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客户端消息，时代造就的一批独生女，在购房时，资源优势明显。随着法律对产权的界定愈发明确，人们的行为似乎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在限购政策收紧的大城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出卖婚姻”。

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十点半后，唐琳才能脱下制服，结束一天的工作。

唐琳在广州市黄埔区的一个楼盘做销售，最近经手的客户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从业三年来，她明显感觉到，买房的女性越来越多了。

唐琳的客户虽然来自天南地北，职业、需求都不同，但她们往往——年轻，以80、90后为主；接受过高等教育，收入不菲；家境不错，父母为买房提供经济支持；且大多未婚。

比起与男客户打交道，唐琳更喜欢女性购房者。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男客户由于更理智，难以快速决策，但女客户则果断得多，更愿为中意的房子付出代价。

房源网站“贝壳找房”发布的《2019年女性安居报告》显示，2016至2018年，女性购房者在所有购房者中的占比从约5%上升至近47%。在一线城市购房的30—50岁购房人群中，男女占比分别为51.6%、48.4%，几乎持平。

买房“娘子军”为何崛起？

房子等于安全感？

对于为什么买房，大多数女性购房者在受访时，首先脱口而出的都是安全感。

不管是企业高管，还是销售人员，不管年薪百万，还是月入数千，她们都提到，曾经历过无房带来的漂泊无力感。

对于安芸来说，拥有房子意味着家庭地位和尊严。

安芸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工作，是一家金融企业高管，年薪百万。虽然已35岁，她仍保持着姣好的面容和凹凸有致的身材，外出洽谈业务时，常被对方误认为是模特。

即使美貌、能力与财富都算人群中拔尖的，安芸仍经历过没有房子的憋屈。安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没有买房时，曾驾驶男友母亲的奔驰轿车外出，对方提着嗓子说，“哎哟，我这车七十多万，你小心一点开，不要刮花了。”

后来，安芸买了房，又买了宝马轿车，男友的母亲也成了现在的婆婆，再也没有用当年的态度对她说话。现在，安芸名下有2套公寓和1套住宅，总值超千万。这三套房子都是婚前购置，房产证上没有加丈夫的名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宋月萍，在《房产购置性别差异及女性购房探析——基于2010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指出，2016年城镇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房产购置率超过两成（22.8%），其水平和上升幅度均高于男性（19.6%）；30岁以上未婚女性房产购置率的快速上升，反映出近年中女性经济发展能力上升、经济独立意识增强。

但买房也有代价，如果负债超过了能力极限，将会榨干年轻人及其家庭的积蓄和上升途径，降低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旦房价下跌，中产梦也就支离破碎。

“我从高中时就埋下了买房的种子。”28岁的许珊珊是合肥市的一名汽车销售。幼时，许姗姗父母离异，后来各自组建了新家庭，她只能跟着外公外婆生活。

高中时，许姗姗看到演员马苏在电视节目里谈恋爱的经历，说自己买房以后，在感情里更独立、更自信了。“打那时起，我就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的家。”

2011年，在工作的第四个年头，许姗姗看中了一套40平米的二手公寓。这套房子首付只需5万，可以分期付款，总价刚好符合许姗姗的预算。她等不及考察周边环境，甚至连公寓的户型、楼层都没有好好研究，当即付下2万定金。

不久前，许姗姗又购置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住宅。两套房贷的压力随之而来，对于单身的许姗姗来说，并不容易。装修期间，她长了不少白发。

2016年，26岁的程敏在家人的帮助下，买下第一套房，结束了“北漂”生活，终于实现了养一只猫的愿望。程敏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年薪不低于三十万。但为了这套三环至四环间的南向小两房的首付，用她的话来说，几乎“掏空了家底”。

独生子女的优势

时代造就的一批独生女，在购房时，资源优势明显。

采访中，独生女的父母对于孩子的购房意愿更为支持，甚至主动提出要帮孩子买房，在经济支持上也是全家齐心、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为孩子购房也成了独生子女家庭投资的一个选择。

程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北京买房是“被逼的”。独自异地工作多年，程敏早已习惯了租房，是父母主动提出，在北京落脚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买房才被提上日程。

为了催她买房，父母专程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但很快，两代人在选房这件事上出现了巨大分歧，“对于我来说，能住就行，但他们对北京的房子预期太高。”

老两口第一次去北京的老城区看房，回来问她：这房子是给人住的吗？多看几次之后，老人才接受了在北京买房无法跟老家比的现实。

2016年，全国房价暴涨。据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5734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2.5%；商品房销售额117627亿元，同比增长34.8%。

程敏一家经历了那波疯狂的抢房潮，好几次，中意的房子都在短暂的犹豫中被迅速卖掉。最后，程敏的父亲拍了板，定下一套只看过一次的二手小两房。这套房子总价近四百万，为了减轻女儿的还贷压力，老两口拿出多年积蓄，还向亲戚借了钱，凑够了五成首付。

对于父母自愿资助巨额首付，程敏并不觉得亏欠。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母认为她有北京购房资格却不用，有些可惜。而且，父母对于资产保值这一块，一向比较茫然，集资“押宝”北京房产说不定还押对了。

一些女性购房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父母帮忙出资购置房子，不但是为了让孩子生活得更好，也在为自己养老做准备。

2017年，广州市公务员张诗琪在父母的资助下，购置了一套广州越秀区的小房子。房子不到50平方米，架构、光线、环境都难如人意，但给一家三口提供了团聚的大本营。一到暑假，张诗琪的父母就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团聚两个月。

虽然目前单身，但张诗琪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未来并不打算用这套房子做婚房，而是要留给父母退休后，来广州居住。

婚姻法潜移默化

过去，买房的责任更多落在男性身上。但随着法律对产权的界定愈发明确，人们的行为似乎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下称《解释三》），对夫妻双方购置不动产时的出资做出了原则性的解释。

根据《解释三》第七条、第十条的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不动产，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而婚前，夫妻一方以个人财产付首付、贷款，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婚后由夫妻共同还贷的不动产，离婚时，应由双方协议处理。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判决该不动产产权归登记一方，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可见，《解释三》保护的是出资方的权益——谁出资，谁在房产分割时就更有利。这纠正了以往人们对于男方买房，离婚时双方可均分房产的认知。

南方周末曾撰文指出，一些婚姻法专家认为，虽然条文形式看似不偏倚任何一方，实际上对女性不利，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是男方提供房子、女方提供嫁妆，女方由此放弃购房的机会成本没有被考虑。

北京本录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利兵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解释三》直接影响了女性的购房意识，“如果具备条件，尽量自己买房，避免以后和男方牵涉财产分割的矛盾。”

微信公号“一条”曾发文讲述数位女性买房的故事。其中，在北京工作的孙歆因购房资质问题，只能以丈夫父亲的名义买房。虽然由她承担首付、房贷，但相当于给公婆还房贷。而孙歆丈夫婚前已有两套房，且都属于婚前财产。“如果离婚，我将一无所有。”孙歆说。

而对一些购房女性来说，买房后，她们在爱情里更加独立自主，对婚姻的追求也更贴近爱情本身。

程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买房后，她的心态变宽了，不再关心恋爱对象有没有房。

张诗琪的母亲同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未来女婿是否有房产并无要求，只要对方人好，对女儿好，“我和她爸再出点钱，帮他们另买一套房子都行”。

单亲家庭的许姗姗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独立的好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些女孩要求男方婚后在房产证加上自己的名字，这让她感到费解。“我没想过占别人便宜，我也不想在房产证上加别人的名字，或帮他还贷款。”她说，“我们各还各的房贷。”

“女性的婚前置业是一种自我保护。”安芸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在婚姻中，若一方犯下过错，被伤害的另一方会处于劣势。“但是婚姻法没有规定，在离婚时，出轨的一方要对对方有所补偿。”

安芸曾觉得买房对于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并无影响，但当一位男性朋友与恋爱多年、无房无工作的女友分手后，火速和另一位有房、经济宽裕的女性坠入爱河，且对前后二人的态度天差地别，这让她不得不重新审视有房的重要性。

不过，为了扩大婚姻选择的自主权而买房，结果有时却事与愿违。

尹利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一位女同行在三十多岁时，在北京郊区买了一套房，但买房之后，反而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

“从男方角度来说，认为有房的女方会比较强势，有种高攀不起的感觉。”尹利兵说，而女方买房之后感觉有了依靠，找对象的动力不如以前，安于做个宅女，“懒得出去接触男性了”。

“出卖婚姻”

在限购政策收紧的大城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第二套非普通自住房七成首付所带来的现金压力，以及首套和二套在贷款利率和费率上的不同，让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出卖婚姻”。

“假离婚”的套路往往是：夫妻俩把房产挂在一人名下，贷款时也以一人的名义，目的就是在未来可以进行离婚操作，让名下无房无贷的另一方在离婚后仍可享有“首套首贷”的资格。

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2018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1010.8万对，离婚登记人数为380.1万对，同期离结比（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之比）高达38%。这意味着在100对夫妻登记结婚时，就有38对夫妻登记离婚。

夫妻的分分合合，似乎与房价不谋而合。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民政局数据，2011—2016年间，全市结婚的新人数量在17万对上下浮动，但离婚人数却逐年增长。在房价暴涨的2016年，北京有9.8万对夫妻离婚，同比增长33.68％，但同时又有超两万对夫妻复婚，复婚数比2014年上涨了131%。

尹利兵说，几年前，摇号、限购政策刚出台时，假离婚的案件特别多，离婚案中约10%都是为买房而办的“假离婚”。程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银行工作，身边为买房离婚的同事特别多，“有一对夫妻离了3次，现在北京有3套房子。”

“假离婚”有风险。尹利兵指出，为买房、买车“假离婚”，后来因为一方见异思迁等原因，导致一方不想复婚，最后又闹上法院，这种假戏真做的案例并不少。

但是，只要是通过正规诉讼离婚方式离的婚，在法律上，婚姻关系就解除了，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不存在“假离婚”一说。“假离婚”时，若双方是协议离婚，就按照双方“意愿”分割房产。

近年来，由于政策转严，离婚买房的路已越来越难走。

2019年1月，针对离婚买房的种种“套路”，包括人民银行、公安部、民政部、工信部、发改委在内的31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提出加大对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

（应受访者要求，唐琳、安芸、张诗琪、许姗姗、程敏为化名）

原标题：买房“娘子军”为何崛起？独生女购房资源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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