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机关刊物《群众》史话
《群众》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于1937年12月11日在武汉创刊，它比《新华日报》的出版，还早1个多月。在这1个多月中，《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集中力量办这个刊物，到《新华日报》出版以后，编辑部指定几名骨干专门负责《群众》的编辑工作。
《群众》出版的初期，正是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从上海、南京步步败退下来的时候，为了应付事变，来不及对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进行压制，因此《群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不少有关推动群众运动的文章。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1938年7月，国民党不但宣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而且解散了武汉的许多救亡组织。《新华日报》同《群众》的出版发行也遇到了相应的困难。
在保卫大武汉期间，因为种种原因，《群众》停刊了半年之久，到1938年12月，才在重庆出版。1939年5月初，日机连续几天轰炸重庆，遇难同胞的尸体横躺在马路上，白天静悄悄地像一座死城。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强迫《新华日报》参加重庆各报的“联合版”。报馆的编辑部和印刷部都搬到磁器口的高峰寺，《群众》也在高峰寺的民房里编辑，《新华日报》的时论、专论均在《群众》上发表。在“联合版”时期，《群众》担负起了党报的任务。
从1937年12月到1946年6月的8年间，《群众》和《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的高压下，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刊物的迫害，大体有这几个办法：一是检扣稿子。每一期送去检查的稿件，总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文章被扣留，而这些被扣留的文章，都是稿件的主要部分，主要的文稿扣留以后，往往弄得“四肢不全”。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就需要多准备一些稿子。二是删改文章。在删节以后，不管文字通不通，总是把相差很远的下段同上段连接。当时对付的办法是把被删的地方，开“天窗”留出空白，让读者知道。三是迫害读者。凡订有《新华日报》和《群众》的人员，都成了特务盯梢的对象。这些蛮横、无耻的做法，给出版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是，党刊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抗战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坚持团结、坚持“全面抗战”的道路；另一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片面抗战”并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妥协投降的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群众》和《新华日报》，有责任揭穿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和压制民主的反动性，更有责任向国统区人民宣传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成就。但直接批判国民党压制民主、妥协投降的文章，必然会被扣留，宣传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文章，也经常受到责难，但还有一部分是获得通过的。这一时期，《群众》和《新华日报》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对国统区的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4年，重庆曾有一些民主人士和记者到延安访问，回来之后写了文章和小册子，宣传边区建设的成就，证实了《新华日报》和《群众》介绍内容的正确。
1941年夏，希特勒背信弃义进攻苏联，当时有人看到纳粹德国深入苏联国境，很为苏联担心。国民党中有人利用国际事变，散布失败主义，为妥协投降准备舆论。这一时期，《群众》配合《新华日报》，系统分析了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趋势和前途，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942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在延安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抗战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是不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就不断地登载这方面的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整风运动的文章，借以教育党员同志和宣传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不但在党内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党外朋友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进步的民主人士也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学习和研究整风文件。
1946年“旧政协”闭幕以后，为了对东南各省进行宣传，党在上海出版了《群众》周刊，担负起了党报的战斗任务，用各种方式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同时宣传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1947年2月，国民党断绝了国内和谈的一线希望，查封了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并强迫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他工作人员离开南京和上海。为此，在上海出版的《群众》，也就被迫停刊了。
解放战争开始后，为了向海外和国统区人民继续进行宣传，党又在香港出版了《群众》。这一时期，《群众》在香港集中火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面崩溃。香港出版的《群众》不但风行海外，而且大量地秘密运到国统区。在上海、在南京，《群众》像一股地下火种配合着解放战争，给国统区苦难的人民带来光和热。到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基本取得胜利的时候，在国统区和香港艰苦奋斗了12年之久的党刊——《群众》，也就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