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人如何在家养老？ 有个上海方案不妨一看

像点菜一样，“青凤方案”通过服务社的中介功能从供应商处挑选所需居家养老服务。如今，它已经推广至静安寺11个社区，年均服务人次80余万人次。在老龄化社会研究专家看来，“青凤”尊重市场的调节能力，合理配置资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家四口的年龄总和超过300岁——在上海老人张信孚家，应对老龄化是一场与时间的长期战斗。

上海静安区长乐路某栋6楼，93岁的老人张信孚因瘫痪卧床多年。照料他起居的是91岁的有先天残疾的老伴沃雪香。两位女儿远嫁浦东，均已过六旬，仍坚持每天往来数十公里照顾父母。

现实的困境是，两位老人每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无力雇佣保姆。女儿不在身边时，“即使是帮他翻个身，我都是翻不动的”，沃雪香感叹。

这个家庭的遭遇并非个案。数据显示，目前上海静安区已经有36.4%的人口已经步入老龄化；2017年，整个上海市的老龄人口也已经占到总人口数量的33.2%。

与此对应的是，在中心城区，高昂的地价已经无法满足养老机构的土地需求，养老院一床难求。

供需失衡的背景下，众多机构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对于张信孚、沃雪香一家而言，上海民间非盈利组织“上海静安区青凤老年生活护理服务社”（以下简称“青凤”）的居家养老服务，既贴近他们的经济能力，同时也能缓解当前的压力。

所谓“青凤方案”，即通过服务社的中介功能，像点菜一样，从供应商处挑选所需居家养老服务。如今，“青凤方案”已经推广至静安寺11个社区，年均服务人次80余万人次。在老龄化社会研究专家看来，“青凤”尊重市场的调节能力，合理配置资源。

2018年4月15日下午3点，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愚谷村的办公室内，67岁的青凤服务社负责人方佩儿正与工作人员就“长护险”的细节进行仔细研究。讨论间隙，她还接待了几位前来办事咨询的老人。而在当天上午，她刚刚组织一批老人参加了静安寺派发素面的公益活动。隔日，她还需要接待从江西远道而来的观摩团。

“马不停蹄。”她说，这样近乎无休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特别是刚落地的“长护险”，成了她这一年工作的重点。

她以张信孚、沃雪香家的情况为例来谈自己的工作内容：由于张信孚因瘫痪卧床，家人在护理他时，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褥疮。养老护理机构“一床难求”，老年人们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居住环境养老，加之高龄失能老人又最为特殊，种种因素导致目前高龄失能老人居家养老面临较大困境。“青凤”于2014年推出专业上门护理服务，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整理床单、头面部清洁、口腔护理、会阴护理、协助进食等17项生活护理项目，以及生命体征检测、导尿、鼻饲等13项卫生护理项目。

专业上门的医护人员让张信孚一家得到了喘息机会。这位93岁的老人的健康状况也在专业人员的护理之下趋于好转。

方佩儿介绍，因为这项服务旨在帮助行动不便老人解决居家养老的疑难问题，减轻家属看护负担，因此得名“喘息服务”。而刚落地的“长护险”——这项年100小时的免费公益项目，可以与社保账户挂钩，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老人，按评估等级享受每周3、5、7小时，最高可达300多小时，且报销比例高达90%。

方佩儿表示，“喘息服务还只是青凤服务社的服务清单中的一种。”

据介绍，“青凤”于1999年由社会公益人士徐青凤在上海市静安寺街道办的支持下成立，专门研究和解决社区养老问题，并命名为 “青凤老年生活护理服务社”，最初以在社区驻点，提供老人的上门服务为主，后移址到愚谷村。

上海市中心寸土寸金，青凤旗下的乐龄站点是愚谷村社区老年居民难得的社区养老点。摄影：杨舒鸿吉

“青凤”筑巢愚谷村，在当时，既是为了救火，又带有实验性质。

静安寺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王昆告诉界面新闻：“愚谷村共有建筑127幢，竣工于1934年，是典型的上海里弄，也是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600户社区居民中，9成是老年人。”

不仅老龄人口基数大，愚谷村的建筑基本维持了砖木结构的原始形态，养老设施落后，至今仍有多户共用厨房、厕所。“这样的居住环境，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非常不利。因此，青凤选择在愚谷村这样的极端条件下，探索居家养老的方案。”

2006年，“青凤”交接到有多年政企工作经验的方佩儿手中。

“做老年人的服务，就应该先了解老年人的需求。”方佩儿解释。在接受服务社后，她率领服务社成员，印制了一份涵盖6大类共88项的调查问卷，在全小区260余住户家中一一进行上门调研。

方佩儿在资料夹中翻出了一份当年上门调研时的问卷。问卷中不仅涵盖了个人基本信息，还细致地记录了老人的足码、房屋走向、有无电扇及衣物等情况。

方佩儿回忆：“遇上一户老人，家中每年都能接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其中，电风扇就有6个，但是老人在夏季仍有避暑问题。因为老人担心电费问题，不敢使用，也就因此搁置，到了酷暑季节，她还是靠扇子扇风。”

方佩儿明白：“养老服务就是要切中老年人的生存需要的痛点，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

在最终收回的问卷中，方佩儿梳理发现，用餐是老年人的关心的头等问题。为了解决老年人的用餐问题，服务社曾想自行兴建食堂，但是很快被否决。“一来是兴建厨房需要额外的场地，工作站并不能满足此条件，同时提供餐饮服务需要向政府申领餐饮行业的执照，管理和运营成本极大。“

方佩儿构思，何不通过邀请第三方企业来为老人提供服务？最终，通过街道的牵线搭桥，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成为了爱心餐供应商。

5元钱的一顿饭，很快吸引了更多老人前来参与。目前，青凤服务社对接的多家后援单位，为7家站点内的老人提供每年40万份养老用餐，并提供配餐上门服务，全年无休。

也正是用餐问题的解决，方佩儿意识到，“青凤”的定位是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寻找后援单位来提供对应的服务：“青凤”不当供应商，要当“中介”。

在青凤服务社提供的服务列表中，界面新闻记者发现共有生活照料、医疗健康、文化娱乐、安全保障、精神慰藉共6大类，共计60多项的服务。80多家的供应商提供无偿、低廉、便捷的专业服务。

现如今，“青凤”能够年均服务80万人次。一家机构能够撑起如此体量的市场，原因为何？

上海静安区民政局透露，截至2017年底，全区户籍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34.21万人，占总人口数的36.4%，高出全市3.2个百分点；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17.4%，高出全市0.7个百分点。与此对应的是，全区共有养老机构37家、长者照护之家8家，共计养老床位6098张。全区共建成15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22家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64家老年人社区助餐服务点和助老服务站，215个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数据显示，床位和老龄的比例为1.7%，也就意味着98.3%的老人需要在社区养老或者居家养老。这一数据，与今年5月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邵博士在“上海论坛2018”上发表的“我国9成老人需要居家养老”的论断不谋而合。

吴玉邵认为，目前我国基本的养老模式格局为“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的老人社区养老、3%的老人机构养老。”他指出，新修订的《老年法》里面同样把老年人养老由家庭改为居家养老为基础，“但社会各界误解以为改为居家养老为基础就不要家庭养老，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新概念的居家养老实际上是包含了家庭养老。居家养老其实是传统的家庭养老加现在的社会保障和社区服务，更重要的是要制订家庭养老的支持政策，比如说就近居住、照料假、喘息制度、家庭成员护理等。”吴玉邵强调。

在静安区，上海民政方面同样意识到建设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是疏通城市中心城区机构养老资源匮乏的必由之路。

静安区民政局向界面新闻透露，近年，上海静安在区层面，曾实施“老伙伴”计划，低龄老人为高龄独居老人服务，“为低保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居室适老改造服务”，提供住房安全性和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实施 “老年乐园”项目，整合社区资源，激发和拓展老年活动室的服务功能；开展失能老人关爱项目，提高社区内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帮助失能老人家庭增强照护专业技能；在彭浦新村、临汾路街道试点开展爬楼机服务项目，解决悬空老人难下楼问题；在共和新路、芷江西路、彭浦新村和临汾路街道实施社区困境老人援助计划—“暖阳相伴”项目，为失独，中、重度失能，近三年患有大重病、家庭遭遇突发事件的60岁以上老人或家属提供服务。

同时，各街镇依托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乐龄家园助老服务站、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广泛开展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行，助办，相谈，助急，助学，助乐等“十助”服务；各街镇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开展了各具特色的为老服务项目，部分项目已逐步品牌化和系列化。如南京西路街道的独居老人“守望相助”项目，构建了独居老人看护联络机制；宝山路街道的“银手杖”项目，关爱社区空巢老人；共和新路街道 “银发盾牌”项目，为老人提供法律支援服务。芷江西路街道“失能帮帮团”项目，为社区失能家庭提供有效支持；彭浦新村街道的“惠智驿站”项目，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居家养老问题；彭浦新村街道“情暖空巢”项目，为没有纳入政府养老服务补贴的80周岁以上的空巢老人提供一对一服务。

静安区民政局告诉界面新闻，这些服务均是按照“政府扶持、社会支持、市场运作、实体管理”的运作模式，以有偿、低偿和无偿服务相结合的形式。

政府协调，市场参与的格局，已经是上海应对老龄化进程的整体思路。“青凤”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居家养老服务，正是基于于此进行的居家养老服务探索之一。

在民政部门看来，将社区养老服务托管给民间非盈利组织的试水之举，现在确实有效果，“ ‘青凤’方案解决了居家养老服务现状中存在的服务人员数量不足、专业不精、流水严重的矛盾，提升了服务能力，扩大了受惠老人覆盖面。”一名工作人员说。

方佩儿对“青凤”的可持续发展仍有担忧。

作为接受政府资金的民间组织，“青凤”如今要接受平均每月一次的政府审计监督。摄影：杨舒鸿吉

她告诉界面新闻，年均80多万人次的服务费用，都是全额转向供应商，“服务社未截流一分钱，所有交易都凭证可查”。而服务社的全部运营资金，则来自于民政部门及街道政府的拨款，并接受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督。

记者从服务社提供的一份由上海市民政局于2010年下发的《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静安区为老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和<静安区高龄独居老人为老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通知》中发现，民政部门对于“青凤”旗下站点，每年补贴是4-8万元；对于合格的老年日间服务照料中心的补贴是6-10万元。

最终，青凤服务社下的单个站点获得了静安区政府的补贴数为每年16万元。7个站点每年获得的补贴共计112万元。

这已是政策允许范围之后，主管部门能为“青凤”做出的“顶格”支援。

方佩儿说，看似庞大的数字，但是7个站点内的40名成员，及数百人的护理、配餐团队来说，这些钱只够开支。这40名服务社成员，服务社按照上海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来为他们发放薪水，为每月2300元。由于护理服务的职工基本来自外地和农村，所以在社保方面，也遵循了他们的意愿，基本缴纳3险。”方佩儿言及于此，颇有些愧疚。

如今，“青凤”一面尽量缩小自身运营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服务社对服务价格仍努力突破，寻找下行空间，并寻求公益资金的支持。王昆说，比如用餐服务为例，如今服务社提供的标准配餐价格已经升至12.5元每客。但是老人自行支付的仅为10元。2.5元的差价则是有区、街道两级财政拨款。除此之外，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和静安区分会也向服务社伸以援手，用作改善居家看护服务。

除了钱，“青凤”服务社的难题还在于人事。

方佩儿告诉界面新闻，目前人才断档是青凤服务社最棘手的问题。40名员工中，仅一名80后，其余都是70年以前出生的，而绝大多数成员“已经或者即将步入老年层次”。

这位服务社内唯一的“80后”吴琪璐让方佩儿既暖心又揪心。吴琪璐从上海市商学院毕业，2009年，他与其他几位大学生一道，接受静安寺街道办的安排，进入“青凤”实习。

一次，服务社照顾的一位孤寡女性老人在家中过世。由于老人没有子女，小吴自告奋勇，为老人入殓，并送了老人最后一程。这一幕让方佩儿“看到了当代青年对于为老服务的热忱”。也正是为老服务充满挑战性，同期进入青凤服务社实习的大学生中，最终只有他一人留下。

方佩儿说，为了能尽量挽留他，服务社将他申报为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编制，获得了额外的2000多元补贴。但即便如此，他每月的收入也才勉强超过5000元——2017年上海全市的平均工资是7132元。

“青凤”的困窘还只是中国基层养老的缩影之一。吴玉邵博士认为，目前我国的老龄基础薄弱，一个是老龄的政策理论的研究滞后，统计和数据滞后，“缺少动态的、准确的、权威的数据，以及评估标准、规范，我国养老专业化的组织也发展滞后。”

吴玉邵认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因为经济发展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途径；其次，是政府部门应当有一个全方位的应对的规划，并构建政策的体系；其次是进一步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责任边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全民行动的大格局；并正确处理居家社区和机构的关系，注重融合发展，发挥整体的效益；并要着力宜居环境建设，保障老年人在社区生活独立能力和社会能力。“在国情教育方面，仍需要党政干部加强对老龄化的认知，提高认识，将老龄化的政策融入各式各样的政策当中，并提升社会成员敬老孝老的认知。”他说。（来源：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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