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丨九旬老人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上街发《大公报》号外，我特别自豪
△《大公报》号外长这个样子。
今年90岁的戴光斗先生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他祖籍广西桂林，1942年进入因抗战撤至桂林才一年的大公报社当印刷学徒。1944年9月12日，印制桂林大撤退前《大公报》最后一期报纸后，随报社最后一批员工逃往重庆。1949年后，戴光斗随大公报社印刷厂并入新成立的重庆新华印刷厂，完成过中共中央党刊《红旗》杂志在重庆和北京同时印发、7个月内印制十卷本《巴金选集》并同时上市等不可能的任务，颇多建树。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老爷子传奇般的印务生涯。
桂林
小时候，戴光斗想不到有一天会到重庆来。老家桂林山清水秀，是一座父亲用双脚丈量的小城，“我老汉做小生意，挑担卖油，当时桂林只有象鼻山上有一个发电厂，除了有点路灯，老百姓基本上点煤油灯。父亲在阳桥、桂南路南边这一带卖，做生意做得还比较好，大家都很信识他。抗战以后煤油紧张，不许民间买卖，就改成卖菜油了。”
戴光斗从小就爱唱歌。“有个教音乐的桃老师对我影响特别大，她齐耳短发，短的衣服，有点像解放装。第一首歌就教《保卫黄河》。她跟其他的音乐老师不同，一上课就把歌词写在黑板上，先讲意义，然后才教谱，再唱，大家都很喜欢她。我特别喜欢唱歌，每次儿童节合唱，她都把我弄去当领唱，还带我们几个她喜欢的孩子，去看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工作剧艺团、七七剧艺团排演节目。我现在想，这个老师可能是个进步分子。”
后来因为家里困难，跟大哥、二哥一样，戴光斗失学去当学徒。“在进大公报社印刷厂之前，我进了一家小厂达德，五一节，厂里接了一个4开套色画报，用石印来印的，在石板上铺开，用棕刷几刷几刷就印出来了。老板叫我送到桂西路客户家，我一看打收条的那个人，就是桃老师，我们两人都愣住了。她问我怎么不上学了？我说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只有出来做学徒。她也很难受，最后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抗日歌曲，一本小学教师用的语文教材。叫我一定要学文化，人不学文化没有出息的，‘抗日歌曲你要好好唱，能够鼓舞人的士气。，讲得我眼泪巴沙的，我走了很远，回头看，她都一直站在门口把我看到。”
桃老师还教了戴光斗一个唱歌练嗓的绝招，后来到重庆，还真管用。“她说你的嗓子很可贵，要好好保护。你要练嗓子，就到河边去，听流滩的水声，那个声音是不变的，用低音去合，它也合得起；用中音和高音去和，也和得起。到了重庆，李子坎有个拦河堤坎，听得到水声，我就在上面练嗓。”
报馆
1942年，经大哥介绍，戴光斗进入大公报社。“哥哥先在大公报社印刷厂上班，我进去之后，薪水是19块钱，在当时算是高的了。”
桂林大公报馆的环境相当好。“报社来建馆的是王文彬，他是发行人，找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房办报，是七星岩的后山，门口一道狭窄的山峡，是一块天然的防空地带，飞机在上面根本看不见。大门是用桂林那种山石垒的四四方方的门，一条路直通里面6、70米，就是一根旗杆，左边是季鸾堂，再里面就是胡霖（胡政之）公馆。当时报馆有8、9部国产的对开平板机，报纸送进城是人挑，没通车，后来宪兵团才修了一条简易公路，叫宪五路。”
民国著名报人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是《大公报》开山三巨头。他们主持的大公报，氛围更好。“凭良心说，大公报还是比较民主的。吴鼎昌当了贵州省主席后，就不兼大公报社的社长了，因为大公报讲一个‘不私不党’。平时根本不分哪个是职员哪个是工人，人事上也不搞裙带关系，很多编辑、记者都是从练习生培养的。他们发新闻稿到排字房来和我们工人的接触是很融洽的：这个版子怎么拼，这个稿子摆不下了，怎么办？怎么挤，我们那个铅条有二分条三分条，把条抽薄一点，文章就可以挤，就可以插一条短新闻进去。编辑、记者穿中山服的比较多，穿西装的不多，好像没有穿长衫的。我们进报馆当学徒，一人发了一套中山服，伙食也好。”
季鸾堂是大公报的精神空间。“我进报馆时，张季鸾已经死了，大公报在任何地方的礼堂都叫季鸾堂，就是为了纪念大公报的元老张季鸾。职员活动、食堂都在那里，桂林大公报组织的职工夜校也在里面，所有的文化用具，都是报馆买。语文、历史、外语，都请的专业教师。外语就是外文编辑黎秀石的夫人汪克柔教，他们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当时我才12岁，是失学儿童。大公报人的社会责任感相当强，记得在开学典礼上，经理金城夫说：‘很多家长都把自己很好的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是放任不管的话，就会让有些人带坏了！我不但对不起这些娃儿，也对不起别个的家长，更对不起社会。’‘带坏了’他指的是报社里面还有一部分勤杂人员，有的是国民党的兵痞下来的。金经理这些话我听了非常感动。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学校。”
号外
《大公报》一般一日出对开一张，四个版，有的时候再出个加张，就是六个版。“有时还出个号外，就是有大事情了。日本人打湘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打点胜仗，真假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就发号外。《大公报》的号外有一个特点，不收钱，但是也不发给报贩子，就由报馆的职工拿出去散发，我也是最积极的一个，哇，打了胜仗了，抓起一叠号外就夹起跑。”
从大公报馆一直跑，经过六合路，跑过漓江大桥进城，到桂东路，桂林最繁华的地区。“桂东路绸庄、金店特别多；桂西路就是文化街，龙门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就在这里。发给别人看，别人抓去看，我相当自豪。报贩子也在吼，狗日的不拿给我们，他们拿去就要卖钱。所以大公报为了把好新闻尽快让老百姓知道，不收钱，就用大公报的职工拿去发。但也是自愿的，你愿去就去，不去也没人说你。号外就是16开大小，平时版面一半的一半，一般就几行字，我军又什么又什么。为什么我对发号外这个事情这么积极呢？因为抗战时有个说法，叫政治的重庆，文化的桂林，桂林出版社特别多，戏剧团体也多。所有文艺界文化界的人，大部分都要经过桂林停留，那个时候就演了《抓壮丁》的，我就喜欢这些。”
发号外的时候，戴光斗的衣服都遭别人抓抢时撕烂了！“当然主要是有些报贩子在抢，但我心里还是很舒坦，衣服抓烂了，我也觉得不可惜，就觉得很自豪。一来是我们的军队打赢了，二来打赢了的消息，是我印出来的。”
文/图片翻拍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