接到那个来自重庆当地媒体的电话时,朱晓娟有些懵。她刚跟小儿子遛弯回来。一年多前,盼盼和小儿子相继毕业,盼盼去了外地,小儿子则留在重庆工作。每天晚饭后,她和小儿子都会出去散散步,看着走在前面的小儿子,她觉得日子终于不催不赶,“巴适”(舒服)了不少。然而,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毫不留情地将她与平静的生活再次撕裂开来。

电话那头,一个女生询问她20多年前是否丢了孩子。对方说最近跟了一个新闻,一个保姆二十几年前将主人家的孩子抱走,现在良心发现,想要还回来。朱晓娟觉得遇到了“骗子”。“我们20年前已经找到了小孩了,我养他二十几年了,你们找错人了。”她冲着电话,有点生气。对方并没有作罢,说要发个照片给她看看。“你看,这个照片好像你喽。”朱晓娟将照片放大,拿给小儿子看,都是圆脸、大眼睛、薄嘴唇,连神态都有些像。

2018年2月5日,在这次会面前一天,朱晓娟刚拿到重庆警方的两份“鉴定文书”,鉴定结果显示:刘金心与她“符合双亲遗传关系”;而这意味着,她与1995年失而复得的盼盼“亲权关系不成立”。往事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朱晓娟的脑袋里一帧一帧滑过,并衍生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亲生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跟哪些人交往?有没有读大学?性格怎么样?他为什么现在过来找我?对于将要谋面的这个孩子,她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现在叫“刘金心”。可是,盼盼怎么办?盼盼又是谁的孩子?她想按下暂停键,大脑这台机器显然已经失控。

“来了!”“来了!”人群的惊呼促使朱晓娟抬了一下眼皮。她看到门开了,先是走进来一个警察。后面紧跟着那个让她满是疑问的孩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他状态看起来太差了!眼神涣散,飘飘忽忽像是找不到停留的据点;脚杆瘦得跟甘蔗一样,脚上是一双旧得不能再旧的运动鞋,鞋边的纹路几近开裂。这样的身体包裹在一身灰黑色的衣服里,看起来更是没有生气。头发倒是与衣服很搭,从后脑勺看去,半个脑袋都是白色。很难想象这是一个27岁年轻人该有的模样。

-2018年6月5日,刘金心在重庆老家的居址旁。27年前,他被家里的保姆从这里抱走-

“像!太像了!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周围人在安静的两人旁边发出一阵阵的感慨:一样圆圆的脸、大而圆的桃花眼,就连鼻子也是按照朱晓娟的模样长的。朱晓娟心沉了下,她努力扯了下嘴唇,挤出了一个微笑的动作。“你过来坐。”她挪了下身子。刘金心听话地走了过去。两人坐在人群中,再也没怎么说话,平静得像涟漪不起的湖面。

朱晓娟家里至今保留着儿子被抱走前几天拍的一张照片。那是邻居给照的,当时她正带着孩子在院子里玩,邻居拿着相机留下了这一瞬间。后来这张照片成了她寻找儿子最主要的凭据,“时间挨得近,其他的都是几个月时拍的,孩子长大都有变化的”。照片上的小孩穿着绿色短袖衬衣,白底浅绿的花裤,眼睛又圆又大,水灵灵的,两只招风大耳朵显得精气神十足。“我儿子长得可乖、可特别了。你看刘金心跟照片还是有些像的,但气质各方面都变化了,面目全非,完全是两个人。”

朱晓娟将这些照片翻拍在手机里,翻来覆去地看。“如果是我来养,孩子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起码不会这么矮。”朱晓娟跟我说,盼盼身高一米八几,小儿子也有一米七三。朱晓娟设想了无数个“如果”,追到最初始的那个,则是,“如果孩子没有丢,生活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见面与刘金心想象中有些不一样。原本,他以为两人会抱头痛哭,但没想到两人只是笑一笑。刘金心告诉我,他后来回想过很多次会面的场景,最终得出结论,不说话,会心一笑,才是沉浸在骨子里的血缘关系该展现的。对于这个脑海中没有印象的女人,刘金心有着天然的亲昵感。他从小颠沛流离,几乎未尝过母爱的滋味。寻亲之前,他又刚生过一场大病,还抑郁了,生活已将他年轻的人生捶打到了谷底。

他想靠近朱晓娟。第一次视频时,亲子鉴定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他一开口就叫了声“妈”。“她会耐心地听我讲话,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很多我不愿意跟别人讲的事情,我都会跟她说;但我跟养母就讲不来,我俩从来没谈过心,一对腔就会吵。”刘金心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容易觉察的自得,很显然,他对刚刚相认的朱晓娟是满意的。

抱孩子镇命

20多年过去,刘金心拍照所在的大院已经消失不见。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有着高高的门槛,像极了四合院,是重庆警备区的家属院。他的父亲程小平是警备区的干部,原本在四川军区工作,有了刘金心后为了照顾方便,就调了过来。刘金心的家正对着警备区的大门。如今,警备区也搬到了别的区域,刘金心原来居住的土地上坐落着2000年以后建设的居民楼。唯一能勾连起旧时光的,是重庆消防总队的三层小楼,原本位于警备区老家属院后面。老楼年久失修,门口贴上了“禁止入内、否则后果自负”的告示。

27年前,程小平带着保姆何小平打这里路过,迈进了警备区的大门。何小平是他从离家不远的一家劳务市场请来的。程小平看了她的身份证,名字处写着“罗选菊”,18岁,四川忠县人。程小平看了下照片,当年印刷的老身份证,头部都黑黢黢的,不太清晰,与本人倒也有几分相似。

“你会带孩子吗?”他问了句。

对方回答:“会。”

一问一答就达成了口头契约。

-1992年,程小平从人才市场将保姆何小平领回家-

程小平和妻子朱晓娟都要上班,双方父母也都未退休,没人带孩子,只能请保姆。朱晓娟对这个保姆印象并不深,她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国企医院当护士,大夜班经常连着上,“就觉得她(何小平)话不多,整个人闷闷的”。朱晓娟和丈夫带着孩子住在二楼的阁楼上,何小平则住在楼下,床是临时搭建的,挨着饭桌。只要得空,朱晓娟都会自己带孩子,让何小平帮忙打扫家务、做做饭。

孩子被抱走是在保姆到家里的第七天。那天中午,朱晓娟正在上班,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家里门敞着,保姆和孩子不见了。朱晓娟慌了,她是早上7点钟喂完孩子出门的。下楼时,何小平已经醒来,她将孩子递给她,还特意嘱咐了两句。回到家里,她发现,保姆将自己的衣服全部打包收拾走了,小孩的东西一样没带,那张写着“罗选菊”名字的身份证则落在了家里。朱晓娟的一双刚买的新皮鞋也被拿走了,脚架上摆着何小平那双破破烂烂的布鞋。朱晓娟跑去问门卫有没有看到保姆,门卫说早上8点钟就看到保姆带着孩子出去了,“还说去买菜”。

朱晓娟慌忙报了警。警察按照身份证的地址找到了罗选菊的家。罗的家里人告诉他们,罗已经于1992年离乡,至今未归,前不久刚收到一封信,让家里人带着600块钱去山东宁津救她。几人又赶到了宁津,当公安机关将罗选菊带到程小平二人身旁时,程小平觉得自己浑身都凉透了,这并不是他们请的保姆。此时,他们才知道,“罗选菊”的名字是假的。

“你们两个人(朱晓娟和母亲)在屋里头,都看不住一个一岁的孩子。”脾气暴躁的程小平再也忍不住了,他冲着朱晓娟吼,边吼边砸家里的东西。朱晓娟也觉得委屈,“我又不是不上班,我妈也在上班。”孩子的走丢,像是一根引线,在被点燃后,嗞嗞地迅速燃烧起来,最终引爆了炸药,将原本隐藏在生活中的矛盾、磕碰掀了开来,并释放出较之原来多倍的威力。“每次一遇到问题,他就把这个事挑出来说,你会觉得日子很难过得下去。”那段时间,朱晓娟不能听到别家小孩哭,只要一听到,就会想到自家的孩子,觉得他在外面肯定吃了很多苦。

稍微冷静一点后,两人又充满了自责,像是两个重伤之下必须全力合作逃出死亡谷的难友,开始回忆与何小平相关的点点滴滴,以给警方提供更多的细节和线索。朱晓娟的母亲告诉她,何小平曾提到,自己有个邻居,先后生了两个儿子,但都相继死了,算命先生说她八字大,家里人不待见她。朱晓娟的母亲还好心告诉何小平,朱晓娟在妇产科工作,经常会遇到被丢掉不要的孩子,可以想办法帮她邻居抱一个。

程小平则对何小平的年龄产生了怀疑。“她应该不是18岁。她看着总得有20岁,说话和走路架势也像生过孩子。”七天相处下来的有限信息,并没有起到太大的用处,何小平就像一片浮萍,涌入了千千万万的水草中,找寻不见。

程小平的判断没错,何小平当年是21岁,老家位于四川南充一个偏远的山村里。我与何小平约在我住的宾馆里,这是她选的相见地方。她脚踩着一双10厘米高的坡跟凉鞋,穿着一条鲜绿色的九分裤子,上半身是一件黑白条纹紧身露肩T恤。1996年,她就到南充市打工,并最终将家安在了市里。她的身上已经看不到当年土气的影子。何小平脚一蹬,盘腿坐在了我的床上。“我一直把娃当亲生的养,但我就是心里歉疚,所以想给娃找父母。”她嘻嘻地笑着,口气平淡,没有听出任何内疚和自责。

-刘金心重庆老家居址俯视图,他就是在这里被拐-

18岁时,何小平经亲戚介绍与前夫结了婚。到了夫家后,她先后生下两个儿子:第一个只活了40多天就夭折了,在河边挖坑埋了;第二个儿子则养了10个多月,有一晚突发急症,“哭了几声也没了”。“白天好好的,吃得好好的,平常也没去过医院,也没感冒过。”何小平抱着死去的孩子往家里走,她又一次想到村里老人的说法:“你八字大,命硬,克孩子,必须要捡个孩子回来镇命,自己的孩子才养得活。”

何小平这回信了,她怕村里人笑话她,给了村里的哑巴10块钱,让他把孩子埋了。从南充通往重庆的车路过她嫁的村子,她一早就搭车去找在重庆打工的前夫。何小平记得,路费只需要十四五块钱。前夫知道了事情后非但没有安慰她,还跟她大吵了一架。“俩孩子都没了,他嫌弃我,都摆在脸上。”何小平告诉我,前夫不干活,她让他出去找工作。前夫就对她吼:“我又没有孩子,给谁赚!”那段时间,何小平觉得自己都魔怔了,做梦都想要孩子。

何小平认为跟刘金心有缘分,他是正月二十一出生的,只比自己死去的孩子小10天。“看起来大小差不多,眼睛也有点像。”何小平想,自己出来时,并没有人知道第二个孩子死了,村里人只当她带着孩子出来跟丈夫打工,带回去刘金心也不会有人怀疑。

那天,女主人去上班,男主人也在几天前出差了。何小平觉得是个好时机,她背着行李,抱着孩子,坐了一辆大巴回了南充。

“你不害怕吗?”我问她。

“我那时并不觉得这个事情犯法啊,想着主人家找不到(孩子)也就不找了。”何小平回答我。

她总是有一套自恰的逻辑,就像她在帮刘金心寻亲后说:“我之所以抱你出来,是因为当天看见你父母两人在吵架,我看不下去,所以才抱你走。”报道出来后,亲戚都打电话来问她,她觉得脸上挂不住,又开始在刘金心面前怨他的生父母,“他们肯定没有全力找你,假设两方都出来找了,哪里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如今,已经很难确认何小平说的所有的话究竟是真是假,或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曾试图按照她说的村庄位置去找寻她成长的地方,以了解更多关于她的内容。我打听了附近村里许多跟她年龄相仿甚至比她年纪大的人,很多人捶着胸口向我保证,“自打记事起,就没听过这个村名”。

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知道了她现在居住的地址,找了过去。几栋五六层高的楼房包裹着一个菜市场,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何小平家就住在其中一栋。原本我想,这样热闹的老城区,邻里之间应该是熟稔和热切的,但很快发现,这个想法,并不适用于何小平。她的一个邻居告诉我,2000年前,这里还是一溜的小平房,后来南充做居民区改造,这里算是回迁房,不少人转手卖给了从南充乡下过来打工的人。“她很有本事,为人也不斤斤计较。”这位邻居开了个卖食材的小卖部,他的依据是何小平来买东西不像别人那样“讨价还价”。

对于何小平这个人,多数的邻居是熟悉而陌生的,她整天从菜市场门口走来过去,但提起她的来历,却没人说得清楚。“他们一家跟外人不常打交道,碰到面都是打个招呼过去,从来不停下来聊天。”许芳(化名)家与何小平家只有一墙之隔,两家阳台只隔了几道栅栏,有时候在阳台见到,两人也是简单的问候,“只知道她有个看起来岁数比她大很多的老公,还有个女儿,平常很忙,早出晚归的”。

-从何小平居住的楼层往外看,正好是一个菜市场-

印象里,许芳从未看到何小平和老公一起出门,男方出门时总是抱条狗。直到2008年左右,何小平的前夫打上门来,许芳才知道她是离过婚的。“去年听别人说起她儿子因为彩礼的事情订婚失败,我好吃惊,一起住了十几年,我都不知道她有儿子,也没碰到过。现知道这个事,我才觉得这个女的心机好深啊。”很显然,何小平一直在隐藏刘金心的存在。当天拜访完邻居后,何小平联系了我,她很愤怒,“我们邻居原来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早出晚归的,谁都不知道,现在邻居都来问我,你安的什么心?”

直到与朱晓娟相认后,刘金心才知道自己准确的出生日期。原本,何小平说他是大年三十出生的,“过年都忙不过来,谁给你过生日”。刘金心身份证上则写的是“1月25日”,这是外婆(何小平母亲)给他报上去的日子。“刘金心”并不是他原本的名字,10岁之前,他叫刘海洋。何小平将他抱回来后,直接用了死去的第二个孩子的名字和户口。直到小学四年级,他被何小平接到南充。这时,外婆才给他改了名字。

甩包袱

何小平早就有甩掉刘金心的心思。

刘金心被抱走后,先是被放到了何小平家里养了一阵子。何小平前夫很凶,也知道他的来历,动不动就会打他、骂他。前夫有一辆摩托车,每次院子外面的摩托车声响起来,刘金心就会迅速坐在小板凳上一动不动,他怕挨打。等摩托车开走,他才敢动。“他(何小平前夫)就是个混混,每次在外面闹了事情,别家的孩子就会来打我。”

1995年,何小平又生了个女儿,作为一颗镇命石,刘金心完成了何小平赋予他的使命,但这并没有让她的人生发生逆转。前夫嫌弃她生的是女儿,对她又打又骂。她开始萌生了把刘金心送回去的想法。何小平去公安局打听,她为了使自己不受牵连,谎称孩子是亲戚从别人家里抱的,现在亲戚有了小孩不想养了。公安局的人告诉她“你亲戚的行为是犯法的,孩子又不是别人送她的,公安局也不会放过她”。

何小平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1996年,何小平的前夫因为偷东西被判刑11年后,何小平带着女儿离开了村子去南充打工。刘金心则像随手丢弃的家具,被扔在了老家。他一共换了三个地方。先是在姑姑家,后来又去了大舅公家、外婆家。

他记得,每年冬天下雪之后,通往小学的路就会泥泞不堪,他只有一双鞋,湿了就没得穿。他只能脱下鞋子、袜子,赤着脚走过去。“每年,脚上都会长满冻疮。”对于这段过去的经历,刘金心很不愿意提。“我现在都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好累呀。”讲话的时候,刘金心手从脸上滑了一下,趁我不注意抹掉了眼角的泪。“我现在性格都飘,做一件事静不下心来,坚持不了长时间。可能跟小时候经历有关系。”

2000年,何小平在市里买了房子,再也无人接管的刘金心被接过来,送进了寄宿学校。那是一个很差的学校,班里桌子旧,一个班只有20多人,全是在打工家庭的子女。刘金心印象中,有同学是从福建过来的。在班里,刘金心逃学、打游戏,结交小混混,直到老师找上家门,何小平才知道,刘金心已经很久不上学了。“我根本没有时间管他,我弟和弟媳都外出打工,也没有人管娃,但人家孩子就很听话,知道往家拿钱,一个还读了博士。听不听话是天生的。”我与何小平相见了两次,每次聊天都超过一个小时。她几乎没有提到刘金心的好,只有在我告诉她刘金心让生母朱晓娟签了对她的免责书时,她才提了一句,“他有一点好,不偷不抢”。

初二没有读完,刘金心就不愿意上学了。何小平也没有阻拦。刘金心去了广州,在工厂拧螺丝钉,每天保持一个动作,像机器人一样。何小平不管这些,她觉得只要能往家里拿钱就可以。刘金心并没有按照她的想法走,离开了家的刘金心获得了自由。有了打工的钱,他给自己买香水、衣服、手机,仿佛这样才能给自己安全感。他还在夜店结交了一批朋友,每天10点以后过去喝酒。熟了以后,很多人组酒局就会叫他,因为“喝得多”“玩得开”。直到现在,刘金心还觉得这是他打工时最快乐的日子。

刘金心喜欢醉酒晕乎乎的感觉,“什么事情都不用去想了”。他困扰的事情很多:为什么母亲对他不管不问,对妹妹却各种呵护?为什么父亲不喜欢自己?想得烦了,他就去喝酒,左手一斤白酒,右手是啤酒,他也不吃东西,就那么一杯一杯地灌自己,只为了快点醉掉,有时候喝不下去,他会捏着鼻子逼自己喝,“我想尽快上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喝酒不会把自己当人看”。

喝酒误事,刘金心先后丢了好几份工作,只得又回家来。18岁时,他觉得修小汽车是个不错的生计,想去学。何小平不准,觉得修跑运输的大卡车才赚钱。刘金心只好去了。刘金心个子小,连后轴都抱不动,学了一段时间,他就放弃了。何小平又觉得开挖掘机好,赶着刘金心去学,他在半山上挖了半年,又不干了。“你的任务就是铲平那座山,整天待车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这一系列的事情下来,何小平对刘金心意见越来越大,“干什么工作都喊累,又想赚钱,好吃懒做。不挣钱也就算了,还天天找我要钱”。

尤其是在2017年定亲失败后,她更觉得刘金心成了废人。当时,刘金心和女友已经谈了两年多恋爱,打算结婚。对方找刘金心要10万元彩礼,何小平说拿不出,女方家不同意,就跟刘金心分了手。分了手后的刘金心在家里醒了喝,醉了醒,几乎不出门,有几次还喝到了在家里吐血。

刘金心开始幻听,总是能听到老鼠或者猫走动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在他的窗台旁边,“总觉得有人要害我”;他还听到邻居在外面说他这不好、那不好,但走出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并没有人。严重时,他甚至有自杀的想法。有一次,他正在切菜,切着切着突然特别的沮丧,“我觉得自己特别无能,连菜都切不好,还不如死了算了”。他缓了下,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自己。

医生给刘金心开了一大包药物,他回家一看,全是写着“焦虑”“抑郁”的字眼。何小平并没有放在心上,她依然认为刘金心在为自己的好吃懒做找借口。但她开始慢慢打起了送走刘金心的算盘——外人不知道的是,前夫已经多次用刘金心来威胁她,“如果不给钱,就将事情说出去”。早些年,她给了几万块给他,后来他又看中了她的煤炭生意,不拿一分钱入股分红;去年,前夫又找过来说,如果不给他13万,他就将整个事情说出来。何小平拿不出来钱,只好写了张欠条。

何小平开始多方打听寻亲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她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刘金心的案件已经过了20年的追诉期,极为可能不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且,主动帮助孩子寻找父母,更会被酌情处理。现在看来,何小平应该也是内心挣扎了很久,就像卖菜时称算斤两,她比对了下,“自己承认”付出的代价要比被前夫一直要挟小得多。

在接受本刊的采访时,何小平一直在她喋喋不休地问我同一个问题,“公安局那里我已经签了两次字,检察院也去了两次,你说他们会怎么判?”签了两次字后,她的担心日益增多了,便给刘金心施压,“我养了你20多年,你亲妈现在要送我去坐牢”。刘金心也担心朱晓娟追究何小平的责任。他跟朱晓娟说:“如果你追究她的责任,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这点让朱晓娟很生气,但相认当天,她还是当着刘金心的面签了免责书。

“这其实是一个误读,刑事案件的最长追诉期确实是20年,但这是说一个案子在没有被立案和侦查的情况下;朱晓娟和家里人已经报了警,这意味着案件如果没有侦查出结果,会一直都在追诉期内。不过,如果没有这个误读,何小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将这个事情说出来。”朱晓娟的代理律师、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魏巍告诉我。

刘金心:“另一个我”

刘金心站在解放碑(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那里,辨别着方向。这是他找寻老家的唯一标志。这座高27米多的建筑于1947年完工。20多年前,周围的建筑都不允许超过解放碑,现在灯光林立,已很难看到比它矮的楼房。认亲后,朱晓娟和母亲曾一起带刘金心去了趟原来的家。刘金心在心里记了下家里和解放碑的大致距离和方位。“我在重庆,走到哪里找不到路,找不到北的感觉。”

2018年6月4日,我和刘金心辗转找寻了一次。第二天,我们二人又去,他再次迷了方向。“我们要不走到昨天出发的位置,再从那里走过去?”我在一旁提议,他拒绝了,执拗地往前走着,像是要证明他与这个地方的内在关联。直走、转弯、往回走,来回转悠了许多次,我们终于找对了方向。“我就知道我能找得到。”刘金心转过头笑着冲我说。

-刘金心在老家居址附近,他很迷茫-

刘金心试图在任何跟家相关的事情中寻找存在感,以抵消他在母亲那受到的“轻视”,他觉得朱晓娟对他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我放个假好不容易过来,她都没问我为什么没到家里,连句敷衍的话都没有。还说最近忙,没有时间管我,让我在外婆家待完,自己回南充就行了”。朱晓娟则是另一番解释,“你看他,来了都不跟我说一声,直接到外婆家去是什么意思?”在采访的两天里,朱晓娟跟我抱怨了多次刘金心的“不请自来”,“我平常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照顾他,外婆年纪这么大,他去打扰外婆,都是给外婆增加负担和麻烦”。

朱晓娟则觉得刘金心越来越敏感,她甚至开始怀疑刘金心认亲的用心。有一次,几个人一起去外婆家吃饭。外婆拉着刘金心和弟弟说:“你们都是我的孙子,将来结婚的时候,我当外婆还是会表示的。我也没啥钱,但你们几个我都会一样对待。”这恰恰是刘金心最忌讳的点,他一下子急了,“我又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你们不要反复说这个事情。”朱晓娟听了很不是滋味,“刘金心你怎么说话呢,外婆不是这个意思,外婆是说你们都是她的孙子,她一视同仁”。

在采访时,刘金心总会跟我提起相认不久后的情景:刘金心和朱晓娟一起出门,两人都是手挽着手;朱晓娟还带他一起去拜佛,因为节假日打不上车,两人一路走一路歇,走了有好几里路。“你太不能走了!”刘金心转头“嘲笑”朱晓娟。“我一个老太婆,走不过你。”没事时,两人经常会在一起聊天。双方都迫切想知道彼此过去的生活。朱晓娟会给他讲和程小平谈恋爱的事,讲如何寻找他,给他看小时的照片。他在家里看到了一只萨克斯和一只圆号。朱晓娟告诉他,那是盼盼用剩的旧物。

1995年找回来的盼盼,也就是朱晓娟错认的儿子,注意力不集中,坐也坐不住,朱晓娟和丈夫两人将盼盼领到少年宫,想看看他对什么感兴趣。他指着要学圆号,朱晓娟就花了1000多块钱买给他。吹了没有几个月,盼盼又想学萨克斯,又花了3000多块。朱晓娟也不生气,有一次她还跟盼盼开玩笑说“留给孙子学”。

盼盼还有一身的坏习惯,比如说爱吐人家口水,扯别人衣服,吃饭总是乱撒。朱晓娟就一点点教,“他在外面三年,吃了那么多苦我们总觉得对不起他”。为了能够全力带盼盼,朱晓娟和程小平一致决定将刚两岁的小儿子,送到他的老家桐城,交给老人抚养。原本他们打算读小学的时候接回来,但盼盼实在太皮,两人顾不来,就一直拖到了初中毕业。“现在小儿子有时跟我开玩笑还会说我偏心。”朱晓娟也不再敢请保姆,家里人分了工,早上她和丈夫送盼盼去上学,中午孩子在学校吃饭,晚上外婆再将他接回来。这样的接送一直持续到了小学毕业才作罢。

2002年左右,朱晓娟报名参加了出国人员留学考试,拿到了留学的名额,也因为盼盼放弃了——她在北京参加出国培训一个月回来,整个大院的人都找她来告状,他们说:“晓娟,你那口子要管管了,他打孩子好厉害,简直像在打阶级敌人。”原来,盼盼生病了,程小平带他去医院,孩子调皮,左扭右扭,不愿意做皮试,程小平扭不过,就打了一顿。“他爸爸的教育方式是两个极端,他(程小平)高兴时怎么都行,非常宠溺,不高兴就打他。”两人为此争吵过多次,也没有办法。

上了初中后,盼盼突然不想上学了,跟朱晓娟说要去打工。朱晓娟跟他说打工可以,但要寒暑假。等到暑假时,她推荐盼盼去了朋友开的玻璃厂,一个月后,盼盼回来了,表示要上学,再也不要打工了。这时候,朱晓娟才跟他开始讲道理:“你晓得了哈,下次还去么,你认为那个钱那么容易挣了?我告诉你呀,你不读书,就永远只能做那个工作,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现在看来,对于这个1996年找回的盼盼,朱晓娟想用尽所有力气去补偿他。她不惜将小儿子送回了老家,她的这种投入,其实也是对自己失去心理的一种弥补和慰藉。当时,她没有也无法料到,命运对她的戏弄并没有结束,她的亲儿子刘金心在何小平那里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刘金心羡慕盼盼。两人还未见过面,他将对方称为“另一个我”。“另一个我,虽然没有找到父母,但他生活质量提上去了,人生也就不同了。”刘金心有时候会想,如果自己没有被抱走,跟朱晓娟生活在一起,自己至少是盼盼现在的模样。

出了事情后,盼盼跟朱晓娟打电话时,声音也有气无力。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朱晓娟:“妈妈,无论以后,我能否找到亲生父母,我们是一家人。”对我谈起这个儿子,朱晓娟眼角眉梢都是笑,连紧皱的额头都舒展开了。在陌生的刘金心和这个倾注所有情感的“儿子”之间,她丝毫没有犹豫或者不自觉地将情感偏向了后者。“我称他‘大儿子’,我还有‘小儿子’,你说,我应该称呼刘金心什么?”朱晓娟提到,刘金心曾委婉探问过外婆和自己的房产情况。她觉得刘金心希望通过寻亲对命运有所改变。“我可不会把他养起来。也没有这个能力。”

朱晓娟提到刘金心的口吻,就像她向我介绍现在居住的小区时一样。几年前,考虑到孩子已经长大,她将渝中区的房子卖了,凑了首付,在南岸一个小区买了房子。小区位置不好,好多年过去也没发展起来,周边也没有活跃的商区。朱晓娟带我进小区时,一边走一边评价,“以前这里就是农村,环境很差,还好周围的农民都在附近摆摊卖菜,生活也方便。”语气中全是自嘲和失落。

朱晓娟觉得累。在没有找回盼盼之前,她意外怀孕了。原本,根据他们孩子走丢的现实情况,两人可以申请一个新的生养指标。但在计划生育的年代,怀孕之后再申请却是违反了政策。朱晓娟被医院罚了款,程小平则被要求转业到银行做柜员。程小平觉得憋屈,拒绝去上班,沉溺于在家里玩期票,家里的房子赔进去了一套又一套。最后,只剩下一套可以住的小房子,两人最终离婚。程小平欠了一身债,在读高中的两个孩子都归朱晓娟抚养。医院的效益却越来越差,正是用钱的时候,朱晓娟没有办法,就去兼职卖保险,头批客户全是同学。“大家也不信,就说支持买一买。”

为了多赚钱,几年前,朱晓娟选择提前办理退休,每个月领2000元退休金,全职做保险。她将每个月的工资都有条有理地计划出来,存2000块,剩下的留作家用。我跟朱晓娟去过一次菜市场,她买肉,只买个几两,够做肉圆子汤就好;西红柿也只买一个,还跟菜贩抹了零头。

两个儿子相继工作后,朱晓娟以为苦日子终于熬过去了,“哪晓得又出了这个事情。何小平如果不把这个事情揭穿,我会一直认为自己找到儿子了,他虽然文凭不高,但起码能够自食其力,现在亲儿子这个样子,你说我心里是啥子心情,好难过”。阳光照落下来,打在朱晓娟疲惫不堪的脸上,她已经很久没睡过一个好觉了。以前,她一沾枕头就睡着,现在夜里总会醒好多次。“我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想了就睡不着。”

朱晓娟也想着为刘金心做些打算。她鼓励他要自立起来,要好好干工作,“何小平为什么把你当作包袱甩掉,说白了是你太无能了。如果你优秀至少正常,她还会来找我们吗?”刘金心名下有一套房子,购买于2013年,是何小平付的钱,这是她的第三套房子,此前她给自己和女儿各买了一套。买时只要4000多块一平方,如今房价已经翻了一倍。朱晓娟让刘金心回去跟何小平商量,能否将这个房子卖了,凑个首付,在重庆买房子。

刘金心将这个想法跟何小平说了。何小平却拒绝了,提出要给刘金心5万元钱,让他放弃房子。刘金心不同意,她又试图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两个人已经到了房管局,但因为按揭没付完,只好作罢。她跟刘金心提了两个自以为不错的想法。一是他回去跟外婆生活,这样外婆百年后房子就是刘金心的了;另一个则是让生母将居住的房子给刘金心。“我说你现不现实?我随时都可以过去,但我去了的话,那不是跟人家打架吗?我外婆有两个女儿,底下还有我们。”刘金心反驳道。

猜测、怀疑、试探,刘金心觉得自己被夹在了中间。他发微信告诉我,说情绪很不稳定,也没有笑容,挺难受的,“我很想让自己充满活力,但怎么也做不到”。我想到了去年6月5日那天,我俩迷路时的情景。我跟刘金心一路走一路聊,他说在重庆走路一定要找对方向,不然,你可能永远都走不到目的地。我问他:“你觉得你现在走对了吗?”“我现在都是懵的。”说完,他便埋下了头,继续往前走。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5期)

原标题：被保姆偷走后，他的人生错位了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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