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济南11月11日消息，100年前的“双十一”，一份停战协定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福煦车厢里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鲜为人知的是，在硝烟散去的西线战场上，仍有约14万中国劳工继续留下清理战场、掩埋尸骨，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连日来，当年“华工军团”的后裔们来到先辈曾经奋战过的欧洲，与当地官员、军人、民众、华人华侨一起拜谒华工墓地，纪念那一段值得铭刻的历史，告慰那些文明的使者、无畏的勇士，为他们伟大的功绩正名。

迟到的纪念

号角深沉，士兵敬礼，众人默哀。60岁的程玲和57岁的马京东一起将“CLC（Chinese Labour Corps,中国劳工军团）”字母形状的白色花圈敬献于华工墓地中，并将来自中国的烟酒糖茶等祭品摆放在墓碑前。

这是程玲第三次来到欧洲，她前两次的行程都是为了给爷爷毕粹德扫墓。对于她和她的家族，为了找到毕粹德的墓地，他们花费了整整90年。

一战华工在装卸货物（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摄，约翰·德·露西提供）

“我的爷爷原本生活在山东省莱芜市牛泉镇一个平静的小村子——上峪村里。我们村里去了11人，只有爷爷没有回来。”程玲告诉记者，毕粹德没有留下照片或画像，唯一的纪念就是同村人带回来的一枚华工勋章。

勋章上一位勇士手执短剑，脚跨骏马，马蹄下踩着一个骷髅。勋章的侧面有一个编号：97237，这是劳工毕粹德的代称。

根据当时中国政府的“以工代兵”计划，从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英、法等国共从山东、河北、江苏、天津等地招募了14万华工进行艰辛的战勤工作，其中有近七成来自山东。

程玲的父亲去世后，心中记挂着父亲想为爷爷扫墓的遗愿，她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既让留学欧洲的女儿继续联系，自己又在山东当地报纸刊文表达自己的愿望。

让程玲和家人没有想到的是，亲笔写下的文章最终成全了家族的梦想。读到这篇文章的张捷哈是老华工张长松的第10个儿子，他的华工父亲一战结束后留在了法国。“他看到我写的文章十分感动，给原法国总理拉法兰写信，促成了我们这次法国之行。”程玲说。

一战华工在接受沙眼检查（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摄，约翰·德·露西提供）

2008年一战结束9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她和丈夫、女儿终于找到了毕粹德长眠于法国索姆省博朗古村的华工墓地。

“法国、比利时多地树起了华工雕像，纪念华工成为西方反思一战的一部分；国内关于华工的研究和纪念活动也逐渐增多起来。以往我们纪念爷爷仅限于家族内部，西方的认可、国内的关注，是对一战华工日渐觉醒的尊重，是一份迟到的纪念。”马京东说。

文明的征程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郊，马京东临去欧洲前，拿出爷爷留下的《游欧杂志》反复温习，这是华工马春苓归国后的珍贵记录。

1917年10月，临朐县胡梅涧村村民马春苓和同村11名村民报名参加英国招募华工活动。按照《招工合同》，工人们不但每月可以领到12块大洋，他们在中国的家属每月还有10块大洋的养家费。这对于那时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在工厂工作的一战华工（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摄，约翰·德·露西提供）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是常年研究一战华工的权威专家。他介绍，华工主要来自农村，许多人目不识丁、淳朴老实、任劳任怨，渴望能帮助家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但马春苓的目的与众不同，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他去欧洲不仅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圆自己的“环游之志”。同为乡村教师的华工孙干来自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和尚房村，在他8万多字的《欧战华工记》中清晰地表达了他游历欧洲、考察教育的初衷。

一战华工第30旅部分成员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摄，约翰·德·露西提供）

孙光隆曾与爷爷孙干一起生活多年，他介绍说：“华工们在欧洲战场从事多种多样的工作：挖战壕，修铁路，装卸货物，在火药厂、兵工厂、化工厂和造纸厂等地方工作，有的华工甚至成为修理坦克飞机的熟练工。”

许多为英军服务的华工在法国一直工作到了1920年，而大部分为法军服务的中国人则工作到了1922年。徐国琦说，可以确信，由于敌军炮火、瘟疫和伤病，至少有3000名中国人在欧洲或是去欧洲的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上峪村华工后裔回忆，程玲的爷爷毕粹德就是战后在野外做饭时被残留的炸弹炸死的。

“英国、法国的军队指挥官非常赞赏华工，说他们的效率是外国劳动者里最高的，能吃苦、不闹事，所以军队非常欢迎他们。”英文书籍《中国劳工军团》作者马克·奥尼尔告诉记者。他的祖父曾是“华工军团”里的一名英国军官。

归来的回响

在历史学家看来，14万一战华工不仅仅是付出汗水和鲜血的战场苦力，更是规模巨大的文明使者。

一战华工在工作闲暇时休闲（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摄，约翰·德·露西提供）

“爷爷利用工作间隙考察欧洲教育，从欧洲回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救国思想。”孙光隆介绍，孙干1919年回村后，为了开化民智，教学之余，在赶集的山道上摆摊，教往来路人识字，和妻子自费创办了博山第一所乡村女子学校，广受村民欢迎。

旅欧不仅开阔了他们作为教育者的眼界，回国后他们展现出的爱国主义情怀也令人称赞。马春苓送自己18岁的长子马传宗参军报国，三年后儿子牺牲在淮海战役战场上；1937年，日本人占领博山，时任小学校长的孙干拒绝出任博山县维持会长，毅然投奔沂源解放区，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

“因为华工，中国让英法等国免于人力资源破产的风险，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向世界展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景和能力。同时，中国由此可以向德国宣战，名正言顺地成为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词严地要求国际社会主持中国公道。”徐国琦说。

“我们可以把华工视为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如今去寻找他们曾走过的路途时，就好像走上一条‘寻根’之路。”比利时知名汉学家、西佛兰德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冯浩烈说。

原标题：一战华工：跨越百年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