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夜间,北京CBD的一家露天餐厅。图/视觉中国

北京夜间经济:一线城市的反击

记者/杨智杰

发于2019.9.16总第916期《中国新闻周刊》

23:20,夜深了。城市在黑暗中安静下来,如同倦了的雄狮,暂时收敛了凌厉。

夜27路公交车准时从北京东六环边的武夷花园站始发,一路向西,目的地是东三环边的国贸。一群特殊的乘客上了车,他们都挂着工作牌,每人抬着一辆折叠代步车。不少人是常客,彼此熟络。这是北京著名的一条“代驾专线”,深夜驶向城市中心的夜班车,是他们每一天希望的开始。

北京市共有36条夜班线路,统一在23:20发车,凌晨4:50收班,日均发车792次,每天运送着1万多名都市夜归人。滴滴曾发布的《中国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是全国加班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白领在19点前下班的人数比例不足四成。后厂村的互联网公司总部,灯光总是能一直亮到后半夜,过着996节奏的老板和“加班狗”一起,让北京深夜不眠。

“深夜永不眠”的北京,却并不能和繁华的夜间经济直接划上等号。白天和夜晚,是城市的AB面。北京的A面是一个在高速运转中秩序井然的国际大都会,是2100多万人口所支撑起的梦想与野望之地。而B面的北京,一直被南方城市群嘲“没有夜生活”,因为夜间经济不等于夜间加班,更不是日间经济的简单延续。

夜间经济缺乏存在感,这和北京的经济实力并不匹配。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市人均GDP达到2.12万美元,处于发达国家水平,居全国第一位。从国际上看,“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是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标志。因此,今年北京市两会上,繁荣夜间经济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7月12日,北京市商务局推出“夜间经济13条”。

北京正在努力补上“夜间经济”这一课。

北京没有夜生活?

贾靖楠住在北京的海淀区,这里高校云集,教育氛围浓厚,互联网公司也多,大多数是过着“996”节奏的“码农”。

“我们海淀人不讲究夜生活。”在29岁的他看来,海淀区没有什么商业氛围。距离他家最近的是五棵松,如今建起了华熙LIVE特色商业街区,是京西最为突出的夜间经济热点区域。但是三年前,这里只有五棵松体育馆和户外篮球场,晚上并没有人气。

贾靖楠的主要夜生活在朝阳区和东城区,“海淀男孩的夜生活就是,没女朋友去五棵松打球,有女朋友去东边逛街。”在他的印象中,南城更没有存在感。他会跟家人朋友晚上开车到牛街吃涮肉,但是吃完就早早回家。在他看来,南城属于老北京,居住人群整体年纪偏大,周边没有大型的写字楼和企业,“晚上10点以后一片冷清”。

对大多数北京人来说,夜生活是可有可无的。而朋友圈里的南方人,总是在“深夜放毒”:广州人晚上12点出门相约吃宵夜,长沙人半夜两点正在解放西路蹦夜迪,成都人凌晨3点还在火锅店排队叫号。

按照南方的标准,北京没有夜生活。不少大数据可以支撑这一印象。根据饿了么2017年外卖夜宵订单量排名,北京夜宵订单量仅仅排名第六。据滴滴出行2017年城市交通出行报告,在全国夜生活指数最丰富的十大商圈中,北京的后海和三里屯,也仅位列第8和第9。

在北京簋街胡大饭馆外排队等号的大群消费者。图/视觉中国

北京其实并不缺少地标性的夜间经济区域,工体、三里屯、后海、簋街,撑起了北京夜间经济的半壁江山。三里屯商圈是目前北京夜生活的风向标,在这块东三环2.2平方公里的不大区域内,常住人口超过5.7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籍人士。

三里屯成为夜间经济高地,与周边浓厚的国际化氛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三里屯附近有93家驻华大使馆、15家联合国驻华机构,以及诸多跨国公司中国总部。1995年,第一家酒吧在三里屯开业,原本是服务于周围的外国人,但舶来品很快落地生根,成为北京年轻人夜间最时尚的生活方式,最高峰时,三里屯周边聚集了超过200家酒吧。

作为北京CBD所在地,三里屯所在的朝阳区也是北京夜间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朝阳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朝阳区的夜间经济呈现多点开花的分布,三里屯、呼家楼、朝阳门、建国门、双井和劲松区域是全市夜间经济最为活跃的片区。数据显示,2018年,朝阳区占北京夜间线上消费的33.1%。北京联通手机信令数据(电信术语)则表明,晚22点后,朝阳区的活动人口占全市的1/5,比北京其他区域更加活跃。

“朝阳群众”夜生活丰富,却并不能掩盖北京夜间经济总体上的匮乏状态。局部上有亮点,但整体并不活跃,这也是北方城市的通病。

夜间到店消费呈现明显“南强北弱”趋势,这是阿里巴巴于7月发布的《“夜经济”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在全国夜间消费最活跃的10个城市中,南方城市占9席,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夜生活指数”中,夜生活指数排名前20名中,八成为长江以南城市,北京排名第四,排在前三位的是深圳、上海和广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张佰瑞曾留意过一个细节,在很多南方城市,无论餐馆店面大小,也不管吃到晚上几点,很少有服务员主动过来提醒打烊,而这种场景在北京极为常见。“受到自然条件影响,南方的夜间经济要比北方发达,而且服务意识更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气候并不是限制北京夜间经济的唯一原因,夜间交通不便,也是重要因素。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夜生活指数中,夜间公交覆盖率前十的几乎都是南方城市,尤其以广东和海南为主。北京排在20名之外,其夜间公交覆盖率占比仅为17.8%。对于很多夜晚聚餐的白领们来说,必须像灰姑娘一样掐着时间,赶在末班车结束之前,让聚会的快乐戛然而止。

但今年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为了刺激夜间经济,北京市交通委宣布,每年5月~10月,每逢周五、周六,将对1、2号线地铁延长运营时间,为消费者前往长安街沿线及二环周边的京城夜消费场所提供便利。同时,地铁其他多条线路也在周末延长了营业时间。

“其实,北京对夜间消费有足够大的需求。”张佰瑞认为,对北京这种世界级城市而言,发展夜间经济具有“一举多得”的效果:既是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是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必要条件,也是北京城市活力的重要标志,“在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城市的活力。”

补课“深夜食堂”

簋街是北京夜间经济的一个缩影。

胡大饭馆所在的簋街,是北京最具地标性的宵夜一条街。在全长1400多米的街道两侧,有超过250家商户,其中90多家是小龙虾店。胡大饭馆在这条街上有4家分店,每天可以卖出8000斤小龙虾。胡大饭馆总经理助理方绪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店门口,每天上午11点就有人开始排队,等位不间断延续到凌晨2点。还有一些顾客,会一直吃到早上六七点,从前夜的醉意中彻底清醒过来,起身就走进了新的一天。

尽管簋街的宵夜已经火爆了二十多年,但如何在深夜更好地照顾好人们躁动不安的“胃”,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在计划打造更多的“深夜食堂”。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各地纷纷开始挖掘夜间经济的潜力。各地拉动夜间经济的招数中,如何吃好,都是头等大事,因为餐饮是夜间经济中最重要的品类之一。7月12日,北京商务局推出“夜间经济13条”,其中特别提到,推出10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北京市商务局还拿出真金白银,给“深夜食堂”提供资金支持。

杨文鑫去年接任了北京中骏·世界城(以下简称“世界城”)总经理。世界城是朝阳CBD区域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当时摆在杨文鑫面前的一大难题是,世界城位于世贸天阶北侧狭窄的街区,西北临着人气很旺的侨福芳草地,项目体量很小,运营10年,一直不温不火,在消费者眼中缺乏存在感。

他带领团队开始进行市场调研,询问消费者和商家的需求,嗅到了北京夜间消费的潜力。滴滴提供给世界城的热力图显示,全北京夜间打礼橙专车的区域中,世界城一带的接单量最大。杨文鑫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世界城的主要客群是中高端用户,有消费力和消费需求,因此决定在经营业态和时间上打差异化竞争。

杨文鑫团队开始改造世界城街区,将此前零售、生活精品店统一改造成餐饮商铺,引进一些餐饮品牌和网红店。在他看来,大环境消费相对不好,大家没办法进行更高层次的消费,世界城更侧重做一些“口红效应”行业,比如吃一顿饭、看一场电影等。除了引进自带流量的店铺,7月起,世界城启动深夜经营,不少门店已经张贴“深夜食堂”字样,经营时间延长至凌晨2点,其中海底捞24小时营业。

世界城里一家酸奶屋的店长刘洁记得,一般零点后,消费者就明显变少。但时常也有从对面酒吧出来的微醺顾客拐进来,点上一杯酸奶解解酒。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门店马上打烊,一位外国人在附近找不到其他餐馆,在酸奶屋坐到了凌晨3点多,埋头吃了3碗酸奶。在刘洁看来,即使到了深夜,人们仍然对餐饮有需求。

仅一个月时间,“深夜食堂”就给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朝阳区商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世界城是朝阳区CBD唯一深夜营业的高端餐饮街区,环比6月晚22时至次日凌晨2点,世界城各门店客流量日均增长四十多倍,近1万人次。

不过,营业时间延长,必然会带来成本的提升。杨文鑫介绍,世界城项目开深夜食堂,每个月增加成本大概在120万元左右。而在胡大饭馆总经理助理方绪虎看来,总店24小时营业,员工成本肯定会提升,但他们更在意的是,希望营造夜经济的氛围,为簋街聚集人气。

24小时营业,也对店铺的运营管理提出了更多挑战。每天晚上,胡大总店前厅有五十多名服务员穿梭在包间和大厅,后厨五十多名厨师一刻不停翻炒着。曹文利是总店店长,他精力集中地检查着饭店的每一个流程。凌晨两点后,漫长的排队结束,但是大厅仍然坐满了顾客。人们的节奏慢了下来,但是曹店长丝毫不敢放松。

这段时间,人们最容易喝酒闹事。“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诗人北岛在《波兰来客》里写道。而胡大的服务员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最害怕听到杯子破碎的声音。

夜间经济≠夜市

除了餐饮,夜生活的传统场所——酒吧和夜店并没有被鼓励。

在研究者看来,这一次,政府试图打造过去夜间经济的“升级版”,也有人说是夜间经济2.0版,区别于过去市场自发形成的1.0版。1.0版的夜间经济,以夜市和酒吧等业态为主,但近年来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渐萎缩。

夜市一直是北京夜间经济中缺失的一环,平民化的露天夜市先后被取缔,甚至外地游客最爱打卡的王府井东华门小吃街也被关停改造,露天烧烤更是多年来一直不被允许,平民化的夜生活方式越来越少。硬币的另一面是,夜间高消费成了普通百姓夜生活的拦路虎。北京从来不缺少夜间挥霍的传说,有公众号曾爆料:2016年,王思聪曾在KTV一晚壕掷250万元,有人感叹:“生生地喝掉了一套北京东五环的房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张佰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国内主流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夜间经济是小众研究领域。一些政策制定者,对夜间经济认识也不全面,常常将夜间经济与酒吧、夜店、大排档这些特定消费符号相联系,甚至还有一些负面联想。

但在某种程度上,酒吧是衡量城市夜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我有故事,你有酒吗?”对很多都市年轻人来说,“喝一杯”才是城市夜生活开始的标志。

三里屯夜色。图/视觉中国

酒吧和夜店这种业态,在北京也经历了起伏,三里屯是其中的代表。三里屯第一家酒吧在1995年正式营业,“三里屯北街”这条毗邻使馆区的街道,在短短几年时间迅速火爆。2002年,爆发了一场“三里屯是否该拆迁”的争论,最终产生的“三里屯酒吧街改造工程”,计划将酒吧街和原来已拆迁的三里屯服装市场原址“合并”。不过,这种被规划出来的“秩序感”,并没有太多活力。原来的酒吧消费者很快又在另一条小巷聚集,“脏街”在2005年左右悄然兴起。但很快,三里屯南北两街又开始整改,这一次的定位是“时尚文化街区”,许多刚拿到营业执照的酒吧因为不符合发展定位被迫关门。直到2017年,又一轮大规模整治让“脏街”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随着今年以来各地夜间经济的回暖,对夜间经济也经历了再认识的过程。普华永道思略特最新发布的《夜间经济激活城市“FUN”生活》研究报告显示:从国际上来看,夜间经济非常多元。本土化和国际化、传统和潮流、接地气和高大上等多种夜间经济,往往都有各自的市场。比如,纽约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以24小时地铁著称的“不夜城”,夜生活从文化切入,不论是传统中心时代广场和百老汇,还是年轻人聚集的东村和布鲁克林,夜生活内容多元丰富且充满生命力。

国内夜间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24小时书店、博物馆、美术馆、Livehouse各类演出市场,开始成为北京深夜消费的主阵地。

晚上9点,赵琦穿过人来人往的太古里南区,闪身进入了24小时营业的三联韬奋书店。相较于外面热闹的街区,书店有点冷清。赵琦住在附近,晚上刚跟家人吵了架,无处可去,只有跑进书店。24小时书店,总能在必要的时候为一些都市夜归人提供心里抚慰。

朝阳区商务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联书店在夜间运营,目前还是亏损状态,但更多是出于公共服务角度考虑。为发展夜间经济,朝阳区建设了150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4家城市书屋,2家街道级图书馆错时延长消费时间。

北京的一家24小时书店。图/视觉中国

为响应发展北京夜间经济,国家博物馆从7月28日起,在暑期每周日延长至晚9点闭馆。国博的尝试起到了引领作用,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郭守敬纪念馆等都加入到了“博物馆之夜”队伍。

在张佰瑞看来,相较于其他城市,北京夜间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文化和科技。北京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国没有哪个城市比北京的文化资源更多,北京有160多家博物馆、50多家美术馆、大量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动物园和各种历史文化景点等,这些都是可待开发的“夜间经济”蓝海。

不过在张佰瑞看来,提升文化和科技在夜间经济中的价值,北京还有很大潜力可挖。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夜游指数报告也指出:整体来看,各个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不同属性的夜间活动与夜游场所偏少,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大象转身”的困境

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身份,在发展夜间经济时,既有特殊禀赋,也有不少掣肘。

胡大饭馆总经理助理方绪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7月,北京商务局“夜间经济13条”的举措出台后,簋街商家组成的簋街商会,联合36家商户准备在暑期高峰时段举行“不夜节”,延长营业时间,吸引更多人来到簋街。为了举办这次活动,商会需要去找东城区交通委、食药监局、应急办等至少10个部门提前报备和审批。

但这个计划最初遭到了不少部门的反对。“簋街商会没办法,只能找到东城区商务局反馈情况,商务局最后邀请区长出面,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召开了发展夜间经济的协调会。”方绪虎回忆,这次协调会后,簋街商会明显感受到各部门态度的反转,不再一致反对,开始强调注意事项、应急预案,继而表示“我们配合你,你们自身也要规范”。

身处政治中心,北京对秩序感和稳定性的要求,压倒一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北京投入大量精力整治市容市貌。露天烧烤、夜店酒吧、大排档等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并在交通、环保、噪声上频繁接到投诉的项目,成了重点管理对象。

连续几年,簋街都是被重点整治的对象。2014年3月末,东城区城管、公安、交管等部门以及北新桥街道办联合行动,对簋街上四十多家门店悬挂多年的灯笼、灯箱广告进行一一拆除。2016年,簋街入选北京市东城区“疏功能控人口”名单,随之进行升级改造:拓宽人行道,增加绿化,路边不能停车,而是集中停放在簋街周边的近200个停车位。甚至,为了改善卫生,等位客人手里磕的瓜子也换成了玉米片。

簋街从原先的“脏乱差”变成了模范餐饮街,改造得到周边居民的满意,但商家却难掩失望。方绪虎记得,2017年冬天,簋街很多商铺也遭遇了客流寒冬。客人没办法在街边停车,又失去了烟火气的排队氛围,胡大的生意下降了近50%。“簋街现在干净整洁,但是商业氛围没有以前浓厚了。”他认识的一些商铺老板难以承受赔钱,准备合同到期后就搬走,感慨“簋街不再是过去的簋街”。

过去自发形成的繁华景象,在政策的反复中被来回拉扯,被很多人批评是夜间经济缺乏活力的根源。但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放任”是不现实、也是无法接受的。如何协调游客与居民、居民与商家、商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考验着城市夜间治理水平。

朝阳区商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去上海和成都考察,他明显感觉到,这些地方的“外摆项目”在管理上相对开放。上海夜经济的“外摆项目”已经有一套机制,当地商务局可以协调街道、执法部门,对夜间外摆有规范的准入机制,而北京就没这么容易。

在新一轮夜间经济热潮中,如何探索更包容的监管方式,成为各地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朝阳区商务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夜京城”的地标之一,三里屯商圈正在进行外摆试点,和过去无序的状态不同,在环保、安全等方面,对外摆商铺有更严格的规范。

“夜间经济”的发展,有时候也意味着,必须对过去某些治理方式进行重新审视,甚至“回调”。北京市某区商务局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以来专门与各个部门召开协调会,向不同部门解读夜间经济政策,但是起初很多部门并不理解。“有的街道办抱怨,前几年治理‘开墙打洞’,费了那么大力气解决了小商小贩,现在又让他们出来。”几次协调会后,各部门才慢慢理解政策,适当放开尺度。

对一些部门的考核标准也亟须发生改变。上述商务局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北京推行了“12345”接诉即办,政府会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重要依据,定期通报排名靠后的街道和部门。但是发展夜间经济,有可能会增加投诉率。在这样的标准下,被考核的单位压力很大,“有可能为了尽职履责,在夜间经济上一切从严。所以发展夜间经济,需要逐渐完善考核标准等配套内容。”

“发展夜间经济要以市场为主导,政府起鼓励和引导作用。”北京市商务局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一些学者也建议,政府要做的,不仅是培育,更要破除不利于夜间消费的过度管制。

(应受访者要求,贾靖楠、赵琦为化名)

原标题：被南方城市群嘲没有夜生活，北京夜间经济：我太难了！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