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爷爷带着孙子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参观。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华大地上有一块浸染着无数优秀儿女鲜血的红色版图——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就镶嵌在这块版图的最东边。

1929年，城口在重庆地区率先打出地方红军的旗帜；1930年，城口地方红军解放县城；1933年，城口迎来了红四方面军，并开始成建制地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

那段时间，李先念、徐向前、王维舟、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率领红军转战大巴山，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留下一页页光辉的篇章。

作为重庆地区唯一曾建立过县级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城口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笔。

城口苏维埃政权诞生记

如今，在城口县城，有一块高高耸立的纪念碑，上书“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17个大字，碑座上是城口苏维埃政权的简介。

△ 位于城口县城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

纪念碑附近，是依山而建的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崖壁上镌刻着城口苏维埃的发展历程。每天清晨和傍晚，不少当地居民都会沿着公园内的健身步道拾级而上，在锻炼的同时也重温着那段历史。

“1930年，李家俊指挥川东游击军攻占城口县城，建立了县、区、乡农会；1933年，红四方面军宣达战役取得胜利时解放城口，并先后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形成完整的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这幅地图上标注着红旗的乡镇就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五角星说明当初这里曾经建立过苏维埃政权……”9月10日，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解说员张茹向我们讲述着城口苏维埃的发展历程。

金秋时节，我们来到城口，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还原这里当初成建制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那段历史，并探寻其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城万快速路边的崖壁上，一面巨大的中国工农红军旗帜。

城万红军

重庆地区首支打出红军旗帜的武装力量

从城口县城出发，我们的采访车经城万快速路再沿九重山盘旋而上，经过66道弯后，在快到盘山公路的尽头处，一座由夯土建造的农家小院出现在眼前。

“这里就是当年固军坝起义的练兵地刘家大院，时任农民起义军总指挥李家俊就是在这里操练农民武装的。这支农民武装后来被改编为城万红军，随着红四方面军入川，队伍迅速壮大，成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后于1933年11月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随行的原城口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合轩介绍。

据《川东游击军城口斗争历程》记载，针对当时城口等地的村民大多是文盲且迷信思想严重的状况，李家俊等人采取了“以神治军逐步改造”的原则进行招兵练兵。

“当时，李家俊把这个院子改造成佛堂，在这里操练‘神兵’，待吸引了大量民众后，就在他们中间开展革命宣传，让他们接受革命思想，成为农会的一员，最后再把他们改造为农民革命武装。”张合轩说。

1929年4月27日晚，当大部分村民都进入梦乡时，大量精壮的男子从双河、田坝等地赶往龙潭河畔的固军坝发动起义。当晚，这支农民武装在李家俊的带领下，全歼了盘踞在城口的军阀刘存厚的一个连。随后不久，这支农民武装力量扩大到2000余人，有800多条枪，李家俊也因此被称为“蜀中彭湃”。

“固军坝起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其首度打出了红军旗帜。”张合轩介绍，1929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割据区域内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命名为红军”的指示，李家俊把这支起义的农民武装改编为城万红军，统一使用印有铁锤镰刀的大红旗。城万红军也成为重庆地区首支打出红军旗帜的武装力量。

在此后的战斗中，城万红军不仅多次打退军阀刘存厚的围剿，还攻克了官渡场、明通井等地，并实现了对城口县城的包围。1930年1月，城万红军正式被中共四川省委改编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军（简称川东游击军）。

1930年3月，得知城口县城团防局长朱仁斋带兵外出，城内只剩少量驻军的消息后，李家俊下达了总攻县城的命令。3月21日，川东游击军兵分三路，一举攻占城口县城。李家俊还在县城里为此次战斗中表现英勇的部分农民举行了入党仪式。

1930年5月21日，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央报告：“万源自从去年省委派人去后……深入土地革命，于是游击区一天一天扩大……今年三月份内，红军游击军率三千余农民围攻城口，捣毁一切捐卡，缴获刘耀卿全团枪支，县知事也捉来枪毙了，正式组织了苏维埃政府，宣布没收土地。”

运筹帷幄

红三十三军再夺城口县城

离开刘家大院，我们翻过坪坝大梁，来到位于坪坝镇议学村的龚家大院，这里是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所在地。

“当年，红三十三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我家，我婆婆庞玉珍还给红军战士煮过饭。”站在龚家大院的坝子里，庞玉珍的儿媳、村民周英珍对我们说，“当时军长王维舟就住在左边的厢房，婆婆讲过，红军战士驻扎在这里时，还经常帮她做农活，双方亲如一家，她还给王维舟治过病。”

治病的事儿发生在1934年9月。王维舟的脚有一天不知被什么虫子咬了，肿得像个馒头，痛得半夜都睡不着觉。庞玉珍见状后就用起了土方法，从烟杆里掏了些叶子烟油出来，涂在王维舟的伤口上。没想到几天后，王维舟的脚竟痊愈了。

“就是在龚家大院里，王维舟运筹帷幄，带领红三十三军再夺城口县城。”张合轩说。

原来，李家俊率川东游击军于1930年3月攻克城口县城后，遭到当地军阀刘存厚的多次围剿，最终因寡不敌众，退出了城口县城。1930年7月，李家俊调往重庆任职，川东游击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1931年5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任命王维舟为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军军委书记兼总指挥，回到城口重组川东游击军。1933年11月，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

1934年5月，为瓦解四川军阀刘湘的围攻，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发起反攻。其中，红三十三军在王维舟的指挥下，对驻扎在城口的军阀刘存厚发起了进攻。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长池垭遭遇战了。也是在这场战斗胜利之后，红三十三军将指挥部设在了龚家大院，历时9个月，直到红军长征。”张合轩说。

在议学村村主任龚子陪的指引下，我们来到离龚家大院不远的长池垭红军战斗遗址。长池垭实际上是坪坝大梁上的一处小山岗，视野开阔，又处在当时万源到城口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成为兵家要塞。

在长池垭的山顶上，现在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一圈红军当年所挖的战壕。“早几年，村里的小孩子还在这附近挖到过当年战斗留下来的子弹壳。”龚子陪说。

据《城口县苏维埃创建史》记载，1934年6月11日拂晓，红三十三军二五九团在团长万德胜的带领下，与刘存厚手下的佟希湛团、芶百当团在长池垭发生激战。此役，红军在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英勇善战，大获全胜，共歼灭敌军5个连，毙敌400余人，缴枪200多支。

此后，红三十三军乘胜追击，经钟亭坝、龙王垭、坪坝等地，于6月15日再度夺下城口县城。

△位于城口县长池垭的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

建立县级政权

城口形成完整苏维埃政权体系

在红四方面军解放城口的征程中，一路上已先后建立了城口县的区、乡、村三级苏维埃政府。

解放城口县城后，红军又抽调了一批干部，着手开展地方党组织建设和城口县级政权建设。1934年9月15日，城口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26名委员组成城口县苏维埃政府，陆朝轩被推选为城口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随着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城口县共建立了大竹、庙坝、冉家坝等6个区苏维埃政府，黄溪、坪坝、高头坝等24个乡苏维埃政府和80多个村苏维埃组织，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在城口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后又成立了游击队、赤卫队和童子团等群众武装组织，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拓展和巩固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红军药房见证军民鱼水情

△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内的红军药房复制场景。

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内，有一间专门复原的“红军药房”。

“这里复原的就是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命令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等人在坪坝建立的红军药房，也是当年城口苏维埃政府军民鱼水情深的最好见证。”张茹向我们讲解道。

原来，红三十三军在重新夺下城口县城后，发现地处大巴山的城口虽然山上到处都是中草药，但缺少就地取材、方便百姓的药铺，这里的居民但凡染上恶疾，大多因为交通不便或者没钱医治只能听天由命。于是，红军就有了为老百姓开设药房的念头。

1934年6月，在徐向前的关注下，红三十三军二九七团和坪坝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大地主蔡云益等人的中药铺，并采集了一大批中草药，在坪坝街上关庙巷子开设药房免费为贫家和雇农治病，王维舟还为药房题写了店名“坪坝工农红军药房”。

1934年下半年，一种被当地人称为“鸡窝寒”的流行性感冒在城口农村爆发。

“其实早在‘鸡窝寒’疫情蔓延之前，红军就做好了准备。”张合轩介绍，在第一时间得知“鸡窝寒”疫情后，徐向前就连夜指示驻扎在坪坝大梁上的王维舟火速赶到坪坝街上，召集区苏维埃干部和红军药房的医生开会商量对策。同时，派了20多名红军战士到位于大竹河的红四方面军军部医院背运药品并沿途采集中草药，为抗击此次流感疫情作了充分准备。

在“鸡窝寒”疫情肆虐的那段时间里，徐向前和王维舟带领红军将士一边积极为老百姓提供治疗，一边努力研究控制流感的方法。最终，这次疫情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就得到了有效控制。红军药房的医生也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穷人的“救命活菩萨”。

智取空壳洞

“那上面就是城口著名的空壳洞。”在离庙坝镇约30分钟车程的一处山崖下，张合轩指着半山腰上的一个大洞穴对我们说。

顺着张合轩手指的方向，只见洞口周围的峭壁如刀切斧劈，三面无路，仅东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出入，地势非常险要。“当年红军为了拿下这个洞穴，很费了一番功夫。”张合轩说。

1934年夏，军阀刘存厚下属的民团彭国民部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三十三军二九七团打垮，彭国民带着残部80余人，裹胁村民300余人退进空壳洞固守。由于彭国民的残部还带着两门土炮、数十支步枪以及手榴弹，加上空壳洞易守难攻，红军一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在山下对其进行包围。

1934年11月，在围困彭国民部近半年后，时任红三十三军二九七团团长王波发现，离空壳洞不远的冻家山上，苞谷已经开始成熟。看着日渐成熟的苞谷地，一条妙计也在王波的脑海里逐渐清晰。

随后，王波带着二九七团的红军战士，佯装久攻不下心生厌倦，撤除了对空壳洞的包围。几天后，踞守险要的彭国民发现红军好像真的已经撤退后，开始壮着胆子出洞活动，并在唯一出入该洞的白凹岩、火草坪等地设岗哨、修工事，妄图扩大空壳洞的守区，同时胁迫村民去冻家山上采收苞谷，为过冬囤积粮食。

让彭国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看似撤离了的红军监视之下。

1934年11月25日，王波亲自带着一个连，星夜赶至火草坪，悄悄地解决了设在这里的岗哨，并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至白凹岩。与此同时，红二九七团又重新回到山崖之下，佯装对彭国民部发动进攻，吸引对方注意力。

翌日夜里，王波派杨楚国等几名红军战士，从白凹岩抄进空壳洞左侧上方的小沟槽，在隐蔽处用绳索系箩筐把4名红军战士滑下洞口石台，干掉哨兵后封锁了洞口。这时，大队红军开始顺着羊肠小道蜂拥而上。

当王波带着红军战士冲进空壳洞时，彭国民还正在与团丁喝酒划拳。面对从天而降的红军，大部分民团团丁都举手投降，被困在洞中的数百名村民也因此得救。

重庆日报记者 牛瑞祥 黄琪奥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摄

原标题：城口苏维埃政权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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