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居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末甚至更早，远早于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伴随美国西部淘金和开发热潮的兴起，大约有30万的华人，飘洋过海，来到美国。这批华人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工，在美主要从事矿产开采、铁路修建、伐木垦荒等体力工作，为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华人的辛劳与付出，并未能换来理应享有的正当权益；相反却经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饱受歧视和迫害的排华浪潮。
一、排华法案的出笼
最初的排华行动源自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区，白人淘金者因经济利益和种族歧视，针对华人矿工实施的暴力事件便偶有发生。19世纪50年代末，黄金产量不断下降，一些华人离开矿区迁入城市并进入各行业，排华情绪也随之扩展到城市。受民间排华情绪影响，美国西部一些州政府和地方当局陆续制定了一些歧视华人的法律和规定，对华人的生活、工作及教育加以种种限制。
不过，此时的排华主要还处在局部地区的零散阶段。联邦政府考虑到廉价劳动力对西部开发，特别是修筑横贯大陆铁路的重要性，对华人移美依然采取鼓励的态度，1868年主动与清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该条约明确规定两国政府各自允许本国人“自由”移居对方国家，两国政府各以“最惠国待遇”对待对方之侨民。条约签订后，华人抵美人数激增。
进入19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危机与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国内经济严重衰退，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日益增多的华人移民，在种族主义分子和别有用心政客的恶毒宣传下，沦为经济萧条和社会矛盾的替罪羊，成了暴徒主要的攻击目标。原先局限于西部地区的排华事件开始愈演愈烈，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排华浪潮。
在工会组织和种族主义者为首的排华阵营的极力推动下，1882年5月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赞成票通过排华法案(全称为《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并由总统签署后生效。该法案主要内容有：10年内禁止一切华工进入美国；1880年11月17日前已居留美国并获得海关证明文件的华工，暂时出境后，准许重入美国；持有中国政府的英文证件说明依约有权入美之华人(非华工)，准予进入美国；非经正当途径进入美国的华人，将依美国法院之裁判驱逐出境；此后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均不准许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该法案的实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工的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排华已成为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
1882年的排华法案后来又经过几次重大增修，变得越来越严酷。如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规定：华工出境后，不管有无回美证件，均不准回美。一般华人(非华工)如学生、教师、商人、外交官和旅游者，出境后回美必须经由原出境港口，才能入境。1892年《吉尔里法》又规定：延长1882年法案十年；华人必须随身携带居住证，违者递解出境，华人无权依照人身保护法获得保释。1898年排华法案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夏威夷群岛。1902年再度延长所有排华法案十年，并将实施范围扩大到菲律宾群岛。1904年美国国会竟在一个有关拨款的一般法案中硬行塞进一条规定，将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
二、排华法案的成因
1882年至1904年美国国会一系列的排华立法，最终把全国性排华运动推向高潮，给当地华人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排华法案的形成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严重的种族主义和文化冲突。
种族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1789年美国宪法。该宪法承认南方黑人奴隶制的合法性，种族偏见已显露无疑。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虽然使黑奴获得解放，但种族主义的偏见依然根深蒂固，以至于美国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为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延续了100多年。
加州曾是美国排华最激烈的地区，当地早期的移民主要来自美国的东部和东南部，绝大部分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容忍所有的印第安人和一切外国血统的人。其中，美国土著受害最深，而华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一些种族主义色彩严重的报刊，为煽动排华情绪，或刊登漫画，或连载文章，极尽丑化华人之能事。这些谎谬的宣传无非是要提醒人们，如果不禁止华人，白人的前途和命运将面临严重威胁。不言而喻，严重的种族主义对排华立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华人大多来自中国的农村，长期生活在家族、地区、方言群、行会、会馆等社会关系中，固守着自己的文化风俗与生活习惯，易与美国社会脱节。他们集体居住、集体劳动，习惯于中国封建思想中的“三纲五常”等诸种陈规，也与美国白人崇尚个体自由与独立的意识格格不入。因此，在当时的一些美国人看来，华人守旧，不关心美国社会，拒绝美国的宗教和民主思想及生活方式，不能同化于美国社会，永远是个外族。由此，双方文化的差异，加深了彼此的误解，加剧了白人对华人的排斥。
(二)经济因素与劳工组织的推动。
19世纪后半叶，美国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的扩大降低了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人失业问题日益突显。1873年国内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持续五年之久，而就在19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严重关头，华人赴美达到高潮。1870-1880年间，入境美国的华人达13.4万人，其中1876年是最高峰，达22943人。
大批华工的到来，加之他们不计工种，能忍受延长工时、降低工资的待遇，在劳动力市场对美国本土劳工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本土劳工由于觉悟和认识所限，逐渐把自己的苦难归咎于外来华工的竞争，将排华作为发泄不满情绪的手段。1877年旧金山市经济陷入困境，失业和申请救济的人数急剧增加，民众不满情绪高涨。7月23日发生在该市的一场工人集会，在反华分子的煽动下，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排华暴乱，华人不幸沦为经济和社会矛盾激化的牺牲品。美国政府动用陆军、海军以及5000名公民治安维持会成员，才将暴乱镇压下去。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劳工组织，如加利福尼亚工人党、全国劳工联盟等，为获得工人的支持，积极制造排华舆论，游说国会，成为诸多排华法案得以通过的主要推动力量。
(三)国内政客的政治操弄。
排华浪潮由一种社会现象演化为政治议题与同期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850-60年代，劳工阶层在加州政治中的作用日显重要，候选人为争取劳工选票，常常操弄排华议题，当选地方行政首长之后，又不断出台排华政策。这些都直接助长了排外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使当地的排华浪潮不断升温。
进入19世纪70年代，在内战中因拥护奴隶制而元气大伤的民主党，逐渐恢复了力量。1876年大选，共和、民主两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如何获取西部各州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迎合西部选民的排华心理，两党竞相把排华问题纳入竞选纲领，排华问题随之扩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议题。民主党人表示，“需立法进一步禁止蒙古人种的入境或移民”。而共和党则认为，“国会最紧迫的任务是应该全面调查蒙古人移民和入境对国家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影响”。当共和党人拉瑟福德•海斯以微弱优势当选之后表示：“愿意考虑任何旨在禁止华人入境的适当措施”，排华法案的出台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了。
三、排华法案实施的后果
1882年至1904年一系列排华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自由放任移民时代终结和选择、限制外来移民时期的开始。受此影响，华人移居美国的人数急剧下降， 1884年为279人，1885年为22人，1883-1892年十年间入境美国的华人仅为1882年一年华人入境数的25.59%。排华法案的实施助长排华分子对华人进行超出法律管辖范围的迫害和监视活动，驱逐、屠杀华人的暴力事件较以往更加严重了，反华暴行如同瘟疫一般沿西海岸向北蔓延。1885年怀俄明的罗克期•斯普林矿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排华残暴事件，28名华工惨遭杀害，15名华工受重伤，约600名华人遭驱逐。1886年1月至4月，加州35个居民区的华人被驱逐出去。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西部地区的华人完全陷入恐怖之中。
为避开西部地区排华分子的敌对行为，华人开始分散到美国的其他地方，大部分人向东迁徙，于是东部一些大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等地出现新的华人聚居点或唐人街。可是，即使在唐人街，华人也常常面临暴徒的威胁和抢掠。
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大批华人被迫返回中国，1880年全美华人人口为10.55万，到1910年华人人数下降到7.15万人，至1920年只剩下6.16万人。排华法案实施长达61年之久，它通过剥夺华人归化入籍、自由迁徙、职业选择等诸种权利，将华人长期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这不仅影响了华人移民美国化的进程，而且也破坏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与了解，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美国汹涌排华浪潮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愤慨。1905年中国沿海的各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并得到了夏威夷、加拿大、古巴、印尼、菲律宾等地华侨的大力声援。受此影响，美国对华出口急剧减少，引起了美国政府惶恐不安。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深恐得罪洋人和危及自身统治，最终镇压了这场运动。
不过，海内外华人在运动中展示的自强精神与民族主义意识，给予了美国华人极大的鼓舞，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美国政府缓和了对华人的迫害。清政府对于美国排华浪潮也曾给予关注，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认真履行《蒲安臣条约》，保护在美华侨权益。对此，美国政府常常是敷衍塞责，而清政府也未能提出反制措施，结果可想而知。“弱国无外交”的至理名言在美国排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验证。
四、排华法案的废除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美同盟关系的迅速确立，打破了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僵局。1943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签署参众两院通过的《马格纳森法案》，废除了自1882年以来美国政府所通过、颁布和执行的一系列排华法律，美国华人社会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排华法案得以废除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如下四点：
第一，联华抗日的现实需要。包括中、日在内亚洲国家都曾是美国种族歧视性的移民政策的受害者，日本便利用这一点，通过宣传排华法案及其他迫害亚洲移民的“历史罪行”，来煽动反美情绪，推销其“亚洲人的亚洲”的主张。美国政府为避免中国倒向日本，实有必要通过废除排华法，来消除日本的歪曲宣传，进而改善中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印象，增进中美两国的相互信任，实现巩固战时同盟的目标。
第二，“种族主义”因德国纳粹大肆宣扬与实践，一夜之间变得臭名昭著。美国国内长期支持排华的“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主义”迅速失去了市场，排华法案也失去了它存在的“理论基础”。
第三，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华人在二战中的英勇表现及华人社区面貌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美国社会和舆论对华人的态度，这为排华法的废除作了重要铺垫。
第四，各界人士的积极推动。华人意识到此时正是改变其在美地位的绝佳时机，纷纷行动起来，包括同源会、中华公所、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等众多华人社团，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表达废除排华法的强烈愿望。
不过华人社会势单力薄，其作用不足以改变大势。在废除排华法的过程中，美国国内同情中国和华人的组织、个人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43年5月成立的“废除排华公民委员会”。他们在新闻媒体、集会上宣传废除排华法，引导舆论走向；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游说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大大增加了废除排华法的可能性。
《马格纳森法案》的重大意义在于确认了华人归化入籍的权利，标志美国针对华人特殊立法时代的结束。在它的影响下，加拿大、墨西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也先后采取了废除排华法的行动，同样使这些国家的华人社会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不过应当承认，排华法案的废除，很大程度上是配合美国太平洋战场的战略需要，并没有改变其限制华人移民的初衷，《马格纳森法案》规定只给予华人105个移民配额。庆幸的是，美国战后颁布一些特别法令如《战时新娘法》、《麦卡伦•沃尔特法》、《难民救济法》等，为华人合法移居美国打开一小扇门。1944年至1965年间，大约有6.61万华人移民美国，他们的到来为美国华人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五、“迟来的公正”与思考
1965年10月美国新移民法生效，中国移民最终获得了与其他国家移民的同等权利。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华人移民潮，带动了当地华人人口的迅速增长。1960-2011年间，美国华人人口由24万猛增至401万，增长了大约15.7倍。伴随着生存环境的日益宽松，华人社会实现了飞跃发展。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界、商界、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文体界涌现了一大批华人精英，更多的普通华人也走出唐人街，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其总体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在美国各少数族裔中居于上游，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
排华法案的阴霾似乎已经远去，但美国官方长期以来并未对其所犯的历史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尚欠华人一份公道。这一局面一直维持至2011年。同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1号决议案，就1882-1904年的排华立法正式致歉，承认排华法案不符合美国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不符合美国宪法的精神，重申承诺将保障华人及其他亚裔在美国享有与其它族裔完全相同的权益。2012年6月18日众议院也通过683号决议案，就排华法案表达歉意。
美国国会的道歉得来不易，它凝聚着华人群体和其他族裔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以赵美心、薛海培等为首的华裔政治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具体参与众议院道歉案的华人团体就达165个之众，既有像“百人会”这样的精英团体，也有历史悠久的老侨团体；既有台湾的侨团，也有大陆的新侨团体。当然，道歉案得以通过根本原因还是近几十年来华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与华人形象脱胎换骨的变化。此外，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也为道歉案的通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排华道歉案的通过，对于华人而言是一份迟来的公正，是130年来美国华人追求平等与尊严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国会承认并反思那段美国历史上的黑暗篇章，以史为鉴，是对美国立国精神的确认，有利于防范和杜绝类似事件的重演。中国外交部亦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国会的致歉表示肯定，并认为：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发展成就与包括华人在内的美国各族裔人民的共同奋斗与合作密不可分。华人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尊重。
需要指出的是，寄希望于通过一部道歉案就完全消除种族主义歧视和排华法案的残留影响是不现实的。因为种族歧视依然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民族意识中，并渗透在美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领域。2012年，就在国会道歉案通过的数天时间里，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竟未有任何新闻性报道，这一结果颇耐人寻味。很显然，排华道歉案的通过对于美国华人而言，只是起点，并非终点。提升华人地位，保障华人权益，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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