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消息，这是西藏边境最危险的一条边防线，30多年来已经有14人牺牲在巡逻途中，包括一位司令员。

关于冒险，世界上存在许多说法：有人说为了探索未知，有人说为了彰显生命，还有人说“因为山在那里”。但这些人的冒险是出于职责一一那是中国少有的没有划定国界的边境线之一，必须去守护每一寸疆土，宣示主权。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年轻战士们被卫国责任激发出的英雄气概，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凡事迹。然而也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平凡的英雄主义，他们的身世那么普通，他们的出现那么偶然。恐惧与无畏、动摇与坚定、世俗与崇高这样奇妙地揉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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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一定是吃尽了苦头，才走到西藏边境这个叫做“陇”的地方：2018年第一个月，爱迪生发明电灯近140年之后，这里的灯丝终于接入了国家电网。

在很多方面，喜马拉雅山南麓这个群山环抱的峡谷都与外界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书信在此地延续了更长的生命。2006年这里才进入电话时代，公路要再等三年才会开通。第四代移动网络服务迟到了三年以上。报纸总是延迟一周送达。

对于四千多公里外的北京来说，陇只是身后西南偏南方向上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子，却嵌在不可忽视的一道屏障：中国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划定了约两万公里长的边界线，占陆地总边界的十分之九，而陇所拱卫的部分属于另外的十分之一。猿猴在崇山峻岭之间来去自如，它们脚底携带的疆土，牵扯着当世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的相处。

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走到这里扎下了营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诞生了11年，西藏自治区则要再等几年才会设立。

这支戍边队伍如今的一名晚辈，看过改编自幻想小说《冰与火之歌》的电视剧，剧中虚构的“守夜人”角色，立即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一个令人畏惧不前的冰封之地，一个接近与世隔绝的地方，守护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在巡逻，我们不会到处去说。”这个名叫刘东洋的年轻人说。他们的守护范围大都是无人区，其中一个地名翻译过来就叫“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十九世纪以来，道阻且长的西藏一直是探险家的秘境。英国军官暨探险家贝利——同时也是西藏目睹的西方入侵者之一，在1913年接近过陇这个位置，但他的笔记注明他并没到达。他的同伴曾用“西藏最后的一村”形容周边另一村落。

刘东洋到来时是2009年，通往外界的公路刚刚打通，这是道路由原始向现代的又一次换代。

一代又一代人或是徒步，或是骑马，或是乘车到此驻守。交通方式在进化，但这些人的共同体验是，路似乎总也到不了尽头。

驻军几经演变，如今它叫六连，隶属于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的一个边防团。第十七任团长谷毅记得，过去道路只容一车通行，两车会车需要一方退到较阔位置，悬崖边倒车几公里是常有之事。一辆卡车曾翻下悬崖，造成9人遇难。

2018年1月9日，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杨祥国站在玻璃前。他入伍以来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上大小伤疤21处。 

从他在西藏多地的服役生涯中，谷毅不怎么费力就能找出许多有关道路的深刻回忆，比如将人困在山中数月走投无路的大雪封山。他见过封山之苦：一位战友的父亲患病，等到春天冰雪消融，第一辆邮车送来一摞电报，惜字如金的电报概括了发病到病危的全过程，每一封都求他“速归”。除了最后一封，带来的是噩耗。

“长夜来临，守望开始，至死方休……我是黑暗中的刀剑，城墙上的岗哨。我是御寒的火焰，启明的光线，醒世的号角，护国的盾牌。”“守夜人誓言”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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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今天，在辽阔的西藏，要想找到一个像陇这样的目的地，也需足够的耐心。第三纪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像复印机一样塑造了这里的地貌。卫星从太空拍到的只是一张张风干的树叶标本，脉络落了白霜的部分是一座座雪山之巅。在那些颜色深浅不一的脉络之间，一片枯叶上就蕴含着两千多米的海拔落差。

行进在这单调的途中，车辆行李箱里如同正在举行一场奥运会的蹦床比赛，汽车则像显微镜下的某个微生物，吃力地爬过一片树叶，然后又一片树叶。

陇就藏在一张叶片的褶皱深处。今天，最近的村落距此17公里。漫长岁月里，这里与人间烟火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但刘东洋的老班长杨祥国可以举出很多证据，证明这里也在缓慢进化。

没有人比杨对此更有发言权。他是这里的活化石，还没人像他这样在这“崖壁下面巴掌大的地方”生活了十六七年。他的记忆总是伴随一些肉眼可见的标志物。2001年他到来时靠的是脚板，他见证了道路反复的断和续。2006年他认识了太阳能电池板，采集自阳光的能量确保了电话信号发射器的运行。到2009年，他看到了陆续树起的水泥电线杆，然后又用9年时间等到它们送来电流。

但陇仍是一个可能对外失去联系的地方。今天驻扎于此的最高长官、陆军少校余刚对失联有切肤之痛。

余刚服役的最初五年没能探亲，期间他在一次边境管控行动中立下了功劳——是团史馆里陈列的罕见的一等功。他贵州老家的官员闻讯后赶到那个闭塞的山村，为他父母送去了锦旗，在门外放了半个小时的鞭炮来庆祝。

很快，村里生出一个流言，“余刚在西藏‘光荣’了”，否则无法解释那些鞭炮和余家得到的隆重慰问。

余刚事后才听说，母亲也疑心他殉职，时常以泪洗面。即使他照常寄信回去，不识字的母亲仍怀疑信件是出于安慰而伪造的。

他后来终于有机会回家。在自家的木楼外，他身穿军装，当众给父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母亲绕着他转了两圈，“耳朵摸一摸，头上摸一摸”，再三核实，确认是儿子回来了。

电话的开通才终结了此类事情。连队要求每人每周至少与家人联系一次。有相当长的时间，有没有电话信号取决于老天爷的心情，但对书信的依赖总算摆脱了。

书信总是太慢。当一个年轻人鼓起勇气躲在信封里询问远方的心上人是否对自己有意，答案最快也要一个多月才会到来。杨祥国记得，他给暗恋过的女同学只是写过两三封信，一年就过去了。

失联最近一次制造麻烦，是在去年7月，雨水引发的泥石流冲断了道路和光缆。有20天，他们无法向家人报平安。

余刚带着一名下属，骑摩托车勉强穿过塌方路段，到17公里外的村庄，以营长的身份给每个士兵家人发去短信。他解释了自然灾害，可一些家属言语里透着不相信——他们怀疑自己的孩子不是困于天灾，而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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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陇的边防官兵来说，特殊的边情时常提醒他们置身于真正的边防线。

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口号，如今就刻在山南军分区大门两侧。门内第一块石头上则是五个大字：“站在最前线。”六连巡逻的必经之地，就包括过去的一个战场。

半个多世纪以来，雪山所见到的边境沉浸在总体安宁之中。一代一代哨兵，在那些或寒或暖的夜里数过流星。

 2018年1月9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官兵在生火驻扎。

不过，陇这个地方不存在绝对的安静。相反，这里的夜晚适合孕育“铁马冰河入梦来”式的梦境。陇在珞巴语中意为河流交汇之地，奔腾的甲曲河和色曲河在此处合二为一。宿舍十米以内就是水声隆隆的甲曲河，河流的喧嚣和雪山的沉默在士兵的床头对峙。

这是西藏万古不变的景象：沉默的雪山脚下，从“亚洲水塔”释放的冰河川流不息，向各个方向呈放射状延伸，汇成长江和恒河，汇成亚洲主要的大江大河，汇入太平洋，也汇入印度洋。

这些声音，乾隆皇帝派来收复失地的清军听过，一百多年后入侵的英军上校弗朗西斯·荣赫鹏也听过。1792年，乾隆坐龙椅的第57个年份，接到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告急的奏表，他从北京派出大将军福康安的军队，捍卫了西南边疆的安康。

“有人说，在这里，即使是睡觉，都是在守卫边疆，都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今天，21岁的士兵卢盛玉说。

像他这样的士兵总是一再得到提醒。食堂的黑板报提醒，入冬后要防止“冬眠”。开饭前经常合唱的歌是《当那一天来临》。没有人期待“那一天”真的到来，或者说，他们今天厉兵秣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那一天”来临。

历史上，中国与邻国大多有边无界。中国是陆地边界最长、边界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而在总长2.28万公里的陆地边界中，西藏约占六分之一。

峡谷密林间，这个小小连队里，每个人都熟记一句话：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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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祥国17岁那年来到这里服役，多年后他因背疼去了医院，发现身高反而矮了一厘米。

原因是长期负重，脊椎下陷。医生不敢相信他的年纪，告诉他这种症状最早会在五六十岁的人身上出现。

今天，34岁的杨祥国已经接受自己拥有五六十岁的脊椎。他甚至笑着解释，人类脊骨像是弹簧，而他的那条“弹簧”一直被重物压住，没怎么松过，缓冲的间隙小于常人。

整个西藏边境，他所在的连队拥有最苦、最险的巡逻线。1962年那场战斗中，一些士兵不是死于子弹，而是活活累死的。条件太差，负重太大，有人患了成人软骨病。“非战斗减员，在我们这个方向体现得很明显。”谷毅团长介绍。

边防某营战士执行巡逻任务。

但这些路必须有人去走。陆地边防的一个意义在于，到达某片领土，宣示主权的存在。谷毅说，一代代人都是如此，用双脚丈量国家的领土。“祖宗留下来的疆土再大，一寸也不与人。”

这里没有界碑，也没有“您已进入中国”的边境警示牌，有的只是脚印。留下最多脚印的是个头不足1.7米的杨祥国。

17年前，杨祥国从最近的村子下车，步行了17公里，看到了帐篷、篝火和敲着一面破鼓欢迎他们的老兵。他注意到班长的绿色大衣罩上了一层烟尘，还发现了砍刀和斧头，无法把它们与一支威风凛凛的驻军联系在一起。

他很快知道了刀斧的非军事用途——在接入电网之前，这里洗澡长期依靠砍柴烧热水。

到来后，杨祥国觉得“一根锈了的铁丝都挺珍贵”，一针一线都来之不易。所有物资都是从十七公里外运回的，每周两次，这叫“出公差”。运输工具是人的脊背，大米、辣椒、35公斤的汽油桶以及活猪活羊都经此中转。猪半路掉入河里，要赶紧去追。

他开玩笑说，自己数过路边的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条路每个地方我们都靠着休息过。”

他记得，一位白净瘦弱、脊背磨破的战友一边走一边哭，“下次再也不来了”。

杨祥国后来成为军队里一位著名的开路先锋式的人物，他走过最多的巡逻路，路上他多数时候腰系绳索，手持砍刀，走在最前。

他真的负责开路。在这里他见识到什么叫“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路最多算是山腰上的抓痕，有时压根就不存在。

有的路线往返要在野外生存六七天，沿途是峭壁、冰河、雪山和原始森林。山与山之间断了一截，就“抬几根棒棒”搭上梯子，手拉绳索，从空中走过。一条路曾统计出200多处危险路段，但杨祥国说，数字永远无法精确——这一次的坦途，下一次就可能变成天险。

负重与路线长度成正比。他们连牙刷都不带，嚼口香糖代替刷牙，“少拿一点是一点”。但人均负重三四十公斤仍属正常。需要架梯通过的路段太多，以至于他们会背上钢梯，拆分后多人携带。必背的还有高压锅、汽油、大米、蔬菜、罐头和火锅底料，否则体力难以为继。杨祥国因饭量大得名“杨大碗”，但他不敢多吃，经验是只吃八分饱以便赶路。

在超过2000米的海拔落差里爬高伏低，人体受到挑战最多的是肺和脚。肺的体验千篇一律，整个途中都像是快要拉破的风箱，脚感则因人而异。

一位首长参加过一次巡逻，返回时发现脚指甲掉了一个。又过了些日子，他告诉别人，十个脚指甲全没了。余刚解释，不常走这种路，脚指甲会很快充血、顶起，连续五六天就会脱落，这就是“十指连心”的疼。

杨祥国被称为“巡逻王”，但他也免不了濒临崩溃的体验。他形容，每一次巡逻后都会“对人生多一些领悟”。有时连续行军会从凌晨两三点走到傍晚，人到后来连话都不想说，只是跟着前人的脚后跟，感到“生无可恋”，“有时想一头栽下去，死了算了。”

“走下去的理由就是活下去。”

连队里养的狗有时也跟着巡逻，但常需要人抱着度过危险路段。走着走着，一些狗没再回来。

一年多以前入伍的程金虎原计划到飞机上做空少，他大专学历，空中乘务专业，可惜英语不过关。他在成都销售过广告牌位，父母希望他去政府部门谋职，但他认为自己身为独子，需要一些锻炼。

然后，他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有些地方如果你脚一打滑，基本上就回不来了，下面都是几十米、几百米的深渊。”

恐怖的路段各有各的恐怖：刀背山、刀锋山、老虎嘴、绝望坡，这些非正式地名的出处已不可考，杨祥国猜测也许是“首长”取的名字，因为普通士兵“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绝望坡最好是埋头去爬，抬头看一眼都会失去勇气，“越看越没力气”。刀背山山脊只有沙发椅那么宽，侧面坡度接近直角，下面照例是深渊。走夜路被公认比较危险，但一些人因为总是夜爬刀背山没觉得怎样，直到白天看见才后怕不已。

最受欢迎的地方，无疑是卧在河里的一块“两间房子大小”的石头，离宿营点不远。“我们叫它‘诺亚方舟’。”杨祥国解释，“你看到那个‘诺亚方舟’，就相当于看到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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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次巡逻终于完成，远远望见平地，有经验的军官会转过身，退着下坡以保护膝盖，毛头小子则恨不得一步冲下去。

踩到平地的瞬间，用从大学休学入伍的士兵李声松的话来形容，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似乎力气全回来了，生出“还能再走上几十公里”的错觉。

余刚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烈”的感受：双脚本来疼得火烧火燎，也许正在流血，踏上平地时痛感像是突然消失了。“就像打仗一样，接近胜利的时候，战斗快结束的时候，人的战斗力是空前的。”

但只要往车上一坐，他就立即感到人要“散架”了。

连队会提前杀猪等候。巡逻归队是与重大节日并列的值得杀猪的事情。据余刚解释，一方面是因为巡逻时常饿肚子，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巡逻都经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每一次归队都相当于一次凯旋，值得犒劳。

虽然这些人露营时总是发誓说回去头一件事要“吃点好的”，但真正面对满桌饭菜，总有人抢着去冲澡——归队时，他们自腰部以下全是黑泥，迷彩服的花纹都已分辨不出。

几年前，一群从北京来的部队干部在门口等候他们。一见面，年轻的士兵看到，这些“首长”当场哭了起来。余刚有点不知所措，他的妻子正在这里探亲，他看到女首长们一边哭一边掏出在拉萨买的首饰，直往他妻子手里塞，“嫂子你辛苦了，你拿去，你在这儿不容易，我们回拉萨再去买。”

从最长那条巡逻路返回，有些人会瘦好几斤，刘东洋比较清楚这一点。他受过高等护理教育，在连队做了卫生员。

他与这里的伤痛打过很多交道。途中扭伤，就地用山泉冰一下，严重的打上封闭针。名叫山虱子的小蜱虫制造的麻烦不小，要用镊子轻轻拔出，以前有过发现不及时而导致手术的先例。一些伤口在巡逻结束后才会被发现。余刚某次摔过跤，多日后感觉手掌有异物，挑开看到里面已经化脓，肇事者是比米粒大一点的碎石。

2018年1月10日，西藏一条边防线上，一名巡逻战士俯下身来喝冰水。

风湿是相当普遍的职业病，不难理解：一路上浑身湿了干干了湿，有时人一觉醒来发现帐篷进了雨，而自己正躺在水里。

杨祥国庆幸没患风湿。“我就一个‘脊椎下陷’，其他还好，嘿嘿。”

他身上共有21处“光荣疤”，它们从他第一次走上巡逻之路开始积攒。新婚之夜，他曾羞于让妻子看到自己的身体。

所有问题中，脚底的水泡因太过平凡而常被忽略，正常程序是用针挑破，消毒敷药，但人们更多是悄悄找个树刺扎破，或者忍住不去处理——不想影响赶路，更不想经历把背囊放下再背起的过程。

“背的东西太重，重新站起来太消耗体力。”余刚说，一般休息不会超过5分钟，因为低气温下停顿久了肌肉容易僵硬，加大抽筋的概率。

那么，什么是休息？

这位老兵突然起身，半蹲，弓腰，喘着粗气，双手撑在膝盖上——这就是休息。

2018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官兵，一名战士跑步训练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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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个心情，可以看到这一路的不少景致其实是“诗情画意”的。他们在轰鸣的水声中穿过竹林，绕过瀑布，跨过乱石，从五六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下经过。会与猴子、黄羊、野猪、松鼠和小熊猫打照面，会见到质地密实、刀枪难入的稀有树种红豆杉。头顶有看不到影子但歌喉动听的鸟儿，也有美貌惊人但叫不出名的鸟儿。

但是，那种对风光的好奇早在第一次巡逻中就消磨殆尽了，每个人提起这些路，都会使用一些描述炼狱的词语。因为等在前面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这是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六连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因公牺牲者远多于此。在杨祥国出生那天，1984年的一天，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到此踏勘道路时心脏病发作，痛苦地拽着马尾死去。

所有烈士中，最年轻的看着像个孩子。2005年，19岁的古怒在巡逻途中摔下了悬崖，他的目的地是“阿相比拉”——当地语言所说的“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古怒是杨祥国的同乡，比杨还要瘦小。杨祥国是他的班长，余刚是他的排长，但他们都因事缺席了那次巡逻。余刚正在昆明参加军校的考试，“我们有一个人没了”，他接到电话。他第一反应不是古怒，是“最不听话”、令他最不放心的一个兵。

是过桥时出了事。那里是一处湿气很重的陡壁，木桥和山石上生着青苔，下面看不见底。为防万一，过桥要一个一个来。古怒位于队尾，因此他可以看到聚精会神过桥的战友次仁珠杰所看不到的：山体滑坡的泥石流正从右侧滚来。

泥石流并不稀奇。“走着走着，碗大的、锅大的石头就下来了。”余刚说，“最好站在原地，看着石头往哪个方向（滚）。”

但这次来不及了，古怒冲过去推开了次仁珠杰，自己却被石头砸了下去。

他摔出不太远，人们找到他时，他仍有意识，但颅内出血，伤得很重。他死于归途。

他本来已进入回家倒计时，再过5个月他就会退役。那次巡逻出发前，他站在宿舍的楼梯转角处，对人说他再去最后一次巡逻。他还提议，这次回来，大家要开个小火锅，“烫个菜”。

最后的痛苦挣扎中，古怒力气很大，抬他的两个人也差点出事。那天带队的连队指导员殷永飞事后告诉余刚，如果这二人也摔下去，“老子不管了，也飞下去了”。

余刚至今耿耿于怀，他习惯在队末收尾，如果那次他在，走在后面的就不会是古怒。

这是余刚第二次见到牺牲。在古怒出事的同一个位置，1998年，另一名士兵罗国稳摔了下去。余刚当时是新兵。他记得，人们系着绳索下去寻找罗国稳，绳子放了七八十米，才发现他落在一棵树上，树尖刺破了他的心脏。

二人遇难之地，后来叫“舍身崖”。

舍己救人的古怒被追记了一等功，他穿过的军服进了团史馆。人们为他穿上新衣，把他葬在营区一公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永远眺望他的连和他的路。

而那位司令员的纪念碑，则树在通往连队的公路一侧，碑上顶着红星，裹着哈达。余刚路过时习惯下车敬上三支香烟，祈求昨天的司令庇佑今天的部属。

“有些人会到祖坟上许愿保佑升官发财，我从来没有许过这个愿。”余刚说，他一直都在祈祷兄弟们“健康平安稳定”。

有时，余刚会在古怒墓前对新兵感慨：“看看我们古怒，永远在这个地方了。”

除了余刚和杨祥国，与古怒有过交集的战友都已离开了这个连队，但这个小个子仍常被提起。新兵来时要认识他，老兵走时要向他告别。17岁的新兵匡扬武记得，他们报到的第二天，就被带去给古怒扫墓。

为表心诚，扫墓时每人自掏腰包买点祭品。年轻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意，水果、饼干、鸡翅、薯片、花生、不同品牌的可乐，酸奶要插上吸管。无论是否抽烟，人人敬三支烟，香烟插在旧弹壳里固定。

余刚还会拍下照片，发给古怒的家人。驻军始终与重庆这家人保持着联系。杨祥国与4位退伍老兵多年来有个约定，只要他休假回重庆，就同去古家看望。

古怒的母亲最初连续三年来扫墓，2015年又来过一次，向众人分发了她亲手做的鞋垫。儿子出事十年了，她仍坚持到遇难处祭奠，拉着团政委杨守宝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等到回归平静，人们听到她说：“我养了个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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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怒葬礼几个月后，他的指导员殷永飞被哨兵发现半夜晕倒在水沟里。他清醒后告诉别人，自己起夜时听到古怒在喊他，感觉四周密密麻麻都是人，但每张脸都是古怒的脸。

失去古怒是殷永飞“终生的遗憾”。余刚不确定他今天是否走出了阴影。据他所知，殷永飞给古家寄过冬虫夏草等药材。殷后来调离了连队，然后又在2017年彻底告别了军营。临走之前，他又一次去了古怒的墓地，嘱咐余刚不要再像他一样“把兵带没了”，嘱咐人们多去看看古怒。

实际上，那场事故给整个连队都投下过阴影。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杨祥国说，不知是谁发现了巧合：从1984年算起，每七年牺牲一人，“七年之痒”。

余刚也承认，大家经过古怒出事地时会紧张。有一次，距离那里大约500米的位置，一个士兵踩滑，摔出十多米。余刚远远看到他一动不动，第一反应是“完了，又一个”。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看到那人眼睛很亮，但说不出话，直至获救仍不知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他感到“压力空前大”，每次巡逻选人，挑了又挑，慎之又慎。

在刘东洋记忆里，到了2012年，大家普遍有点担心，他不认为这是迷信，毕竟那种巧合让人“难免心里嘀咕”。那年年底，最后一次巡逻结束时，他松了一口气。

当2012年的日历终于翻到尽头，所有人松了一口气。一个关于时间的“魔咒”被时间打破了，它是无稽之谈，却带来过真实的阴影。

但即便如此，人们报名巡逻时仍争先恐后。平时表现突出的才会被选中，不止一人落选后越级找营长诉苦，“为什么又不让我去？”

余刚试着找出一些安慰性的借口，比如“你个子太小了”。

“难道我个子太小了是我的错吗？”

还有一位叫胡玺乾的士兵，被调到了县城，总觉得哪儿不舒服，找到机会向团长申请，又调了回来。

余刚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对一件事的恐惧与无畏，可以在人的身上并存。但他相信，“你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遇到巡逻，马上斗志就来了，火苗就燃起来了。平时你没看他怎么样。”连队现任指导员母科说，这是体现一个军人价值的时候，留守者心里会窝火。

母科生于1988年，入大学时就是国防生计划挑选的后备军官。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是“for honor（荣誉导向）”，而雇佣军制度是“for money（金钱导向）”。

死神其实一直离得不远。余刚就曾在悬崖上救过人，最终两人抓住绳子悬在半空，死里逃生。

如果摔下去——“那么今天在这里跟你说话的就是别人了。”

在后来者眼中富于传奇色彩的杨祥国，曾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3次救过人，也被人救过。他摔下被树接住过，下面只看得到细细的水线。战友张威被他救过多次。有一次张威丢了墨镜——这可能导致雪盲症进而遇险，杨祥国与他轮流戴一副墨镜，手拉着手行军。

“巡逻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当于把生命托付出去了。”杨祥国说，跟这些人平时连电话都不常打，但彼此是在心里抹不去的。大家曾生死相连过。

2018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官兵，执行巡逻任务的战士出征前。

这条路上的一个传统，不知始于何年，一直传到了今天：巡逻者每人左臂会系一根红布条。余刚说，红布条从实用角度是一个便于辨认的记号，同时在心理上是一个寓意平安的信号。以前物资紧缺，大家撕布条时都很小心。

前些年，连里的一个习惯是巡逻前让写遗书。遗书存在留给家人的“后留包”里。

杨祥国忘了写过多少遗书。他十八岁那年第一次留下遗言，很慎重地写了两封，一封给父母，一封给暗恋过的中学同学。十八岁的遗言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嘱咐爸妈保重身体，以及告诉那个有点像演员李若彤的女孩，他曾是那样自卑和懦弱而没有表白。

天长日久，他很快写到“没什么感觉了”。到后来不知还能写些什么，就照抄过去的遗书，换个日期。他记得别人的一封遗书里只写了五个字：“我一定回来。”

杨祥国带过的藏族士兵白玛坚增说，自己从没想过巡逻时牺牲，“我们都觉得肯定不会出事。”

“我没有想过是因为，随时都是准备着，没必要去想。”杨祥国说。

但一些做法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他是独子，在父亲九年前因病去世后，他鼓励母亲抚养了亲戚家的一个女孩。

他解释说，每个人都会想到牺牲——就算不去想，不代表没有看法。军人本身就意味着牺牲，毫无怨言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事儿你就觉得没必要想了。”

余刚并非独子，他承认做过最坏的打算：万一那一天到来，至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照顾。

团长谷毅认为，这里存在某种一茬一茬人“战天斗地”、前仆后继所形成的魂和魄，“它是语言文字无法完整表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会被无形的东西感染，形成一种自觉。这种自觉难以言喻。

“有什么秘密呢？你也会默默无闻地坚守。”余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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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人来说，巡逻之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莫过于终点，他们所说的“展国旗”——也就是上级所确定的宣示主权的地方。

杨祥国说，走到那里，再苦再累，腰杆会不自觉地挺到最直，军姿应该是“最标准的时候”，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中国。谷毅猜测，或许是“这种荣誉让人上瘾”。

“和平年代有无形的战场。”母科说，很多人觉得当兵的吃军饷却“什么事都不干”，“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些言论。没有部队在这儿守着，国家能安宁吗？”

“展国旗”的时刻，所有人集合，拉开一面国旗，打开摄像机。指挥官在镜头前向上级报告：“现在是北京时间”某年某月某时某分，巡逻分队经过了几天几夜到达指定地域……

那一刻到来时，每个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整理武器装备和着装，他们会拉好拉链，翻出领花，饱受脱发困扰的人甚至会仔细地用军帽遮住发际，以最佳形象示人。

“展国旗”时，李声松会有身后十几亿双眼睛看着自己的感觉。即使不远处的情况不明，气氛十分紧张。“好像整个中国在当我的后盾，我后面有十三亿人，有什么可怕的？”

程金虎认为那时有一种“丰收的喜悦”，他的四川同乡、22岁的唐银则说，那是觉得“当兵很值”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很累，但是国旗展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好了。”

唐银尝试过这样向老家的朋友介绍自己的工作：“你现在能够安稳地坐在这里吃饭、坐在那里打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宣示主权时，指挥官会带领大家喊一些号子，诸如“祖国万岁，人民万岁”“祖国必胜，人民必胜”。

在2017年一个这样的时刻，指挥官带头喊了一句：“我们站立的地方是——”

“中国！”人们高声回答、敬礼。

展国旗。李斌/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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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国旗，哪怕是在探亲时，杨祥国都有可能联想到那些巡逻路线，条件反射一样。

他有两次调走的机会，但他又申请调了回来。去外地读了两年军校，他“随时想回来”。“随便在什么地方，我都愿意巡逻，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承认巡逻很累，但又觉得“没有比巡逻更轻松的事儿”。

那些手电筒都照不出的夜路上，每个人都是连滚带爬，开路的杨祥国每次都担心带错方向，但他像一匹老马，凭感觉从没错过，同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根据医嘱，由于脊椎问题，杨祥国最好不要参加巡逻。包括余刚在内，不止一任连长阻止过他。他半开玩笑地把余刚扛到肩上做深蹲，强调自己没问题。为了证明自己，他扛过很多人，包括连队里最重的兵。

2017年，他在团部破格晋升为副营长，可他仍常常找机会回连队参加巡逻，士兵仍喊他“班长”。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入伍那天起杨祥国就反复听到这句军中箴言。但他认为，自己或许是一只井底之蛙，“视野太小了，心也小”。

“如果你拿提职和巡逻来（让我）选，我选巡逻。”他坦言。

“他的贡献大家都很清楚。”余刚说，他非常单纯，性格像个小孩。余刚同时认真地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有问题的。我要更好地跟他说一下。”

白玛坚增后来也在读军校时梦见过连队。他发现自己对这里的思乡之情超过对家乡。一个例证是，军校放假时，他不自觉地先回连里看了看。“待长了，被这里的传统同化了。”

既然人生迄今已有一半时间留在这里，杨祥国已将这里视为第一故乡。“哪怕看一下这个地方，闻着这个地方（的味道），心里都挺舒服。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

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陆续离开，杨祥国说，每个人都在选择明天的路，他已经打算，在巡逻路上一直走下去，“走到走不动”。

因为这条路上的表现，他得过很多荣誉，但他认为自己是踩在一代代戍边者的脚印上，“替他们拿的”。“‘英雄’属于以前的人，不属于我。我们顶多是沿着他们的路走下去。”

对于真正的故乡，他心情复杂。他经历了结婚、生子、丧父等人生大事，千里之外的这个营地使他遇上了古往今来从军者都避不开的“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但分享他喜悦与痛苦的，也始终是这个千里之外的营地。

一名战士展示手机里妻子的照片。

“我们的孩子都跟电影里面一样，今年才出生，明年就长大。”谷毅叹了口气。

余刚总是被儿子问起多久回家，他回答时总像“做错了事情”。儿子年幼时，曾央求一个穿军装的陌生人带自己去找爸爸。这个吵着想当兵的小学生还曾逼着休假中的爸爸穿上军装，送自己去学校。余刚只能满足这个要求，尽管他一路都窘得恨不能以帽遮面。

杨祥国的2018年计划里包括补拍婚纱照，这些照片本该记录十年前的时刻。十年间，他错过了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刻，也错过了父亲辞世的时刻。父亲患上癌症，时间开始倒数，他只能多找机会给家里打电话。有一天，他照例要跟父亲通话，家人一直推脱，他忽然醒悟，眼泪涌出。那时父亲已去世三天。临终前，这位下过煤矿、竭尽全力养家的重庆农民，禁止将死讯告知儿子。

那天夜里，绝望的杨祥国避开人，在营区伏地长跪。

在写过的那些遗书里，他不停地对每个人说抱歉。“一辈子都抱歉不完了。很多责任你没有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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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父亲并不希望杨祥国当兵。这个贫苦的农家子弟参加过高考，只考上了大专。父母送他去复读，指望他考入好的大学，改变命运。他那时是个平凡的、给人“乖巧”印象的孩子。

复读一个多月后，他听到年度征兵的消息，打算去报名。在中国1998年的罕见洪灾中，解放军的救灾表现令他印象深刻。虽然父母反对，他找到了支持者——他的叔公在西藏当过兵，在镇上工作，“说话有影响力”。他成为家族里第二个穿军装的人，也分到了西藏。

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到西藏后，他先是在一个兵站集结休整，与多数初到高海拔地区的人一样，见识了难熬的高原反应。一个凌晨，军车把这些新兵送到不同目的地。他迷迷糊糊上错了车。车上中途点名，发现名单里没这个人，而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部队干脆把他的档案转了过来。

他就这样到了这里。中国正在经历势不可挡的城市化，但像他这样的人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走到了国家的末梢，让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暂时阻隔了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始，这个国家发生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几亿人从农村迁居到城市。得益于经济的起飞，这些人比前人吃的苦头更少而拥有的人生选择更多，这对征兵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余刚记得，当年他参军前，母亲对他提出的第一条希望是争取在部队留下，“能从穿胶鞋的换成穿皮鞋的更好”。

“我们那个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要留在这里。现在国家条件好了，出去打工也不是很差的出路。”

2011年，中国修改了《兵役法》，考虑因素之一就是不少适龄者优先选择升学和就业，“兵员文化素质在低层次上徘徊”。有关服役年龄、大学生参军方面的条款都作了修改。

自那以后，陇这个地方迎来的大学生日益增多，以前连读过高中的人都少见。年龄放宽后，生于2000年的一代人于2017年开始抵达，2000年12月出生的匡扬武是其中之一。

匡扬武原本要去开挖掘机，像他一样，大多数人原本已经或即将坐在“世界工厂”的不同工位上，从这支驻军的构成就能看到分工。他们大都出身于农村或小镇，但已告别农业。他们在饮料厂打工，在电子厂打工，在小餐馆打工。刘东洋短暂地当过护士，唐银学了半年汽车维修，从内地部队转来的刘佳在大专学过几个月的“机电一体化”，一个叫谢厚毅的中专毕业生说，自己本来有很大可能去城里那些正在装修的高楼里做水电工。

有人是出于对从军的长期向往；有人“打工打到不想打了”；有人是由家人代填了兵役登记表；有人纯粹认为当兵很酷，或者“想要八块腹肌”……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们从四面八方，把自己发射到了边陲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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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没多久，匡扬武购买了一个剃须刀。这里很多人的购物清单上都包括人生中第一个剃须刀。第一次需要刮去胡须是长大的一个标志。生于1970年代的余刚在这里长大，1980年代的杨祥国也是如此，现在轮到2000年出生的匡扬武。

军旅生活是另一把剃刀。匡扬武变壮了，而一个外号“胖子”的人很快成了瘦子。相当一部分人把病毒分子结构一样的夸张发型留在了老家。长辈原本就对这种染过色、桀骜不驯的发型缺乏耐心。经过剃刀的一次次修理——有时在入伍地和服役地分别修理一次，这些发型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板寸，连人的气质都修剪过了。

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官兵在相互理发。

匡扬武当初在中学成绩不佳，感到迷茫，在这里他表示忙得没空“迷茫”。生活像是修剪过一样整齐，起床号，开饭号，训练号，熄灯号，时间被完整切割，像床上叠出的“豆腐块”被褥。训练场上队列“向右看齐”时，走廊里的脸盆排成一线，也保持着一种“向右看齐” 接受阅兵的姿态。

能够打破整齐生活的事情不多：黑熊在连队的苹果树下留下爪印；比锅还大的石头从崖壁滚落，在篮球场砸出大坑，溅起的石子又击碎了一扇扇玻璃窗。

李声松当初也因“迷茫”决定换个环境。“不是说军队能磨练人吗？”他大学读了一年，感到无所事事，“不是打游戏就是逃课”。他休学时，同学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吃那些苦”。有亲戚问，“怎么脑袋一抽要去当兵呢？”

很多人原本不知道花生产于树上还是地里，在这里要学会自己理发，做饭，种菜，养鸭，喂猪。猪圈的名字叫“天蓬庄园”。当然，他们也跳上桌子，七手八脚把肥猪拖上桌，在人的嘻哈和猪的惨叫声中研究怎样杀猪。

现代生活的许多元素是由解放军带到西藏的。军队曾创造了西藏历史上200多个“第一”，从第一条公路、第一座机场、第一条光缆到第一所中学。1950年，解放军誓师向西藏进军，“一边进军，一边修路”，4000多人牺牲于这些“天路”上。西藏军史馆在介绍这段历史说，“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名烈士倒下”。进藏路上第一位牺牲者，是西藏军区首任司令员年仅三岁的女儿。

60多年后，在陇这种仍有一定自给自足必要的边防地区，解放军所带来的建设仍在进行。战士们建起温室大棚，自己维护小发电机。峡谷内光照太少，夏季连日下雨，低垂的云朵几乎是被雪山按住了头在哭泣，一个月不晒被褥就会连床板都是湿的，为此，他们用水泥和木头修建专门的晾晒房。

2018年1月11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官兵的洗衣房。

2016年，余刚曾以连长的身份被派到陇以北的玉麦哨点驻扎。他们修了猪圈，用温室种菜，利用旧砖块修了国旗台，帮忙把一位“转山”途中前行无力的宗教信徒背回。“给我们的任务是，让老百姓感觉到解放军来了就是不一样，就是当年进藏的感觉。”

玉麦是中国人口最少的乡，领土面积超过3个香港，但居民只有32人。过去很多年里，每年有一半时间被大雪封锁的玉麦一度只有一户人家——一位藏族牧民和他的两个女儿。那是一个“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式的故事。

那位牧民早已逝世，2017年，他的两个女儿给北京中南海寄去了一封信，讲了他们的经历。收信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很快回信表示敬意和感谢，称赞父女三人默默守护祖国领土的精神“令人钦佩”。

“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习近平在回信里说。

这一年年底，白玛坚增从陇调到了玉麦。“其实他们在那里守边防，我们也在那里守边防。”谈起那户人家，这位26岁的排长说：“我们中国人在那儿的存在，就是在宣示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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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这个概念的接触，显然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产生了作用。家境很好的士兵王凯强承认，“这种意识是来了部队以后有的。”

他刚过18岁，家人本来希望他去学管理，接手家族企业。那时他认为前面“没有方向”，父母安排的轨迹又太乏味。他6年内在4个省份转过学校，依然喜欢逃课和打架。他的铁杆朋友有5位，“一个比一个高调”。

有一天，这些人突发奇想要去从军。“忘了具体是谁说了，整天没事干，还不如当兵体验一下。”王凯强说，他们约好只服役两年，大不了“去后悔两年”。

但不是所有人都通过了征兵手续。6人中有4人到了部队，两人去国外留学。王凯强不久就意识到大家真的分道扬镳了：他打算期满后争取多待几年，而留学的朋友则对他的生活表示了嘲笑。聊天也总是存在隔阂，他们说的话题不再令他感兴趣了。

他说，来到这里才知道，“没有我们在这儿守边，他们不会享受到那么多”。但这话，他并没告诉朋友。“你嘲笑就嘲笑。”

“感觉在这儿长大，责任比较重。”谢厚毅说，一是部队的责任，一是家庭的责任，好像突然全都感受到了。

入伍几个月后，匡扬武用自己攒下的津贴给父亲转去一万元。“钱没什么地方花”，他告诉家人。父母高兴地推辞着，表示先替他存下。

不少人与家庭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给父母的转账记录或悄悄买给母亲的铂金项链上。李声松认为，他跟父母之间的话题多了，从前他总是对他们没话可讲。他今天仍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但他说，已清楚地感觉到“肩上有担子”。

军官们都承认，如今“兵不好带”了。谷毅团长说，他们知识面广，思想活跃，敢于表达，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强，“现在他们会多问你为什么”，会强调“这个事我认为怎么办”。但他强调，在接到任务、需要担当的时候，他们没有一点狭隘和自私。

团政委杨守宝认为，没有谁是一来就具备所有能力的，前人最多吃苦能力强一些。如今的一次次巡逻证明，这一代人的体能和意志力都不差。只要把他们用好、训好，“这些孩子能当顶梁柱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过一个多世纪的沉沦，然后逐渐恢复元气，最新的计划是在未来30多年竭力回归世界强国之列。对此，刘东洋说，现在就说自己这一代人能不能扛起强国使命“为时还早”，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念：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绝对会义无反顾顶上去。”

新人已经带来了很多从没有过的东西。连队的书架上，同时摆着《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与文学杂志、言情小说。在刘佳从内地转来后，书架上多了介绍腾讯和蚂蚁金服等互联网企业的图书。那是他从网上买的，他相信这类企业是“风向标”。还有人在读介绍共享经济的电子书。

在他看来，边防生活相对枯燥，“混着混着”几年就过去了。优势在于，如果对自我有要求，在这里磨练几年，做什么事都会有很强的执行力和意志力。

某种程度上，这个地方像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公共场所张榜公示着各科考核成绩，大门外的杂货摊生意兴隆，篮球场上每周发生对抗。美国职业篮球赛很受欢迎，中国女排的崇拜者，同时喜欢在电视机前“指挥”足球队。晚间熄灯以后，卧谈反而渐入佳境，匡扬武感到，“跟学校里差不多”。

休息时，官兵在营外向杂货摊主购买日用品，有时还会请他们进城代购。

露营时，年轻人像在学校时那样围成一圈，跟着手机里的音乐轻轻哼唱。很多人学会了演奏吉他、笛子或是萨克斯。当一个在老家组过小型乐队的士兵拨动吉他，整个宿舍都会为他安静下来。匡扬武花了80多元，从网上买来一个音乐播放器。年轻人喜欢跟风，他是班里第4个购买这款播放器的人。这里在流行音乐上一度处于落伍状态，连队的卡拉OK机以前放出的只有《军中绿花》等歌曲。

网络升级带来了时兴的音乐、玄幻小说、“鬼畜”视频，以及新款手机游戏。余刚这样的老兵生出新的苦恼：过年时例行的纸牌比赛没落了，新人会组队在游戏的世界里竞技。

较新的电影也会很快来到。连队每周五晚放电影，不限于部队题材，“没有政治问题的”都可以。好莱坞的《血战钢锯岭》和宝莱坞的《三个傻瓜》都放映过，喜剧片、科幻片、动作片都很受欢迎。

新人带来的另一个变化，黑板倒是显示得很清楚：过去囿于文化水平，老兵为出黑板报头疼不已。为了让字体好看一些，他们打印出内容，把文字的轮廓刻出，涂上粉笔灰，再沾到黑板上。新人现在用电脑绘画和打字，通过投影仪投到黑板上去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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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已无法设想营地当年的苦，光是限时使用智能手机已让他们难受不已。“我们这一代很多都是‘低头族’，”李声松说，每个人都要克服离开手机心里“发痒”这一关。

连队太过闭塞，典型的“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每个年代的人都需要适应隔绝所带来的孤独，孤独从没离开，只是不停地更换表现形式。杨祥国记得，没来多久自己就能够仅凭味道和脚步，判断身后走来的是谁。所有人都能背诵电视新闻前播放的广告词，实在“找不到事耍了”。

当年，为了照顾新兵，连队不安排他们外出背物资，但大家总是抢着去，可以趁机见见外人。

“很多人（整个服役期间）没见过连队以外的人。”杨祥国解释，那种心情是，“希望见到陌生人，又怕见到陌生人。”

谷毅认为，部队越偏僻，人的语言能力越弱。见到外人都想“多看两眼”，但未必会打招呼。多年前，他去过一个连队，那里的人提醒他晚上用棉衣蒙住头。他奇怪但照做了。睡梦中，有老鼠跳上了床。他问为什么不赶跑老鼠，回答是，“习惯了，反正大家都在一起”。

在鸿雁传书的年代，杨祥国记得，一人收信全班都很高兴，收信人常被要求当众念信。无聊时，有人念给狗听。

这些人对动物有战友般的感情。连队养了十几条狗，它们一代一代在此繁衍。一只名叫旺财的狗垂垂老矣之际跑了出去，不知死在什么地方，让人伤感不已。

那些隔绝程度更高的高山哨所里，总是存在更加不可思议的孤独和眷恋。多年以前，一位军人生了重病，临终心愿是再回一次他放过哨的地方。人们抱他爬上了那个“伸手把天抓”的哨所，当时他的体重只剩30多公斤。

曾经在一个云雾缭绕的哨所，谷毅掀开被褥看到，人民币一张一张铺在床板上，都是领到的津贴。纸币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此类环境下，再内向的人也必须强迫自己与人说话。白玛坚增说，有些人刚到时跟人相处不来，两三年后完全变了个人。而唐银相信，多数人都会成为开朗型，因为大家总是想法让不爱说话的人开口，加入到“吹牛”聊天之中。

一个笑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再使用一遍，“一个话题上个月‘吹’了，隔两三个月又‘吹’出来了。”

每个人休假时都感到，自己落后于语言的更新了。朋友重聚，“他们说什么都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我要想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刘东洋说。李声松与大学同学聊天，这些人随时蹦一个新词、一个新“梗”出来，比如“打call”，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外面流行的一个“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才会在这里生效。

“一直在边防连队当兵的人，都很单纯很纯洁。我们这边的人看起来很傻，眼神不一样。”白玛坚增说，他在军校里遇上其他地区的军人，自我感觉比人家能老上十岁。

他还记得，曾有一位女干部来到连队，一下车给了在场者每人一个拥抱，大家都很感动——平时见到异性的概率很低，偶尔有军嫂来探亲，大家都想看一眼，“纯粹的向往，没有什么邪念”。

医院派来的体检团队，女医生和女护士永远最受欢迎。胆子大些的排队量完血压后就混到队尾再量一次，可以多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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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一名战士收到家里寄来的快递。

每周两次开着皮卡车到来的邮政送货员最清楚一点：互联网及快递业的繁荣，密切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车上的包裹总在增加。

那些发自老家、经过两家以上快递企业转手才最终到来的雪饼、薯片、辣条、奶茶和乳酸菌饮料，证明收件人仍是妈妈眼中的孩子。

那辆旧皮卡帮一位在新疆做生意的父亲送来干果，替广东乡下的一位母亲捎来自制的红薯干。四川一家人寄来的是家乡特产的挂面和“八宝油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西藏一位母亲给儿子寄来了压缩干粮。通常来说，能收到什么取决于“跟爸妈报需求”，零食几乎一开箱就会被人哄笑着“宣示主权”。

一年里的多数时候，邮政送货员是能够进入营区仅有的外人。在深山里这个“铁打的营盘”，这是铁一般不变的事实之一。

这就是陇，一个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但同时顽固不变的地方。“流水的兵”不断更替，伙食从三菜一汤变成六菜一汤，新鲜蔬菜的供应更加充足，但罐头仍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库房里码放着包括回锅肉罐头和三味辣椒豆瓣在内的上百种罐头，麻辣茄子和炒素三丝罐头一直是公认最难吃的。

同样是伙食，种类变了，但口味没有变过。从食谱来看，这里的人呼吸着西藏的稀薄氧气，但活在四川辣椒的气味里。兵源地以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为主，四川话是通行方言，以至于受访时，余刚首先询问能否以四川话作答，他担心在普通话里会言不达意。当年他参军前，母亲对他提的另一条要求就是，即使在部队留不下也不要带一口“南腔北调”回家，她当然不会想到，儿子要去的地方完全杜绝了南腔北调的可能性。

瞬息万变的外界面前，陇保持了一种脱节的状态，这是它最大的不变量。它连看上去都像是那类“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神奇传说的发生地：日复一日，太阳透过雪山银顶，发出眩目的金光；白云或快或慢翻页，像山中飞出的经书；乌鸦一身漆黑，在常青的树木中间跳跃。河流喧哗着头也不回地奔过。

脱节使它具备了一些只有在一个大国的末梢才能看到的状态。大门外的杂货摊在这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顾客与摊贩之间也并非单纯的买卖关系。士兵们放心地把银行卡及密码交给摊贩，请对方帮忙去城里取钱，而现金通常除了杂货摊也别无去处。这里同时出售“北京牌”方便面和西双版纳的甘蔗肉，名目繁多的零食和饮料永远卖得最快。

除了做生意，摊贩还会帮人向家里寄回在部队得的奖状。一位江西籍士兵的母亲去世，连队拜托一位摊贩紧急把他送到了机场。

通过他们，打牙祭的士兵还可以从城里代购“德克士”快餐店的炸鸡。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炸鸡早就冷透，并且饱受摧残，但买家拎着袋子兴高采烈，仿佛拎回了整个热腾腾的城市生活。

与袋子里的温度一样，城市化的效应从远处传来，逐级衰减，在末梢的位置能够抓住的只是片段。

穿梭在城乡之间送来的快递袋里，一些东西像是走错了地方：卫生巾，可以垫到鞋里，让巡逻的双脚舒适一些；面膜，多半是探亲之前，这些年轻人为了让父母见到自己少一些沧桑，修复皮肤的徒劳尝试。

西藏军区干事晏良记得另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尝试：他的一个战友临时抱佛脚，从拉萨回家之前，走进了一家美容院。

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家美容院，能够去除地球“第三极”留给这些人“高原红”的烙印。天长日久，他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伤口总是好得很慢，别处一个星期结痂的伤口，这里需要两个星期。刘东洋猜测，在高海拔地区，人体机能出现了下降。

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变化，医学影像能够拍到：肺动脉的增宽和右心室的增大。谷毅早年回到平原地区读军校，差点因为心率过缓而被拒绝。

一个不易察觉的变化，他们倒是最先感知到了：地球正在变暖。青藏高原是气象学家眼中的气候“放大器”，而这些人的身体最早对放大器发生感应。

老兵们都认为以前比现在冷。每时每刻，在看不到的地方，冰川在消融，雪线在上升。他们生冻疮的概率在降低，部分得益于条件的改善，但他们相信与气候有关。

官方数据证实“西藏增温强烈”。1961年至2013年，西藏的年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增温幅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过去30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年均减少约131平方公里。

余刚有一整套应对冻疮的可怕经验：长时间用温水浸泡，泡软后撕掉冻疮，涂上“高原护肤霜”，不停揉搓，再贴上创可贴。晾干皮肤，再浸入温水，撕掉创可贴，用夹子扯掉坏肉，再涂护肤霜。

冻疮曾经极具创意地每年拜访他的手脚和耳朵：手背开裂，指缝也开裂；横着开裂，也竖着开裂；直线开裂，也呈三角形开裂。有一年他去广西出差，当地武装部干部仅仅根据他的耳朵就推断，“你是西藏的吗？”

“西藏”意味着特殊的艰苦程度。国家针对“艰苦边远地区”部队服役者的优待政策里，地区分为几类，分配到驻五、六类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一类岛屿“或者西藏部队”的，高定两个职务工资档次。

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在征兵办法里承诺，对“到西藏等高原艰苦地区”服役的义务兵优待金，按照标准的两倍发放。

晏良见过很多的西藏边防兵，容易识别的特征是他们通常皮肤更黑。由于缺乏维生素，长期生活在边防的人指甲是平的，有点像麻将牌的“白板”。耳朵冻烂的很可能刚从哨所下来。另一个特征是脱发，缺氧和压力的双重后果。

不满40岁的余刚摘下军帽，展示他的生平憾事之一：发际线后退了不少。山南军分区一个叫无名湖的哨所，一位2017年底退伍的士兵脱发严重，家人安排他相亲，他戴了假发，聊到高兴处，不小心把假发扯了下来。

“四个字：青春易老。”晏良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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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在最好的青春留下之后，自己迟早会向西藏告别。在六连，连入伍不久的新兵都已在做一些打算。很多人在努力攒钱买房。一位士兵说：“大家都为房价恼火。”

多数人将到中小城市谋生，重新汇入城市化的浪潮。回去后，他们首先要克服疏离带来的不适应症状，谷毅称之为“地域差”。身体会“醉氧”，表现是反应迟钝，喜欢昏睡。购物时要学会讲价，避免上当。

有一回，晏良拜托妻子在成都教一个西藏军人如何坐地铁——对方没见过地铁是什么样子。这些人在含氧量不足海平面40%的“世界屋脊”服役时，国家迎来了持续的繁荣，一个产物就是铁轨迅速在大中城市的地下蔓延开来。

每一年，新兵穿上军装也就是老兵摘去帽徽的季节。在六连，“欢迎新战友”的横幅背面可能就是“欢送老战友”，送来新兵的汽车掉个头就接走老兵。

这样的时刻总是伴随着痛哭流涕。老兵们甚至会对着狗说上一会话。唐银说，大家都明白，“走了以后，这一辈子基本上那条路上再也不会有你的脚印了。”

有人尝试将营区的野牡丹种子带回家，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倔强——在别处基本不会成活，成活也不开花。那些碗口大小的粉色、黄色、白色花朵是点亮整个营区最富色彩的事物。

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官兵训练时的鞋子。

当他们最终离开，许多人没有见过山南“站在最前线”的那块大石，没有见过拉萨布达拉宫的喇嘛。他们只是凑近飞机的舷窗，俯瞰过亚洲中部这个一望无际的“屋脊”。他们只是在巡逻之路有限的半径里踏过西藏的土地，吹过印度洋送来的季风。不少人承认自己当年哭过，初到西藏“一下飞机心就凉了一半”。

临别时，他们千方百计讨一张照片带回——证明自己宣示过主权的照片。

余刚和杨祥国都不知接待过多少退伍战友回来“探亲”，也有人发誓不“混出个样子”绝不回来。但通过那张照片，混没混出“样子”的人都可以一次次回到这个离首都很远但离“主权”很近的地方。

“这些照片，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丢。”白玛坚增说。有一年，余刚接到了昔日老班长打来的电话。他在深圳打工，拜托余刚给寄两身迷彩服。

余刚问他为什么，“还没穿够吗？”

“结婚时和你嫂子穿军装拜堂。”

余刚买了一辆不适合西藏路况的汽车，他已经打算，将来有一天离开这里，会带着全家人从县城出发，去市里，去省会，去首都，去好好看看江山，“美好的中国大地我想去走一下”。这是他对未来30多年“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了”。

2018年的第一个月，因为出差，余刚平生头一回去了北京。但直到离开他仍没看清首都长什么样子。他没登过天安门，甚至不知它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他自幼视为图腾的那个建筑，他二十多年来在西南偏南方向、千里万里之外所为之站岗的那个部位，他始终没有见到。

原标题：《我站立的地方》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 2018年07月18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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