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星星”，其实每个时代都有。

只不过，我这一代人数的“星星”，不在舞台上，而在墨香中。他们的名字，叫编辑，或记者。

《开封日报》的老编辑、老记者，我大多能叫得出名字，有的还能说出其代表作——因为他们曾是我心中最亮的星。

我曾寻“星”上门。那是1992年的春天，我临近高中毕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很想提前到报社体验一下记者的滋味。因为当时隐约觉得，如果我只读每个人都在读的书，走每个人都在走的路，那我就只能想到每个人都能想到的事，做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

不过，开封日报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便以报纸上“组版编辑”的名字为指引，径直找到了陈卫编辑。他个头高，微微胖，笑着问我：大几了？我答：高三快毕业了。哦，他顿了一下，又问：介绍信呢？我说：没有。他若有所思，说：那住处呢？我低声回：也没有……但我很想实习！

呵，真是意外——陈卫老师居然接收了我这个“三无人员”，同意我在“星期刊”实习，晚上可悄悄睡在办公室。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高中生来实习，但我清楚，在那个年代，我是唯一、“破天荒”。我也不了解此后是否有学生在办公室睡过，但我牢牢记得，那里曾是我的“安乐窝”。现在想想，这需要报社、编辑多大的勇气啊，扶持新人在这里真不是口号，而是行动。

最难忘的，是陈卫老师鼓励我在写作上创新。有一次，他带我去采访一个慰问演出。回来后，我照例写了条消息交给他。他退了回来，说：你能不能写一篇“现场特写”？这样更能表情达意……于是，我写出了人生第一篇像样的新闻作品，刊发在1992年8月9日《开封日报》的头版。而他，悄悄删掉了“记者陈卫”的字样，只保留了我一个人的署名。这就是授人以渔的“师者”，这就是冰魂雪魄，这就是清风峻节。后来，陈卫老师英年早逝，我听闻后泪眼滂沱。

1996年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南方，在羊城晚报工作。老实说，因为一直在一线奋战，忙得屁股上冒烟儿，我并没有给家乡的《开封日报》写过多少稿。但这份情谊不但不曾弱减，反而与日俱增——由我身份的变化或可一窥：此时我已由当年的“实习生”荣升为“召集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当有《开封日报》的同志到广州出差，不管我之前是否认识，也无论通过什么渠道介绍，只要找到我，我就会召集三个“特殊”的人来一起聚聚。这三个人是高琏珩老师、赵晓苏老师和陈宝平老师，都是从《开封日报》走出来的广东媒体人。

每一次聚会，聊的都是“家常”——开封日报的过往和传奇，包括李允久的诗、金聚泰的散文、陈剑平的人物通讯，以及某个灌篮高手、乒乓奇才、美食达人；每一次聚会，聊得又都很深入——“开封日报办的《通讯员报》要是没停刊会怎样”“经济日报的名篇《开封何时能‘开封’》影响深远，开封日报当时的监督报道也值得研究”“开封日报究竟培养了多少文化名人”……有一次聊到开心处，深深感染了开封日报的齐遂林先生，他临风把酒，当场赋诗一首。我在想，大家和《开封日报》其实已无直接工作关系，可为什么会常聊常新、越聊越亲呢？原因只有一个：它早已超越一张纸的束狭，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近几年，互联网惊涛拍岸，传统媒体如牛负重。我因身处改革开放前沿，所在单位又转型较早，好像有那么一点经验。开封日报的老师们竟纡尊降贵，视我为“顾问”。和宝杰社长、刘会敏社长、屈艳枝总编等，都曾南下考察，和我一起刮摩淬励。我也曾应邀回到报社，与老师们询谋谘度。其实，我能提供多少借鉴呢？开封日报的很多做法本身已很超前，比如集团西迁、媒体融合、经营创新等。特别是在构建全新传播格局、提升重大事件引导力、创新产业盈利模式这三方面，《开封日报》已经走在全国地市报的前列。但他们依然虚怀若谷、执经叩问，依然矜矜业业、丁一卯二……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说过，“如果你拒绝进行不断的小升级，那么积累起来的变化会最终变成一项巨大的障碍，大到足以带来创伤级别的干扰”。我想，《开封日报》对这个问题一定有过深入的思考、艰难的选择。我也在想，奋进，不停地奋进，应该就是报社之魂吧。由是，更确信：报人巍巍荡荡，报社必九转功成。

由实习生而“召集人”，由“召集人”而“顾问”，变的是角色，不变的是初心——愿《开封日报》真“开封”，《开封日报》更“开封”！此心在，便不曾远去，便总会相遇！

（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羊城晚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