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一批革命先驱活跃于重庆，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1920年3月12日，一群进步青年在重庆成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
这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成立时间最早，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重庆青年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组织。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一份俄文本《重庆报告》印证了这一史实。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译稿)。中央档案馆藏 张华州 摄
“在一九二O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
1920年，四位有志青年一笔一划给当时正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写下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郑重地写下了这句话。
这份报告，就是至今存于中央档案馆、印证了一群进步青年在重庆率先于全国成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重庆报告》。
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建立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重庆报告》全文共3027个字，包括七个部分：一、四川的最近历史；二、我们组织的任务；三、我们组织的历史；四、我们组织的机构；五、成员人数；六、运动；七、我们组织的发展。报告反映了重庆的革命先驱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大潮中、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足迹。
报告没有署名，只是说“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可知作者为四人。
这四位有识之士并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在几十年之后，重庆，作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之一”的结论，最终被印证。
根据《重庆报告》的描述，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
这意味着，在僻处西南的重庆，当时建立了一个比北京、上海、广东等中共早期组织还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并且，其信仰、近期目标、组织规模、组织机构和分布范围都十分具体而全面。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蓉表示，这是中国迄今所见到的不仅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而且是成立时间最早的一个。
《重庆报告》称：“我们的组织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的。他们起初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在这里聚集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我们小组的组员一直与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因而又影响了某些大学生……再加上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罢工（这种罢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会改组为更有权威的组织。”
该组织有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都建立了支部。
这份珍贵的报告从何而来
那么，这份珍贵的报告是怎么被发现的？
周勇介绍，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
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文献，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令人欣喜的是，与中共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卷档案的写作时间均在1921年前后，但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机关。
周勇称，这些档案虽不是中文原件，但这已经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几份俄译稿是迄今保存于世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档案。
为什么把总组织设在重庆
《重庆报告》显示，当时四川省共有5个共产主义组织，分别分布在成都、叙府（宜宾）、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而重庆是这个组织“总的组织”“正式组织”。
至于为什么选择在重庆设立总组织，《重庆报告》称：“四川位于长江上游，重庆是西南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组织才设在重庆。”
《重庆报告》介绍：“重庆是一个商埠，那里的大多数工人是在丝厂、毛加工作坊和造船厂做工……我们组织的成员通过同大学生和工人谈话，以及向他们散发各种小册子，经常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如何救国救民，这便是共产主义思想在四川省重庆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的土壤和重要历史背景。”李蓉在《<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再研究》一文中称。
几十年中，学界对北京、广州的报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关于《重庆报告》，虽有学者对它有所研究，却鲜有突破。2003年，周勇担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强烈的责任心促使他尝试触碰这个难题。
2010年12月23日，周勇在中央档案馆亲眼见到了《重庆报告》俄文原件和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手稿（复印件）。更意外的是，中央档案馆同志告诉他，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这份《重庆报告》俄译件，就是曾经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馆、后来移交给中国的原件，这意味着这就是世上仅存的《重庆报告》版本。
对于这一重大发现，2011年2月20日，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起，约请在京的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就《重庆报告》进行专题研讨。
2011年7月27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钱陵 摄
2011年7月，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杂志社、《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等联合举办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11个省区市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齐聚重庆。
专家们从中共一大档案的真实性、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组织架构等方面论证后认为，《重庆报告》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确实存在。
《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在《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一文中表示，报告提出的若干思想，至今读起来仍令人肃然起敬，由衷地为之折服。这份报告不仅史料价值极高，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和早期组织史的珍贵史料。
“《重庆报告》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即使在偏僻的西南，即使关山阻隔，只要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共产党就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大地。”周勇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是重庆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更反映了重庆人民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勇立潮头的卓越表现。
聚集了陈毅萧楚女漆南薰罗世文杨闇公等革命者
《新蜀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渝传播的阵地
位于渝中区下半城的白象街88号，是当年《新蜀报》的创办地。记者 熊明 摄
渝中区下半城，白象街88号，一栋综合大楼高耸入云。如果不是一旁的文化墙上写着“《新蜀报》也在此创办”的字样，恐怕来来往往的人们不会知道。上世纪20年代初，在这条各国洋行林立的金融街上，曾有一份重要的报纸在此办公，这份名叫《新蜀报》的报纸，是当时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
重庆的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新蜀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毅曾任《新蜀报》主笔
时间回溯到1921年2月1日。
这一天，由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陈愚生担任首任社长、刘泗英任总编辑的《新蜀报》诞生了。
《新蜀报》一版。 重庆图书馆供图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蔡斐介绍，《新蜀报》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坚持每日出报，注意新闻的来源和言论。当时重庆的几家报纸都没有社论，唯独《新蜀报》坚持每天都有一篇。每逢重大纪念日，不仅要发表社论，还要出专刊。
继任总编辑周钦岳还邀请挚友陈毅担任《新蜀报》的主笔。彼时，年轻的陈毅刚留法归国，迁居白象街后，他以犀利的笔法，尖锐抨击军阀混战的恶行，在《新蜀报》上发表了诸多思想激进的诗文，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追捧和喜爱。在1923年-1926年的三年间，无论在四川还是去北京，陈毅都一直寄稿件给周钦岳，除时评外，还有短篇小说、白话诗和杂作等共10万字。
“第一大功臣”与“有声有色的报人”
1923年6月，被誉为“四川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的萧楚女（1891-1927）从万县来到重庆，担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同时兼任《新蜀报》主笔。
蔡斐介绍，萧楚女撰写了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等文章。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并积极反映工农和市民生活的疾苦，文章不仅受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追捧，不少市民也喜欢阅读，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萧楚女的文章“字夹风雷，声成金石”。
1924年11月19日，重庆发生日本商船“德阳丸”残杀海关人员事件，激起重庆人民极大愤慨。萧楚女分别以“匪石”“寸铁”为笔名，在《新蜀报》上发表短评：“中国外交失败，一半固然是由于国弱，一半必是由于当事官吏甘心媚外。这一层，我们每个读者——每个爱国的国民，都请牢牢防着！”
11月27日，重庆团地委发起的国民大会在夫子池召开。近10点时，萧楚女赶到会场，散发他连夜赶写赶印的号外《新蜀报对“德阳丸”案听见的疑点》，对官方的两件通函提出了16点质疑，让迷雾一扫而光。
萧楚女在《新蜀报》期间，充分利用这一阵地，撰写100多万字反帝反封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5年春，他被迫离开后，报社又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担任主笔。
1933年的“新蜀报四千号”发行纪念册，称萧楚女为《新蜀报》“第一大功臣”。
漆南薰（1892—1927），江津人，1915年留学日本，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受教于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在其影响熏陶下，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漆南薰在1925年写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专著《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他在书序中公开声明，此书系采用马克思派学理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郭沫若得到此书手稿后，手不释卷，“读了一昼夜，一口气便读完了。”
1926年初，漆南薰回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在返川途中，他看到的是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军阀把四川变成了“军械的世界，鸦片的世界”，使他伤心惨目，更激起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无比愤恨。
在《新蜀报》工作期间，漆南薰几乎每天都为该报写一至二篇非常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社论或时评，热情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的笔触，揭露、痛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的种种罪行，被誉为继萧楚女之后的一位“有声有色的报人”。1927年，漆南薰在“三三一”惨案中壮烈牺牲。
革命先驱在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引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和反对，也与林林总总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当时，无政府主义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影响较深。据史料记载，《人声》社就是重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主张以推翻政府的方式来剥夺资本家阶级，实行无政府的人民自治。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所难免，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他们利用发文章、做演讲等方式，结合中国现实，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进行批判，使不少青年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同时，罗世文、杨闇公、童庸生等也纷纷撰写文章在《新蜀报》上发表，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新蜀报》同仁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用报人微薄之力，在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先驱者们的不断努力，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得到了广泛传播，吸引了大批青年，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1935年以后，《新蜀报》被国民党政府强制收编。1949年，《新蜀报》停刊。
来源：重庆日报
编辑：兰世秋 黄琪奥
审核：吴国红
同茂大道416号是《重庆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关注文化热点、挖掘巴渝文脉、汇集展演信息、弘扬城市精神，欢迎踊跃提供线索，转载请获取授权。
联系方式：kjwtzx@163.com
邮件标题请标明“同茂大道416号”
by.同茂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