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大概是四大名著里争议比较多的一部作品了。
说它好的人，认为它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其一，施耐庵先生构筑此书的结构和方法就很有新意， “史记写法，撞球结构”就是拿来形容水浒的。其二，是它将近极致的白话文的运用。其三，它催生了中国小说史上最为出名的同人文。其四，作为涉世未深的少儿，他们看到的是一百单八将如何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英雄故事；作为已形成完整世界观的成人，他们则能看到水浒的另一面——“元末社会犯罪实录”。
而这二者之下藏着的才是水浒真正的主题——乱自上作，逼上梁山。
说它不好的人，抓住一个点就可以了，那就是水浒对女性有意无意的贬低与歧视。
仔细回想水浒人物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在众多绿林好汉当中出现的女子没有多少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就算有，她们给人的印象也不深。
而反过来，“坏”女人倒是都数得上来，比如阎婆惜啊、孙二娘啊、顾大嫂之类的，要么是偷情逾矩要么是开黑店要么是坏性情，而此间最甚者莫过于潘金莲、潘巧云这两大遗臭万年的“淫妇”。
说到此处，小北就必须为历史上的潘金莲叫声冤了。
武大郎和潘金莲确实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但是武大郎并非是卖烧饼的“三寸钉、枯树皮”，人家是文武双全、清廉重情的县令，而他的妻子潘金莲则是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
武大郎家境贫困，年轻的时候来到潘金莲家乡打工，因为品行端正又能干，就被潘金莲的父亲一地知州资助学习，还将女儿金莲许配给了他。而后潘金莲也一直是以善良贤惠、勤劳仁义的形象受人称赞的。
坊间传闻总是会越传越离谱，潘金莲的故事可能就是在一传十、十传百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了某些误会，而这就直接导致百年后的后生施耐庵道听途说到的已是面目全非的故事版本。就这样，本应是佳话传颂的这对夫妻在施耐庵无意的编排加工下就变成了我们印象深刻的通奸杀夫的反面典型。
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读者，我们仍需要遵守这期间不能逾越的红线的。否则，这样的无辜之冤就还将继续。
当然了，就像很多人为水浒辩护的那样，《水浒传》本身就不是一部描写“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温馨小说，人家是一部控诉现实的黑暗童话。
所以，别说全是坏女人了，水浒里面也没有几个英雄是彻头彻尾的好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以近乎全员恶人来痛陈黑暗社会的故事。
正好，我们就以《水浒传》中三起妇女被杀案为例，一起来看看水浒中的男性又是怎样的形象？
一段合法而不般配的婚姻
这三对人组成的家庭是和谐、般配的吗？他们能相爱吗？
先考察阎婆惜和宋江。阎婆惜是个卖唱的，聪明伶俐，年方十八岁，颇有姿色，从小在行院长大，学会了诸般技艺，人人爱她。
宋江呢？长得却又黑又矮。作者赞美他“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如狼形”。可是在阎婆惜这位风尘女子眼中，这种形象和性格未必中意。
一个如花似玉，一个又黑又矮；一个十八，一个三旬；一个活泼少女，一个名闻四海老成持重成熟的官吏；一个行院里长大，一个出身孝义门第；一个妙龄女郎希望丈夫常伴，要求温馨体贴，一个英雄好汉，“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不以女色为念”，半月十日才去一遭。
二人的结合又是出于王婆和阎婆的强行撮合，一方出于感恩，一方出于济贫，没有爱情基础。这是一对尴尬的结合。
潘金莲更加可怜。她原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因为男主人要侮辱她，她不依从反而告诉了女主人，男主人怀恨在心，把她白白嫁给了武大郎。潘金莲非常漂亮，说话伶俐，作事干练，心灵手巧，敢爱敢恨，是个心直口快的女子。
而武大郎则是身不满五尺的侏儒，而且“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三分像人，七分似鬼”，还是个“三答不回头，四答回身转”的慢性子蠢汉。
潘金莲是大户人家的使女，见过世面，怎么能爱一个“身材短饭，人物猥獕，不会风流”的丑陋侏儒。所以，这是一桩天差地别，强行捏合的以牺牲女性幸福为代价的婚姻。
再看杨雄和潘巧云，从出身看，倒是门当户对，一个行刑刽子手，一个屠户的女儿。潘巧云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从她对裴如海的感情和看法可以了解她所喜欢的男人的标准，那就是温文尔雅、干净利落、会体贴关心人。
然而杨雄却是一个满身刺满了蓝靛花纹的刽子手，又一个月有二十天在牢里值班。潘巧云这位少妇不免留房冷落，所以这也是一个不美满的婚姻。
在作者看来，只要是合法夫妻，不管是如何结合的，不管差距有多大，不管有没有感情，妻子就有义务爱丈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抱着丈夫的神主牌位拜堂成亲，就得爱那块木牌牌。
女人应当以礼驱使自己的情去爱那个本来不爱的丈夫，以礼克制消灭自己的人欲。而三个女人却竟敢不爱合法的丈夫，背离了封建礼教，于是作者就满腔热情地歌颂男人宋江、杨雄，以同情赞美的口吻来写武大。对三个女性恨不得食肉寝皮。
有情而不合法的结合
阎婆惜和宋江显然是不合适的一对，这时却出现了张三。张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比宋江漂亮。张三对阎婆惜“小意儿百依百随，轻怜重惜，卖俏迎奸”，而宋江却不会“装些温柔，说些风话”。
张三比宋江善于体贴，又和卖唱出身的阎婆惜情趣相投，品性接近，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显然，张三对阎婆惜来说，要比宋江合适得多。正当宋江不常到她那里走动的时候，一见张三，无疑雪中送炭，一拍即合。
大户男主人如此报复潘金莲，对她是一种最残命的惩罚、最残忍的精神折磨；合法的婚姻牢牢地捆绑着她，无法摆脱这永远没有尽头看不到希望的痛苦。但是她还年轻，青春的渴望并未成为死灰，于是一些浮荡子弟不免要来招惹。
从她对武松说的“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清河县里住不得，搬来这里”也反映出她“被人欺负”的难言的苦衷。
如果像作者写的那样她是一个生来淫荡的女人，那么为什么一开始不依从有钱有势的主人，反而在结婚以后不安分？开始她并不是一个滥女人，后来这样，完全是逼出来的，是对命运强加于她的残酷精神折磨的变态的复仇，是一种破罐破摔自暴自弃的绝望心理的表现。
武松的出现，又使她青春的追求萌动了。对潘金莲这个禁锢的灵魂来说，对武松产生爱慕心理并不奇怪。阳谷县传遍了打虎英雄的事迹，而不意英雄来到自己家里，见武松既是英雄又是一表人物，心头闪过爱情的渴求，难以责怪。她在武松那里碰钉子之后，遭到了更大的惩治。
武大按照武松所言，早出早归，把潘金莲软禁了。她虽然也争吵过，武大却主意不改。但凡事蓄之愈久，爆发愈速。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关系中，就有着反防范的仇恨心理：你让我守活寡，我偏偏让你戴绿头巾。
西门庆是花柳行中老手，温存体贴，巧言令色，潘金莲从来没让男人这样奉承关怀过，从来没享受过情投意合的滋味，一旦拥有，生生死死，如火山爆发。
一个妙龄少妇，结婚多年，才第一次体验到被爱的幸福，完全沉浸其中，这时很难要求她非常理性地辨别西门庆感情的真伪，在她看来也无须如此。她是真心爱他的，也没希冀西门庆娶她作正室。潘金莲对西门庆是真挚的，我们不能因为潘金莲爱这么一个浮荡子弟西门庆，而斥责她淫荡。
从潘金莲的角度来说，她宁可与西门庆保持这种不合法的关系也比跟武大郎维持着合法关系好上千万倍。即使没有好结果，做鬼也风流，让人爱过一次就够了。和武大郎生活在一起精神的折磨要比死更可怕。
再看看潘巧云和裴如海。裴如海原来是一个绒线铺里的小官人，半路出的家，整天穿戴整齐干净，潘巧云还赞他念经“有这般好声音”。他的僧舍里挂着几幅名人字画，桌上焚一炉妙香。潘巧云非常赞赏说这里“清幽静乐”，他的卧房也“铺设得十分整齐”。
由此看来，裴如海并不是一个洒肉和尚，倒有几分文雅。从潘巧云的赞美中，他把杨雄已经比下去了。也可以看出潘巧云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杨雄是“行刑处刀利如风”的杀人刽子手，一身蓝色花纹，结交的多是市井闲汉，爱的都是弄枪耍棒，哪来的温柔文雅，也不善对女人嘘寒问暖，对妻子多的是气使颐指，又是一个月有二十天不在家住。
潘巧云遇到另一种类型的男人，文雅知礼，干净整洁，善察人意，声音悦耳，软语温柔，突然感到有一番新的境界，自然产生了爱慕之情。
这三对应该说是情投意合的，可是他们不是合法的夫妻。既然不合法，在作者看来，就必须得到残酷的惩治，让她们个个身首异处。
小说怎样将女子推向断头台？
《水浒传》中女人被杀，大都由于对丈夫不忠，除了我们论到的这三个女人外，还有卢俊义的夫人贾氏，也是因为与管家李固通奸谋害亲夫被杀。就连烟花妓女巧奴也因为在恋着安道全时又接待张旺而被张顺杀死。
在作者笔下凡是不能从一而终的女人，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处死。但为了把她们送上断头台，作者确实费了一番心思。
作者在男女（包括夫妻）感情上立了这么一个标准：寡情才是真丈夫，多情就是淫女人。好汉绝不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女人不能要求丈夫整天卿卿我我体贴温存，否则就是好淫，如有婚外情，更是罪不容诛。作者按照这个标准，笔端自然流露出褒贬、喜恶、爱憎，不管合不合情，先看合不合礼。
《水浒传》把宋江和阎婆惜的不和以至阎的被杀责任都推在阎婆惜身上。宋江只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把张三引到家里吃酒。
作者丝毫不责备宋江对阎婆惜的冷漠、不关心、半月十日去一遭。把这种置人情于不顾的做法都美化成不近女色的英雄品格，而相对的，阎婆惜是一个水性杨花的放荡女人。她对宋江不但知恩不报，反而得寸进尺。
在作者看来，“恩”就是“爱”。宋江对阎家有恩，就很自然地应当得到阎婆惜的爱，而且是专一的无条件的爱，忍受一切精神痛苦也要爱。否则，就是忘恩负义。
阎婆惜用招文袋作条件要达到解除与宋江的婚约而与张三结合的目的，宋江同意了。至此就够了，但是这样就无法处死阎婆惜，反而让不贞者得逞。怎么办？
作者又把阎婆惜向前推了一步，让她提出一个使宋江无法做到的无理要求——把信上梁山提到的一百两黄金给她，且寸步不让。阎婆惜坚持最后一条，无异自杀。
而作者所以要这样写，就是为阎婆惜的被杀激化矛盾创造条件，在他看来，阎婆惜既是一个淫妇，自然贪得无厌，利令智昏。作者让她坚持最后一个条件，阎婆惜才更可恨，完全是一个昧良心无廉耻害丈夫的淫妇泼妇，造成了当杀的舆论，罪有应得。不杀阎婆惜不解作者心头之恨，在设计情节时也就顾不得合理不合理了。
潘金莲和武大郎实在是天地悬殊，潘金莲又是大户人家赏赐给武大的，故意在精神上折磨她的。即令她犯了不贞罪，也比阎婆惜更容易被人理解、同情，更何况一个丑丈夫还对她防范得那样严。
所以作者要惩罚潘金莲，置她于死地，就要下更大工夫，就要把潘金莲写得更坏更狠毒。
首先作者一笔抹杀或者不去看潘金莲的精神痛苦，而是着重写她不安分，偷汉子，搞得丈夫在清河县住不下去。其次，把潘金莲写成一个淫妇，见一个爱一个，见武松爱武松，见西门庆爱西门庆，而不去考查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什么精神状态下造成的。
第三，只有以上情况，还不足以杀潘金莲，于是作者让她不但有乱伦思想，而且有乱伦行动，这样就逐渐剥夺了读者对她的同情。但是乱伦的想法没成为事实，作者就让她更进一步——杀夫。
第四，就是竭力以武大郎美好的品性弥补他外形丑陋的缺陷，唤起人们对他的好感，削弱对潘金莲不幸婚姻的同情，衬托潘金莲的狠毒。这样终于完成了处死潘金莲的条件，作者达到了惩治不贞女人的目的。
而潘巧云的被杀是作者写得最不能服人心的。因为她和裴如海通奸并没危及杨雄的生命安全，也没有像阎婆惜对宋江那样对杨雄作威作福，那样冷淡，而且照常小心翼翼地伺候他。潘巧云被杀的原因，就是不贞，再加上诬陷石秀调戏她。这是体现作者的不贞者就应当处死的原则的最典型的例证。
杀女人是为了突出英雄
三个女人被杀，在情节结构上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宋江出逃投奔柴进，武松刺配孟州，杨雄、石秀去梁山。而最主要的是通过杀害三个妇女表现人物。不然的话，就不必那么详细地写情变和杀害的过程。
在作者看来英雄与美人永远是冤家，儿女情长，必然英雄气短。王英好女色，宋江就劝他：“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好生惹人耻笑。”所以要逼安道全上梁山，就必须先杀了他心爱的女人。
宋江半月十日的不去阎婆惜那里一次，武松严厉斥责了潘金莲的挑逗，第一句话就是“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的男子汉”。
杨雄也是一个一个月二十天不在家歇宿的人，卢俊义也是一个“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的人，结果贾氏移情李固。女人成了考验英雄的试金石。
这种把英雄与美女完全对立起来的两性观，完全是“存天理灭人欲”“夫为妻纲”“女人是祸水”的儒家伦理观、道德观、历史观的体现。
武松掏心割头残酷地杀潘金莲，杨雄、石秀割舌剖腹杀潘巧云，并且把五脏六腑分别挂在树上，如此残忍的行为，作者却津津乐道，非常欣赏。
作者认为如此才能表现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疾恶如仇的英雄形象，杀得痛快淋漓，方显英雄本色。宣扬的是武松对武大手足情深，杨雄对石秀义情重如山，正如杨雄指责潘巧云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坏了我兄弟情分”。
作者总是把这种残酷的杀戮作为一种英雄的性格气概来加以赞扬。他以赞赏的口气写李逵劫法场救宋江时，“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乱杀一阵。在江边“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去”。晁盖不让他杀百姓，他不听，“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到了白龙庙，因庙祝没出来接宋江，也被杀死。
武松血溅鸳鸯楼，也是不管什么人，一概杀死，做饭的、养马的、丫环使女无一幸免。张顺在安道全的情人巧奴家也一连杀了四口。
这种良莠不分的杀光行动，固然表现了英雄复仇的痛快淋漓、积怨爆发的宣泄。但同时也损害了英雄形象，让人感到英雄成了没有理性的蛮勇残暴的嗜杀者。
英雄都是爱惜名誉的，绝不容许别人玷污。石秀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精细人，当潘巧云诬陷他调戏她时，杨雄一时轻信上了当。石秀不辩解，为了洗刷自己，还他清白，竟用了四条人命。
在翠屏山潘巧云承认对石秀的诬陷之后，潘巧云乞求石秀救救她。石秀毫不心软，反而撺掇杨雄采取行动。
作者这样写，目的在于表现英雄眼里容不得沙子、好汉如何重视名节，但是在我们看来，用四个人的生命来洗刷一句话的冤枉，未免太过，大大损害了石秀的英雄形象。他倒成了一个只顾个人名誉不惜他人生命的心胸狭窄的利己者。
这样的描写，不免使人们看到：《水浒》英雄们的“替天行道”，在女性世界中体现出来的只是替儒家规范的天理行封建主义之道，至于人性的天然之道，他们既在自身竭力遏制，又对异性极尽排斥、压制、扼杀之能事。纵然不能窒息女性的心灵，也要以消灭她们的肉体以逞他们的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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