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报道，“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谁是最可爱的人》中，魏巍描写了志愿军战士吃炒面的一个细节。和他差不多同期入朝的摄影记者李晞，则用镜头记录下同样的场景，留下了抗美援朝战地摄影的名作《一把炒面一把雪》。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在作战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技术装备相去悬殊情况下进行的战争。在支撑战争的后勤供应上，双方更是天差地别。
同美军嘴里的各种罐头、方便食品甚至咖啡、口香糖相比，作为志愿军最主要口粮的炒面，几乎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食品，“一把炒面一把雪”，是抗美援朝战争之艰苦最真实又最凝练的写照。
也正是炒面，解决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一把炒面一把雪”，“炒面加步枪，赶跑了美帝野心狼”。
炒面是志愿军打赢战争的一大功臣。
战斗在前线的志愿军官兵，一把炒面一把雪，风餐露宿。李晞摄
祖国后方为志愿军赶制炒面。
志愿军战士们用干粮袋领炒面。
火线运输员冒着枪林弹雨，身背肩扛向前线运给养。
来自老红军的“食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离不开后勤的保障。
1950年10月中旬，志愿军入朝前，东北军区后勤部在边境地区共储备粮食1.67万吨，食油400吨，干菜920吨，这些物资的储备，为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志愿军进入朝鲜、战争完全展开之后，后勤还是极大地拖了志愿军的后腿。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补给方式主要是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形象说法是“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出国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沿用就地筹粮、部队各自解决吃饭问题的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志愿军的物资补给依赖国内供应，运输线漫长，补给任务繁重。尤其是敌人依仗海空军优势，把破坏志愿军后方供应作为战略方针，上千架飞机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实行“天上挂灯、路上撒钉、地下炸坑”立体封锁。
战争初期，志愿军用于运输物资的400辆汽车，在战争开始仅仅三天后，就损失了一半。
因为后勤跟不上而造成前线部队断粮饿饭的情况经常出现。第一次战役过程中，第42军曾断粮三四天，被迫挖土豆充饥。第40军7个营饿饭3天。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主管后勤工作，压力巨大，心急如焚。他在《抗美援朝回忆录》中记载了数次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为此大发雷霆，“后勤供应出的问题，彭总和我都知道”，“我们在前面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由于客观困难太多、太大，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压力更大的是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抗美援朝战争前期，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都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筹备第一批入朝的数十万大军给养已经让东北军区后勤部犹如泰山压顶，而现在后勤问题面临的“太多、太大”的客观困难，又压在了李聚奎这个第一责任人头上。
客观困难，总结起来有这样几条：战场上美军飞机疯狂轰炸、补给线遭破坏损失严重；部队连续运动作战，无暇做饭；生火做饭的火光和炊烟容易暴露目标，招致敌机轰炸。
针对这些问题，其实饼干就是非常适合的战地口粮。东北军区后勤部曾尝试大力组织饼干生产供应。但现实问题摆在那里：饼干的成本高，生产相对复杂，而且饼干的体积大，不便携带，难以满足部队的需要。
除了饼干，还有什么成本低廉、易于生产、便于携带的方便食品吗？还真就被李聚奎想到了。
李聚奎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苦思志愿军给养供应问题食不下咽、夜不能寐之时，他忽然想到了十几年前，西路军受挫祁连山，部队被打散了，他不得不只身沿途乞讨，寻找党中央。途中，他在青海、宁夏一带吃过几次当地百姓给的炒面。炒面和点水就能吃，便于携带，易于保存，而且加工简单，正符合当前志愿军作战的需要。
李聚奎首先指示东北军区后勤部按照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的成分生产加工一批样品，这些混合的粮食经炒熟、磨碎后，再加入0.5%的食盐，就成了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且又食用方便，颇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炒面样品在前线部队试用后效果很好。彭总专门让洪学智副司令员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告诉他们：“送来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
炒面，由此登上了抗美援朝的战争舞台。
家家户户忙炒面
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意见，从1950年11月下旬即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后，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
为此，东北人民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规定》把制作炒面的任务向党、政、军、民各阶层层层分配，下达各单位每天制作炒面的数量。
在第二次战役过程中，中共东北局又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参加的人员包括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的名称定为“炒面煮肉会议”。
炒面煮肉会议部署了在一个月之内制作650万公斤炒面和52万公斤熟肉的任务。
即便这样，如果让前线的每一名志愿军战士都吃上炒面，那么所需要的炒面数量是惊人的。即使按照每人每月规定数量的三分之一供应，这个数字也已经达到741万公斤。由于需求量巨大，而且要短时间内准备好，东北军区后勤部就是全力以赴也赶不及。东北人民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但最多也只能解决500万公斤，因此存在很大的缺口。
周恩来总理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布置任务，发动群众炒面。
11月17日晚，政务院给各地下达炒面任务，要求在一周内赶制60万公斤炒面，送往前线，其中北京承担了5万公斤。
仅仅三天后，即11月20日，政务院下达的命令又翻了一番，决定增加120万公斤炒面的任务，布置各地任务也按比例加倍。
于是，在1950年冬天的瑞雪中，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奇特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做炒面，甚至街头巷尾都支起了炒面的大锅，昼夜不息。炒面特有的香味飘散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炒面落实情况，亲自与机关的同志一起动手炒炒面。周恩来总理左臂曾负过伤，炒面时单靠右臂用力，面部的汗珠直往下流。一位女同志上前抢他手中的铲子。周总理说：“不要紧。我们在国内受点累，这算不了什么。志愿军在前线很艰苦，要把炒面做好给他们当干粮，支援他们打胜仗啊。”
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和指示下，国内仅用20多天时间，第一批2000吨炒面就送到了志愿军战士的手中。
有了炒面，打仗时，战士们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就可以坚持行军作战。炒面虽然是极为简陋的野战食品，却饱含着祖国人民的深情，极大地激励了志愿军指战员浴血奋战。
1950年12月23日，在第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总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据统计，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共前运此类干粮3万余吨，占前运粮食总数的16.7%，其中大多数是炒面。洪学智曾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志愿军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对面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却有着充足、丰富的后勤给养。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所吃的食物通常被制成罐头，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肉类为主的M系列罐头，以饼干为主的B系列罐头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柠檬粉等速溶饮料。每个士兵每天有三个M罐头和三个B罐头，此外还配有口香糖、巧克力、餐巾纸等附属物品。如果是节日，还会有额外的节日餐，比如感恩节普通士兵的晚餐，菜谱是烤火鸡、薯条、牛肉馅饼、沙拉、水果蛋糕，甚至还有一份鸡尾酒。
正是靠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起五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23万多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
后勤司令部
志愿军虽然有了炒面，但是吃仍是大问题。就是炒面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
志愿军的装束，有一个沿用了几十年的我军传统——斜挎着的干粮袋。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个干粮袋一直是战士们的“标配”。在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个不起眼的布口袋更显得至关重要，志愿军必须靠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一条干粮袋通常能装五到七天的干粮，由于志愿军补给条件差，战士们所需的给养、弹药，主要靠自身携带，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星期，然后攻势必然停止，所以被美军叫做“礼拜攻势”。
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疯狂轰炸，使志愿军的补给遭受了很大损失。洪学智回忆，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百分之六七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粮食最紧张的日子里，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德怀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
1951年4月下旬，洪学智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彼时，正值第五次战役鏖战之中。洪学智此行，也是受彭德怀委托，向中央要人——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后勤、运输保障队伍，同时建议成立后勤司令部，统一指挥志愿军后勤保障。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取了洪学智的汇报，当即全部应承下来，马上着手分派落实。等洪学智返回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开会研究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时，彭德怀又发火了——后勤司令没人干。
志愿军三个副司令，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各有分工，洪学智本就分管后勤，由他兼任后勤司令顺理成章，几位志愿军首长也意见一致。可是洪学智本人却固执拒绝，原因无他：“前一段时间让我管，我就没管好。”
几番推辞下来，彭德怀恼了，拍着桌子大吼：“你不干？行啊！你不用干了！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吧！”
看到这个后勤司令实在推辞不掉了，洪学智只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不过他还跟彭德怀“讨价还价”讲条件：“第一个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抗美援朝完了，回国后，不要让我搞后勤了，还让我搞军事。”
彭德怀笑了，满口答应：“就这条件呀？行，赞成！”
粉碎“绞杀战”
1951年5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洪学智任司令员。不过，他开出的两个“任职条件”都没实现。
抗美援朝胜利归国后，洪学智成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后，洪学智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成了军史上唯一一位两任后勤部长、两授上将的将军。
至于“干不好早点撤我的职”，更无从谈起了。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迈出了现代化后勤保障工作的第一步。洪学智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后勤司令部成立之后，志愿军给养物资供应体制和供应方法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将过去的跟进式保障方式和开设供应站的供应方法，转变为实行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另一方面，将建设前后相通的兵站运输线，转变为建设既前后相通又左右衔接的兵站运输网，使各种分散的保障力量凝聚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手段的保障整体。
而美军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的破坏没有一刻停止过，特别是第四次、第五次战役期间，敌人也看清了志愿军的后勤软肋，美军飞机增加到了两千架以上，发动了目标直指志愿军后勤的“绞杀战”，对后勤运输线的攻击愈发疯狂。
美军将北纬38度至39度的区域列为主要的阻滞区域。阻滞区上的每一座桥梁、每一辆通过的火车、卡车都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平均不到2米就有一枚炸弹爆炸。
在美军的阻滞区内，他们掌握着制空权。志愿军一方面加强地面防空力量，一方面发动了效率极高的“修桥补路”基建工作。
从后勤司令部成立到停战的两年时间里，志愿军的铁道兵仅修理炸坏的铁路就多达666公里、1700多处次，修桥多达120公里、2200座次。把这些桥连起来，相当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
志愿军刚入朝时，沿用国内战争时期的做法，除了有限的汽车运输外，大量运用马车和人力。在美军绝对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马车的运输效率抵不上自身的消耗，于是便逐步改用汽车运输。而在美军飞机的扫射轰炸下，汽车的损耗同样惊人。
朝鲜山多、路窄，志愿军的卡车中，载重量两吨的苏联“嘎斯”车身小，勉强能在路上错车。四吨的大型车，错车就很困难，经常堵车，一堵就是数公里。如果被敌人发现，投弹扫射，一下就会毁掉几十辆。入朝之初，志愿军各部队总共有500辆卡车，到1950年底，损失的汽车倒有600辆（包括后续补充），损失率高达120%。
面对这种局面，1951年秋天，志愿军下令二线部队修公路，加宽和新修公路共两千余公里。汽车兵的队伍也迅速壮大，由最初的500辆，发展到后来的17个汽车团，3700余辆卡车。
在后勤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各部队密切协同共同努力，22万后勤战线指战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建立起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美军策划的“绞杀战”。志愿军的后勤保障由开始时的很不得力到比较得力，再过渡到保障有力。
1951年11月以后，志愿军的粮食基本上做到了按标准供应，而且生粮增多，熟粮亦由炒面改为压缩饼干。到1952年，给养物资供应全面好转，不仅粮食、副食能按标准供应，而且还有一定节余建立储备，志愿军将士吃饱穿暖已无问题。1953年春节，前线广大指战员自入朝以来第一次吃上了肉馅饺子，肉类和蔬菜水果已不是奢望了。
即便如此，志愿军的给养和美军比仍是地下天上。但是，就是这些最可爱的人，不叫苦、不抱怨，抛洒热血，硬是打得那些吃饱穿暖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没了脾气！
原标题：炒面是志愿军打赢战争的一大功臣，周恩来曾亲自动手参与炒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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