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主妇采购背后情感与权力的纠葛

家庭是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所。当我们谈论家庭消费时，总是把它跟享乐、休闲、愉悦、浪漫、轻松等联系在一起的，它与生产劳动被分别塑造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形态：生产劳动是艰辛的工作，家庭消费是生活的享受。然而，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并非所有的消费都是这样的富有浪漫气质和享乐色彩，当我们把消费和劳动看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时，就已高估了消费的享乐性，忽略了消费本身也是一种工作或劳动，也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尤其是像日常采购这样看似普通却又是维持家庭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消费活动，其本身所具有的劳动属性远远超过享乐属性。超市购物时的千挑万选、市场买菜时的精打细算，凡与家庭日常消费有关的，均牵涉到时间的分配和劳动的付出。

在夫妻双方的家务分工中，谁来负责选购孩子的学习生活用品、给家人或亲戚朋友挑选礼物以及家居的装修和维护等事项，都会对其家庭生活幸福感产生影响，长期忽略购物这些琐碎日常消费方面的付出和贡献，必将引起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纠纷。

因此，一切浪漫的东西皆有可能烟消云散。围绕家庭日常消费的决策与劳动过程，已构成一个微观的家庭政治或性别政治问题，其中涉及到夫妻权力协商和情感投入的交错影响。家庭日常消费中的性别不平等是一条十分敏感而又隐蔽的神经，只有从其浪漫伦理中找回“主妇采购”的劳动价值，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本文选取了第三期（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个人问卷数据库，选择“已婚”且与配偶共同居住的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未婚、离婚、丧偶等样本以及其它变量的一些缺失值之后，最终用来分析的样本量为19910份，其中男性为9765人，占49.05%，女性为10145人，占50.95%。

文章将夫妻双方承担消费劳动的情况分为三种最基本的关系类型：第一，支配型消费劳动关系。这是基于特定的夫妻权力模式而展开的消费劳动关系，它使得夫妻其中一方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消费劳动。根据调查问卷中对“夫妻相比较而言，谁在家庭中更有实权”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核心指标，文章把夫妻权力模式分为丈夫更有实权、妻子更有实权、夫妻实权差不多三种类型。

第二，情感型消费劳动关系。这种关系类型主要考虑的是伴侣双方的情感投入在家务劳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情感投入即夫妻之间的亲密程度，文章通过问卷中的一组描述性问题来建构一个量表对其进行测量，量表包括“配偶能倾听您的心事和烦恼”“在重要的事情上配偶会征求您的意见”和“您想做的事一般能得到配偶的支持”三个问题。

第三，情感与权力交互作用的消费劳动关系。这是为了研究在不同夫妻权力模式的家庭中，夫妻情感投入程度对日常采购是否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这三种关系类型，本文分别提出了三组研究假设，并使用上述数据进行检验。

如表一所示，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家庭日常采购是由妻子完成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女性从不承担家庭日常采购的比例极其之低，均不足2%，日常采购全部由女性承担的，均在四分之一左右，大部分由女性承担的也在四成左右；而全部由男性承担的，比例非常低，都没有超过5%，很少承担日常采购的男性，则超过了四成。

进一步从城乡差异来看，在从不承担日常采购的受访者中，城市男性所占比例最高，城市女性比例最小；承担日常采购约一半及以上的受访者中，农村男性比例均高于城市男性；而大部分或全部承担日常采购的城市女性比例也都高于农村女性，从这里可以看出，城市女性承担家庭日常采购的比例是最高的。

从家庭收入分层来看，如表二所示，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女性是日常采购比例最高的群体，承担约一半及以上日常采购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女性累计已达88.55%，均高于低收入阶层的女性和高收入阶层的女性，而且，高收入阶层的女性日常采购（约一半及以上的比例累计为85.77%）也略高于低收入阶层女性（82.98%）。相对而言，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男性日常采购负担是最轻的，其从不或很少承担家庭日常采购的比例均超过一半以上。

接下来，笔者采用定序logit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在支配型消费劳动关系的检验中，研究发现，数据结果与研究假设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受夫妻权力模式支配的消费劳动关系，并非如预设的那样，权力越大就可以承担越少的日常采购任务。笔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消费决策并不等于消费劳动，“谁说了算”并不意味着谁就要来做这个事。家庭日常采购兼具消费和劳动的双重属性，作为一种劳动过程，夫妻之间的权衡或分工可能就此展开。

在情感型劳动关系的检验中，相关研究假设得到支持，即配偶情感投入程度对家庭日常采购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换言之，对男性来说，配偶的情感投入越多，本人承担日常采购的任务就会越少，对女性来说亦是如此。可见，作为消费劳动的日常采购，也是一种情感型的消费劳动关系。

但是，在情感与权力交互作用的消费劳动关系中，文章通过模型中的两个交互项，发现了几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在丈夫更有实权的家庭中，妻子情感投入越多，丈夫承担家庭日常采购的概率就越低；丈夫情感投入越多，妻子承担日常采购的概率也就越高。在妻子更有实权的家庭中，对妻子来说，她的家庭权力状况，并不能显著改变丈夫承担家庭日常采购的概率；而对丈夫来说，通过他所拥有的家庭实权与情感投入的交互影响，不仅可以非常显著地减少自身的劳动负担，而且大大地增加了女性的劳动负担。

千百年来，女性默默无闻地付出，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视为女性对丈夫和家庭的一种心甘情愿、不求回报的情感劳动，而从劳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今天依然广泛存在于家庭之中的消费劳动分工，我们不难看到，表面上浪漫的家庭日常消费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性别不平等，女性一直以来被父权制传统中的亲密情感所绑架，而陷入了无休止的消费劳动泥潭之中。本文的结论，展现了在情感的包裹下，夫妻权力的微观运作逻辑。

结合上面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已更清晰地认识到，家庭作为日常消费的一个基本单位，并非是完全经济理性的，而更多地是与夫妻的情感和权力有关，或者说在家庭消费中，不是谁的收入更高或者教育程度更高，就是谁说了算，其中牵涉到的是夫妻双方复杂的情感与权力的纠葛，过于强调把“主妇采购”视为女性心甘情愿的情感付出，会掩盖日常消费背后的性别不平等。

当代中国家庭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迁，已婚妇女的就业率越来越高，相伴而来的是女性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强，同时，家庭消费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似乎预示着女性有更好的能力和条件，可以从繁琐的家庭消费劳动中解放出来，投身在自己的事业中，进而提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然而，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在消费社会的逻辑中，消费只是女性的一个神话，当我们从劳动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日常消费时，可以发现，消费能力的提高并没有真正使女性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类似“影子工作”的消费劳动更不是一种浪漫化的闲暇活动，相反，家庭消费劳动借情感之名，很大程度上掩盖甚至固化了性别不平等。

本文之所以只选择了家务劳动中的“家庭日常采购”一项内容作为分析对象，正是因为它兼具了消费和劳动的双重属性，可以让我们从消费的浪漫伦理之中，找回劳动的价值差异，进而窥探情感与权力相互交织的可爱与可恨之处，由此对购物文化背后的性别不平等进行深刻反思。

当然，消费的内涵远比本研究结果所呈现的更加复杂，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她们与消费的关系更加多元化和个体化，消费不会是纯粹的享乐或纯粹的负担，而是亦可以作为自我认同或自我赋权的工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性别权力结构的平等化有着积极意义。从这一点来看，本研究对情感和权力的分析还是一个未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