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步，跑得快，肥料往到农村带…”重庆城曾有20多个粪码头？

红岩春秋号消息

沿街收粪人

“倒尿罐——”

每天蒙蒙亮，巷子里准会响起一阵吆喝，嗓门不大，但格外清脆。不一会儿，接二连三的木板门声响起，走出一个个头发蓬松的女人，或睡眼惺忪的小女孩，或蹒跚的小脚婆婆。她们提着或端着一只只瓦尿罐，朝吆喝人旁边的木粪桶走去……这是20世纪70年代川江边小县城的一幅市井生活图。

老重庆民俗漫画“倒罐子”（张明志/绘）

那时候，一家大小挤在平房里，即或是住在两三层的楼房，一样没有卫生间。由于离公共厕所较远，夜晚要方便，家家户户都备有尿罐。我母亲在邮电局当话务员，经常上夜班，家里倒尿罐的活自然落在了大妹妹身上。大妹妹长得漂亮，喜欢打扮，又爱面子，讨厌又臭又脏的尿罐。每次清洗尿罐时，她要么用开水烫去臭气，要么拿竹刷把狠狠地戳，捣坏了好几个，没少挨骂。

重庆城的人更爱面子。下午的时候，上班上学的人都不在家，街上行人又少，收粪人这才出门收粪。他们一般不直呼“倒尿罐”，而是喊“倒罐子啰！”“倒桶！倒桶！”我们巷子的波儿奶奶年轻时就住在重庆城，她给我们讲，1949年前重庆城挑粪的粪夫要穿号衣，他们白天不准上街挑粪，粪桶不能装得太满，还要盖个木盖子。

沿街收粪人是郊区农民，在什么都缺的年代，他们把粪便当成宝。小时候，我在乡下看三爸给地里的菜淋肥，他淋的是清汤汤的猪粪水，边淋边对我说：“要是有城里的粪就安逸了。”过去，重庆城把城市粪便当肥料管理，设有专门的肥料管理所和公司，属事业单位，市里的城肥领导小组则由副市长当组长。

我们巷子的那个收粪人姓向，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脸瘦削，光头上扎裹着一圈白布帕子，冬天用以取暖，夏天用来揩汗。他家在江对岸七八百米高的水磨梁子上，生产队派他来城里收粪。每天鸡叫第二遍就出门，坐最早一班轮渡到县城。收满一挑粪后他便往回挑，过了渡，一直爬上坡，临近晌午才到家。这么辛苦，就为一挑粪。他说：“城里的粪便肥，回去后还要与猪粪、水掺和后才淋庄稼。”

一天清晨，巷子里新来了一位收粪人，大家都认为是给老向打替的，也没多问，纷纷倒了尿罐就回屋了。不一会儿老向来了，比平时晚了点，哪知粪已被人冒收，他心痛得快哭了。

卖钱的粪肥

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地上湿漉漉的，很冷。在重庆街巷，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快步往家赶，当他路过离家不远的一座公厕时，看见那里蜷缩着一个守粪农民。农民双眼直盯着粪池，麻木的神情似乎忘了这是除夕夜。年轻人为之一振，同情、怜悯、感慨……复杂的情感一一袭来。他后来创作了《守粪农民》的油画，数易其稿，最后画成了《父亲》。这个年轻人叫罗中立，后来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

一幅《父亲》，绘出时代的一个剪影。与“粪肥”有关的往事，不胜枚举。

川江沿岸城镇的公厕，按计划分配给近郊农村生产队用肥，重点是蔬菜队。队上一般安排年老体弱的社员照守，以防止其他队社员“偷粪”。有些城镇的公厕不固定分给哪个队，而是由各生产队轮流挑，以10天或半月为期限。城里单位、厂矿的厕所，要有熟人介绍才能挑。

担粪的农民（陶灵/摄）

我们巷子有个下乡知青，小时候他的衣服口袋里常装着炒豌豆当零食，大家给他取诨名叫“豌豆”。临下乡时，他通过父亲的关系，把单位的一座厕所包给了自己落户的生产队挑粪，因此立了大功，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员。

重庆一些郊县及邻近的广安等地，不属取用城里粪肥的范围，有一段时间严重缺肥，近百个公社的社员便来重庆城里“抢粪”。他们不分白天黑夜，自己上厕所捞取，每天进进出出几千人次，粪车粪桶随处可见，粪便四处泼洒，导致街巷里污秽不堪，臭气熏天。重庆城立即采取措施，实行“城肥供应证”和“准运单”办法，才控制和禁止了“抢粪”。

这里，不妨赘述。重庆城中由机构来管理粪便清运工作由来已久。

清朝时期，厕所被叫作“茅司”，公厕被称为“官茅司”。 巴县知县聘了专人来管理重庆城官茅司的粪便清运。重庆建市后，由公安局管理官茅司，后公安局改名为警察局，一直负责或配合卫生局管理官茅司及街道卫生。当时市民捡了死老鼠也要交到警察局，每只奖励5分钱。

抗战期间，重庆城有两类茅司——官茅司和保甲茅司。当时，由于人口激增，公厕又被炸，如厕极为困难。于是，政府传令镇长、保长，发动民间力量修建公厕，并准许人们卖草纸和收取如厕费用，每人每次2分。

重庆城厕所最多的时候有200多座保甲茅司，由粪商雇人清运粪便。而官茅司的粪便则由粪帮清运，但最终都卖到近郊的农村当肥料。粪商、粪头、粪霸由此纷纷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城有个“五花帮”，专门做运粪、卖粪的工作，每挑粪卖2至4角钱不等，还向居民收取倒罐费。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时，单位厕所的粪肥以每年500元卖给郊区蔬菜队。每到年底，蔬菜队队长会准时来交下一年的粪钱，单位老邹负责这件事。

粪码头储粪

粪便当肥料时，公厕还没建沼气池，用肥的生产队随时来人挑。人们将粪肥一趟一趟地挑到江边码头，并在岸上挖了大坑储存，其坑壁用三合土敷平，不渗漏。每过十几天，生产队便来船来人，把粪肥运回去。由于这些储粪坑装卸时又脏又臭，影响环境，于是专门设立了粪码头。重庆朝天门、望龙门、菜园坝和临江门、千厮门、牛角沱等江边，多时有20多个粪码头，每年运粪肥近10万吨。

然而，重庆城区公厕的粪是不用人挑到粪码头的，而是用人力车拉。两只胶轮的木板车上，安了一个很大的卧式扁木桶用于装粪。由于重庆到处是坡，下坡时，掏粪工便将双手用力压住粪板车拉扛，使车尾翘起来，与扁木桶的重量持平，仿如跷跷板似的一路狂奔。待车速飞快时，他一屁股歪坐在一侧的拉杠上，脚尖不时点地，控制车速和方向，不一会儿就到了码头。岸边有一个U形木滑槽架到江边，在此拔出扁木桶底的塞子，粪便就哗啦啦地流到了坑里。这个拉粪板车的过程被称为“三大步”。

老重庆民俗漫画“三大步”（张明志/绘）

生产队的粪船是木船，拆了船舱之间的堵（舱隔板）后，便成了一个大舱，这样装得多些。我们巷子的那个知青“豌豆”，他队上的粪船从县城一回来，全队社员就要出工，把船上的粪挑到庄稼地边的粪坑。一天正遇下雨，“豌豆”挑着一担粪，从粪船的跳板往岸上走，突然脚下一滑，掉进江里，粪桶扣了下来。粪水倾泻一空，他根本不敢凫出水面，而是埋头钻进深水里，游了一大圈才爬上岸，结果还是一身的粪臭。挑粪的社员乐得哈哈大笑。尽管如此，队上的青壮劳力，包括“豌豆”，还是喜欢挑粪。因为工分最高，一天能挣12分，值4角多钱。

船舱的粪当天必须挑完，挑完后还需将船清洗干净，不然会严重腐蚀木船舱板。可生产队从江边到山顶都有庄稼地，空着手走上山顶都要一两个小时，再怎么努力，一天时间也不能将船上的粪全挑上去。于是，他们又在河边挖了几个大坑储粪，慢慢转挑。

又快过年了，一天，买我们单位粪肥的那个蔬菜队队长来了，找到老邹，说：“明年这粪，我们不挑了！”老邹犯傻了，粪没人挑，茅坑满了咋办？那时又没建沼气池。好说歹说，不卖一分钱，请蔬菜队帮忙挑走。念其多年的供肥关系，队长答应了。

过了一年，蔬菜队长又来了，说：“现在包产到户，我也派不动社员来挑粪了，你们另想办法吧！”老邹很灵光，说：“那每年给你们500元，算是社员的工钱，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他们商量结果怎样。年底，我拿着调令离开了家乡小县城。

后来，城市粪便不再当肥料，所有的厕所都建了沼气池、化粪池，现在是生化池了。

原标题：城记 | “三大步，跑得快，肥料往到农村带……”如民谣所述，重庆城曾经真的有20多个粪码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