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网消息，婚姻面具千斤重，想要撕下何其难。60岁的黎红又被丈夫家暴了，从30年前那第一记重重的耳光开始，黎红早已分不清被家暴1次与100次的区别。根据全国妇联数据，在中国，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全国2.7亿个家庭中，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当遭受家暴的次数从0变成1再到无数次，她们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不逃离？为什么还忍受？旁观者好像越来越看不懂这些身处家暴旋涡中的女人们。

求全

“我想自杀，是不是病了？”

第一次和阿玫相见时，黎红脱口而出。这句话，她憋了很久，却一直不知道问谁。

60岁的黎红，性格温和、妆容精致，还有一个十分争气的儿子和事业有成的丈夫。在旁人眼里，该是幸福和睦的一家人。

但只有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重庆民政幸福热线接访员阿玫面前，黎红才敢卸下体面求全的伪装，谈起那些令人恐惧的过往：她已被丈夫家暴了30多年。

家庭暴力。图片来源于东方ic

在黎红的记忆中，刚结婚时丈夫对她很好，饭不用她做，家务不让她管，偶尔的小感冒，丈夫也会着急。

这样的美好却因为一件V字领衬衣戛然而止。那天，她穿上这件衬衣就听丈夫问：“你怎么穿成这样？”

“哪样？”黎红回嘴。很快，矛盾升级，黎红气愤地说：“我穿我的衣服，管你什么事。”话音刚落，她只觉得耳朵“嗡”地一响，右脸连着右脑传来一阵剧痛，整个人被丈夫一耳光扇得跌在地上，还没等她回过神，下一秒，巴掌和拳头就劈头盖脸地再度袭来。

“他的拳头往我身上砸，用脚踹我的肚子，撕我的衣服……我哭着求他不要打了，但他就像没听见一样。”黎红说，那天她光着上半身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此前那个为了给她找一种感冒药，步行几公里去医院的男人已摔门离去。

暴力之后是丈夫跪在地上请求原谅，黎红心软了，她觉得丈夫只是太爱她才会介意那件V领衬衣，是因为她在争吵时语言过激，丈夫才会忍不住动手，这件事她也有责任。

30多年过去了，丈夫的暴力成了“家常便饭”，一共被打了多少次，黎红已经记不清了。然而，每一次被拳打脚踢后，黎红都选择了忍受，报警更是没想过。即使在今天，她仍对阿玫说：“如果我报警他就完了，儿子怎么办，家怎么办？”

2015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黄尔梅曾透露，在中国，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３５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

大学老师丁小洁也不想报警。那天，丁小洁回家晚了，引来丈夫的不满和质疑，争吵变成了推搡，脚揣在头上，喉咙被卡死……其实，这并不是丁小洁第一次遭遇家暴，而上一次被打伤，丈夫曾写下保证书：以后再也不打老婆……

“她第一次来找我时，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被家暴。”杨梅是重庆律师协会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梅说，在咨询时丁小洁曾坦言，与丈夫是再婚家庭，上一段婚姻孩子随前夫生活，丁小洁担心，一旦报了警，家就散了，她不希望两个孩子都身在单亲家庭。考虑到这些，她想过忍一忍就算了。

在无数次忍让与施暴中，婚姻，成为扣在夫妻双方头上的面具。施暴者拿它当法宝，受害者因它而求全。

恐惧

谈起家暴，不少人疑惑，那些受害者为什么选择沉默？作为律师，起初杨梅也有同样的疑惑，陈秀兰的出现让她意识到，对于那些深陷其中的女性来说，离开需要比留下更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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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陈秀兰找到杨梅求助。她和丈夫均是再婚，恋爱2个月就领了结婚证。婚后陈秀兰发现丈夫脾气暴躁，为点小事就要动手。打得厉害的一次是因为干洗费20块钱，两人起了争执，丈夫随手操起身边的饮料瓶子就是铺天盖地的打，头上、脸上、手上接连不断，生生地疼。

陈秀兰没有报警更没有去医院验伤，只是离婚的念头在心里扎下了。“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偷偷回家，拿走了衣物以示正式分居。”她坦承，不敢当面提，只是发了微信给丈夫告知要离婚的决心。

随后便是每天至少5条的辱骂、恐吓短信，丈夫跑去陈秀兰的单位，找不到人，便砸了办公桌上的用品，撕毁了陈秀兰的工作资料，还在公司扬言：“要是看见她，非要把她打残废了。”

这份恐惧在蔓延。一次，丈夫跑去找了陈秀兰父母，门被踢得变形才引来保安。老人很快搬离了住所，在亲戚家躲了足足3个月。其间，邻居传来消息，“那个人”来了几次打听一家人的去向。

当时，距离《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还有11天，杨梅想到给陈秀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开庭前，我跟法官提出，庭审完后让陈秀兰签笔录先行离开，请法官拖住被告一阵。”直到现在，杨梅对那段记忆仍然清晰，那是一种担心，出了法庭又出现暴力事件怎么办？

然而，不是每一个受害者都如陈秀兰一般勇敢撕下“面具”。李燕在婚后被丈夫长期家暴，这让她时常处在惊惧中。每当有人劝说她离开丈夫时，李燕习惯沉默。

她被丈夫用刀砍伤过，她的父母也被她的丈夫殴打过。期间她曾想离开，丈夫拿刀挡在门前，一遍遍地问她：“你是不是要走？”

只要她说一声“是”，丈夫就用刀在自己的手臂上划一道口子。

阿玫说，李燕的恐惧不仅源于殴打，还有那些鲜血淋漓的场面。她之所以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是不敢承受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

体面

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阿玫已有近20年关于家庭婚姻情感领域的心理治疗经验，黎红是她最“心累”的患者。“她总是在决定离开后又突然反悔。”在多次心理疏导后，阿玫发现，除了“家”以外，黎红从言语中透露出来的“为难”也是关键。

公交站牌上的反家暴宣传。图片来源于东方ic

一个月前，黎红给阿玫发去微信：他又动手了，还踩我的肚子。“报警吧。”阿玫答，但黎红没有回复。

此后问其原因，黎红回答：“警车来了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以后怎么做人？”

此前，黎红也曾透露，过去30多年间，她不乏下定决心要离开丈夫的时候。

“毕竟是两口子的家事，你以后带个孩子怎么办？”

“孩子还没高考，父母离婚对他的学习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孩子也会觉得抬不起头。”

“你们两口子年龄也不小了，现在离婚不好看。”

渐渐地，这些声音也成了黎红说服自己的理由。婚姻面具千斤重，想要撕下何其难。

而这一现象在那些想要走出旋涡的女性身上依然存在，这让杨梅也感到不可思议。主攻婚姻家事领域的诉讼5年多，杨梅发现被家暴的当事人中不乏有知识且事业成功的女性，可她们长期忍受暴力不反抗，杨梅形容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不久前，丁小洁被打的那天晚上，手机被丈夫收缴。直到第二天清晨，在几番鼓励下，她报警了，也告知了母亲，但在此前，她对家人隐瞒了所有的遭遇。

杨梅还记得代理的一起案子，当事人遭家暴后选择报警，有人却告诉她：“一旦行政拘留，会影响孩子，影响他的工作。”当事人最后放弃了追究。

困局

公开报道显示，各级妇联组织受理的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总量每年均达4万-5万件次。

而来自最高法的数据，自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截至2018年11月，全国法院共审查5632件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案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仅3560份。

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后的第二年，张芸称多次遭到丈夫殴打，丈夫酗酒后被其砍伤过头部。可当法官询问其证据证人时，张芸却说只有自己的妹妹能作证，而社区居委会、街坊邻居并不知情。在一份报警回执上，明确注明：家庭纠纷已带回所里调解，未被家暴。最终，法院驳回了刘芸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

重庆九龙坡区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刘娜坦言，至今她未发出过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她受理的离婚案件中，虽不少当事人提及曾遭受家暴，但大多无法提交有效证据，为数不多的原告能拿出的证据，仅仅是几年前手臂、额头及脸上出现淤青的照片，被告则一概否认称不是自己打的。

这并非个例，重庆渝中区法院今年公布数据，三年来，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183件案件中，以口头陈述形式提出家庭暴力、未提供任何证据的136件。而在提供家庭暴力证据的案件中，因仅有照片或病例资料、证人身份具有关联性等无法认定暴力行为的16件，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案件仅26件。

不久前，重庆市高法院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工作指引》，增加了三类具体措施，以增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可执行性和实效性。刘娜坦言：“以后发出人生安全保护令的尺度会更大一些了。”

一位业内人士则提出，反家暴涉及多部门联动，在调查取证环节，受害人需要公安机关对施暴者出具《告诫书》，但有的工作没有做到普及，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即便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也需要街道、居委会等配合执行。

如今，徐秀兰离婚案已判决，尽管法院仍没有认定为家暴，让杨梅感到欣慰的是，结果终是让受害者予以解脱。她在办案手记上写下一段文字：她的生活终于得到了一丝清静，也给她的未来带来了一线希望……

然而，黎红、李燕、丁小洁们却仍身处旋涡。正如阿玫所说，家暴对当事人来说，核心是“家”；对旁观者而言，核心是“暴”，法律可以保护想要走出来的女人，但对于那些仍困在旋涡中心的女人，她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公益援助体系，对于施暴者则需要给予更多强制性的心理（精神）治疗措施。就像黎红曾感叹：“我相信他是病了，如果能治好他，我的病也就好了，这个家也就好了。”

爱，不能作为伤害和原谅的理由。愿更多人能站出来，撕下施暴者的面具，还婚姻本来的面目。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华龙网记者 李袅 姜念月

原标题：0次和无数次 深陷旋涡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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