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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至10月，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刚刚成立的中共巴县县委的领导机关三次遭到以刘湘为首的军阀政权的严重破坏，数十名党团干部先后被逮捕、杀害，是中共重庆地方党史上的悲壮一页。

3月9日，正在重庆城区兴隆巷8号举行的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被警察包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等不幸被捕后慷慨就义。建立仅一月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正欲成立的巴县县委被破坏，史称“兴隆巷事件”。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机关旧址——重庆城区大梁子兴隆巷8号。

兴隆巷事件后，中共四川省委任命喻克由为县委书记，重组巴县县委。3月28日，喻克由回家探亲时被捕，刚建立不到半个月的中共巴县县委又遭到破坏。

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再次建立巴县县委。当年10月1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在重庆城区大搜捕，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巴县县委书记王松樵、团县委书记池望秋等数十名党团干部先后被捕，中共巴县县委第三次遭到破坏。

但是，刚毅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其间，党在重庆地区的地下组织又多次遭破坏，到1935年春夏，几乎被破坏殆尽。直到1936年6月漆鲁鱼等人成立重庆救国会，又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8年4月3日，朝天门沙嘴刑场，9名青年高呼口号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当时的报纸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行刑号声一响，凄恻声中，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即傅烈）者上。贺年廿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面作微哂状……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这9人是当时中共在四川和重庆的领导成员，包括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等，他们都因为兴隆巷事件而殉难。”7月13日，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对记者说。

巡警“收捐” 意外引发灾难

7月的重庆，骄阳似火。

尽管不是休息日，但解放碑商圈依然人流如织，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前不时有外地游客匆匆而过。记者在查询对比了民国时期的重庆地图，又咨询渝中区文管所工作人员后确认，如今这座大型商场的位置大致就是以前的兴隆巷，重庆党史上著名的兴隆巷事件便发生于此。

▲因为城区改造，渝中区大梁子的兴隆巷8号已变成新华路210号居民区。

时光回到1928年3月9日，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准备在兴隆巷8号的灰色小楼里举行。

下午2点，前来主持会议的傅烈刚走进房内，喝了口水，正准备说话，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有人在外面大声地喊道：“收捐！收捐！”屋里的人相互看了看，都没有出声。

原来，当天三个巡警上门来收“公巡捐”，在楼下没见到人，便上楼来催缴钱款。当他们看到一屋子的年轻人围坐在桌边时，便以为是在聚众赌博，马上堵住门口大喊：“抓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警察前来。

就在屋内一片混乱时，傅烈从凳子上站起来，示意大家冷静，并开始与警察理论。但当其中一名警察从屋内搜出一个袋子时，傅烈、周贡植等人的脸色都为之一变……

“警察搜出的文件就是党组织的名册、文件及传单。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让中共四川省委和正欲举行成立大会的巴县县委遭到严重破坏。”黎余说。

傅烈入川重建地下党组织

事实上，兴隆巷事件发生时，距中共四川省委成立也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927年，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领导人杨闇公、冉钧等不幸殉难，幸存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也大量转移，中共组织在重庆地区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当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指派骨干成员到四川重建组织。不久，受党中央派遣的傅烈、周贡植等，联络动员了一批散落在武汉、宜昌一带的川籍共产党员返回四川，重建党组织。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傅烈。

在傅烈、周贡植等人的努力下，重庆的革命工作慢慢复苏。1928年2月10日，傅烈等人在周贡植家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这场为期6天的会议上，除了宣告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外，大会还根据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由傅烈起草的《四川省暴动行动大纲》，研究和讨论了全省利用春荒举行暴动等问题。周贡植也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组织局主任。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

经过紧张的筹备，傅烈在3月初以“渝一组织”的名义发出通知：“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并指定你为县委XXX（职务），定于3月9日在话语楼8号（即兴隆巷8号）开成立大会，希按时出席。”

但谁也没想到，成立大会还没正式开始，兴隆巷事件就给中共在四川和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带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宁死不屈9名烈士英勇就义

“长官，我说过多少次了，我叫贺泽，是名广东的商人，并不是你们要找的傅烈。”1928年3月10日，重庆卫戍司令部内，得知抓到中共“大鱼”，时任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亲自审讯傅烈，而伤痕累累的傅烈却一直用粤语坚持着这样的说辞。

“在被捕之后，傅烈在狱中坚贞不屈，受尽了敌人的酷刑。”黎余介绍，敌人先用煤油灌进傅烈嘴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姆指把他吊起来打，姆指关节折断了，又上夹板继续吊打。尽管数次被敌人折磨得昏死过去，但傅烈仍咬紧牙关。当敌人逼问他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

在狱中，傅烈依然惦记着党和同志，曾两次通过探监的地下党员送信给组织，告知需要转移的材料存放的地点，以及对重建党组织的建议。同时，他还写了两封家信。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若干年后，你一定理解（我）的。”而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的信中，他说：“你是知道我怎样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兴隆巷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傅烈、周贡植等9名烈士英勇就义。

而对于重庆的地下党组织来说，磨难这时候才刚刚开始，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地下党组织又多次遭到敌人破坏，到1935年时，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但革命的火种在巴渝大地从未熄灭，1936年6月漆鲁鱼等人成立重庆救国会，又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