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嘉道年间官至督抚的福建人梁章钜（他本人在中进士之前也是幕友出身，自号“儒林参军”）《浪迹续谈》一书中的说法，在各级官场中充当幕友的大多数是绍兴人，而且随着绍兴师爷的遍布全国，绍兴的特产——绍兴黄酒也行销各省，“可谓酒之正宗”；官场中除了“京片子”外，绍兴口音的“绍兴官话”居然也是流行语音；再加上绍兴师爷对于刑名、钱谷事务的垄断，号为“绍兴三通行”。
一、清初名幕
从历史上看，幕友这一行当包括了各地的英才，并非只有绍兴师爷一枝独秀。
清初最著名的幕友是李塨（1659-1733年）。他是保定蠡县人，字刚主，号恕谷。年轻时他父亲介绍他跟从清初思想家颜元学习。颜元创立的学派和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不同，主张学习儒教的目的应该是“经世致用”，而不是一味的“格物致知”、自寻自证“天理”。颜元曾说：“读书愈多愈有疑惑，处理实际事务愈没有眼光，办理实际事务愈无力。”因此这一学派不注重著述，强调要解决实际社会问题。
李塨壮年时游学各地传播颜元的学说，频繁与各地的士大夫接触论学。他说：“纸上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经世济用的简称，并非现在意义上的经济）之精神少。”认为宋、明两朝就是因为提倡理学而灭亡的。晚年他居家讲学，很多读书人慕名而来为弟子。另外他也留下很多著作，力图重新解释儒家的学说，从而将颜元的学说发扬光大，形成了“颜李学派”。
李塨
李塨19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32岁时考中了举人，但是他却无意去当官，晚年才一度任通州学正，不久就以“母老”告归。既然提倡经世致用，但又不当官来实践推行，难道李塨自己是言行不一吗？这倒是冤枉了李塨，从他的《恕谷日记》来看，实际上他就是通过以幕友的身份“佐治”，来实践自己的理论的。他的朋友郭金汤做桐乡知县，请他到桐乡帮助“佐治”，李塨在桐乡大展拳脚，实践他的主张，据说当地“教化大行”。
以后另一位朋友杨勤当了富平知县，请他去“佐治”。李塨去了一年多后，回乡探亲，给杨勤留下《富平赠言》，谆谆劝导杨勤诸类政事的处理原则。告诫杨勤：各种有利于民的政事要斟酌，水利、农桑、武备等等“仁政”都要量力而行，有余力才可以施行，否则说了做不到，失信于民；甚至因为措施鲁莽导致政事败坏，兴利不成反为害。他本来的意思就此告辞，不再到富平“佐治”。不料杨勤焦急万分，以至于咬破手指写血书，恳请李塨再到富平，甚至说如果李塨三个月后还不来，他就要自杀。
不过，对于权贵阔人的网罗，李塨却不肯俯就。当时自称要以“理学号召天下”的李光地做直隶巡抚，托人示意他前往拜见，李塨却给他一个软钉子，说是“部民不可以妄见长官”，竟然置之不理。权倾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担任四川总督兼川陕总督，两次来聘请，李塨皆以身体病弱为理由力辞。
二、江西师爷的传奇
同样不是绍兴出生的著名师爷，是江西铅山人蒋坚（1679-1750年），字非磷，号定国。
蒋坚自幼就以智侠闻名，7岁时有一次与叔叔一起去法云堂听和尚念经，见几个县衙的捕快正坐在庙前廊庑下商量要抓一个杀死邻村和尚的凶手。蒋坚在庙里听了一会儿经，轻轻地对叔叔说：“那个凶手肯定就是那个念经的老和尚。”叔叔低声叱喝：“小孩子家别胡说。”但蒋坚坚持道：“你看那老和尚眼睛老盯着外面看，根本没在念经。”过了一会儿，捕快果然抓走了老和尚，只一审老和尚就认了罪。
蒋坚在少年时学得一身好武艺，曾在许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连杀五个劫路的强盗。以后他习幕成名，到山西做师爷。山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五台、繁峙、原平等地）有桩大案，被牵连入狱的有两百多人，卷宗案牍堆得比人还高，仍无法结案。山西巡抚下令调岢岚县的甘知县去办理此案，蒋坚应聘随同前往。一到代州，他细读供证，没几天就搞清了案情，判七个首犯死刑，并释放了一百八十个无辜者，一件大案就此了结。
山西临汾县知县纵容奸吏横征暴敛，激起人民暴动，砸烂了县衙。后来他们唯恐官军前来镇压，全城百姓弃家出逃，聚集深山。山西巡抚特派泽州佟知州去处理，蒋坚被邀同行。只见他策马飞奔，日行三百里，身后只四个随从。临汾附近山岭上密密麻麻地站着手持锄头木棍的百姓，戒备森严，但蒋坚手持令箭，独自策马进入山沟，大声呼喊：“巡抚大人知道各位是良民，是被贪官污吏逼反的，特意派佟知州来安抚，大家现在可以回家了。有眼睛的，看清楚这令箭。”百姓们听后逐一下山回家。
蒋坚接着又赶到被拆成瓦砾堆的县衙，找到躲在密室里的那几个贪官污吏。百姓们见状涌上去要揍他们，但蒋坚厉声喝止说：“别乱动，有王法在。”并吩咐随从先把那几个奸吏打个半死，以平民愤，让群众散去。第二天凌晨四更，他悄悄将贪官污吏带离临汾，交给巡抚衙门处理。而佟知州这才抵达，出榜安民。
蒋坚长期在山西各州县做师爷，直到46岁才回老家结婚，婚后又去山西做他的师爷，毫不顾家。直到晚年，他才回乡定居，这时儿子已是22岁的英俊青年了（《折狱奇闻》卷三）。由于蒋坚长年飘零在外，束脩也被他仗义疏财而耗尽，江西铅山家中长期陷于困顿。好在他的夫人钟氏非常坚强，独自理家。儿子4岁时，钟氏亲自为他发蒙，用竹篾制成点画、排列成字来教他。稍长后，钟氏又教他读书著文。这位传奇师爷的儿子蒋士铨（1725—1784年，字心馀、苕生、蕖生，号藏园，又号清容居士，晚号定甫）后来于乾隆二十二年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以后辞官主持书院，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参见《清史稿》本传）。
三、“盘踞把持”
不过，至晚从乾隆年间开始，绍兴师爷已经是幕友这个行当的最大群体。到了清末，绍兴师爷几乎垄断了各地的官场。清末曾在浙江长期任官的湖南人罗信北在他的《公余拾唾》自序中说：天下的刑名、钱谷幕友大多是绍兴人，“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几于人人诵法律之书，家家夸馆谷之富”。而且绍兴师爷“积习至严且忌”，自己起草的各类公文，自视为如《春秋》经一样的经典，主人觉得很有问题的也只能委婉商量，决不能自行修改，“一举笔，则以为暴其短”，立即卷铺盖走人。
随着绍兴师爷的人数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负面评价的故事。清人笔记《三异笔谈》中就有一个绍兴师爷把持云南的故事。据说嘉庆年间，绍兴人王立人长期在云南做幕友，因为刀笔纯熟，转了很多州县，名气越来越大，后来被云南官场尊称为“王二先生”“立翁”。
王立人年纪大了，不用再到地方辛苦，就住在昆明，先后和云南的布政使、按察使结了儿女亲家。他盖起一座花园公馆，园林、戏台，一应俱全，是全省师爷的“俱乐部”。到云南州县做官的，都要请王二先生介绍幕友；想到云南“佐治”的师爷，也要到王二先生那里报到。王立人也很公正，根据师爷的水平能力来分高下，分别推荐，无不应聘。全省的府州县衙门师爷都是王二先生的门生，而府州县官员到了昆明，有什么问题都到王二先生家里寻求帮助。
王立人上有督抚、二司的馈赠，下有各级官员的“敬意”，还有门徒的节礼，收入颇丰。不过他仗义疏财，开销也极大。于是他又通过督抚的路子，为自己谋得总办云南全省铜运的差使，承包了全省的铜运，有财有势。可奇怪的是，这位办政务功夫纯熟的师爷却理财无方，几年下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亏空了24万两银子。他的几位后台也在这时先后调离。王立人赶紧安排一场假官司，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充军之罪。云南已经是“极边烟瘴”之地，按例调戍四川。于是他收拾余下的私产万余两银子，移居四川养老，直到以80多岁的高龄寿终正寝。
四、绍兴的传统
绍兴出师爷，一点都不假。单单现在属于绍兴市柯桥区的一个安昌镇，据统计在清代就先后有一万多师爷在全国各地的官府应聘。依此推算，清代绍兴一府八县（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前前后后走上幕友佐治之途的至少要有个十几万人。
绍兴为什么会出这么多师爷？说起来自然有着历史渊源。宋朝南渡，在杭州建立“行在”（临时京城），需要很多的朝廷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以及防止杭州本地势力的勾结，特意只从隔着钱塘江的绍兴等地招募朝廷各部职能人员。历经一百五十多年，绍兴人只要粗通文墨，就可以有这一个出路，形成了源源不断的书吏行业。后来元朝一统江山，各级官府以蒙古人为“达鲁花赤”总督，有意排斥士大夫而重用书吏，很多绍兴人延续旧业，持续在各衙门任职。
《广志绎》
明朝建立，绍兴人继续这一行当。明代的王士性（1547—1598年）在他的地理书《广志绎》中说：“山阴、会稽，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懽巧敏捷者，入都为都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可见明代朝廷的书吏已经是绍兴人居多。而且在书吏累积资历获得选官资格后，绍兴人还会利用朝廷里的同乡，优先获取各地地方官府里的佐杂官职，甚至还把这当作一门生意来合伙做。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中就提道：“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便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去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个‘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账。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到后觉道声息不好，立脚不住，就悄悄地桃之夭夭。十个里边，难得一两个来去明白，完名全节。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
清朝入关，统治者对于朝廷里都是绍兴书吏的现象有所警惕。雍正皇帝一登基就曾下诏，命令朝廷六部不得专用绍兴人。但是学习当书吏、跟随当书吏早已是绍兴的传统行业，一纸限制令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在朝廷各部当书吏的绍兴人帮助考中进士在各地当官的绍兴人，使他们上呈的公文得到迅速处理和通过；各地当官的绍兴人则把自己未能考取进士、举人的同乡带到任上来帮忙起草公文、处理政务；而当了师爷的绍兴人又把更多的同乡介绍到各地衙门，最终形成绍兴师爷遍天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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