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的新画像。受访者供图

住在隔壁的人贩子

“你说，他好好生活着，忽然冒出个亲妈，我都感觉不真实。”王红说。十一月的广州还在夏天和秋天交接之间徘徊，王红到的那天，最高温度逼近三十摄氏度。这座城市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她曾随杨江一起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好几年。但儿子佳鑫丢了之后，她回了四川，之后又嫁到重庆，很少再来了。

佳鑫被拐走那年刚满两岁。他刚刚学会了走路，能说一点简单的话。他生于2003年9月，继承了王红的丹凤眼，脸型和嘴巴更像父亲杨江。

那年，杨江在广州市镇龙镇一家毛织厂找了工作，杨江外出工作，王红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一年后，他们把老人接过来帮忙带孩子，夫妻俩都出去上班了。

他们在毛织厂附近租了一栋出租屋，那里楼挨着楼，住了很多人。因为租金便宜，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好选择。2005年年底，人贩子张维平成了他们的邻居。

张维平以每个月9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个房间，因为没有身份证，房东没办手续就让他住下了。在院子里，大家都叫他“老乡”，没人知道他的真名，更不知道，这个34岁、长相憨厚的贵州男人，此前因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六年，出狱之后的两年，他又拐卖了七名男婴。

落网后，张维平交代，刚搬过去时，他本来计划在毛织厂找工作，但后来看到了佳鑫，就改变主意，想把他拐卖掉。

他了解到，佳鑫的父母白天外出工作，只有孩子和爷爷在家。他就经常过去找老人聊天，陪孩子玩，给他买吃的。他告诉佳鑫爷爷，自己也是四川人，以此和这家人拉近距离。后来，他向警方供述，这是他惯用的手法，为的是获取大人和孩子的信任，方便下手。

张维平告诉警方，锁定佳鑫之后，他联系了中间人“梅姨”。此前，张维平拐卖的七个孩子，都是“梅姨”帮忙处理的。每次卖掉孩子，张维平会给“梅姨”抽成一两千块钱作为介绍费。不到一个月，“梅姨”就帮他找好了买家。2005年12月31日，张维平出手了。

王红记得，那天早上出门时，佳鑫还躺在小床上安静地睡着。九点多，孩子的爷爷把他抱到出租屋门口玩，自己到隔壁公共厕所打水洗鞋子。张维平来了，他把自己的钥匙交给了孩子爷爷，说他出去玩一会儿。等老人做完家务出来，孩子已经不见了。

周围的邻居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时，张维平穿着一件黑色皮衣，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提着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孩子没有哭闹，看起来挺高兴。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孩子大伯，他马上联系了孩子父母，从工厂赶回家，召集所有老乡帮忙追孩子。但一直到天黑，也没能找到张维平和孩子。王红跑到张维平的房间，门没锁，房间里空空荡荡，“连过冬的棉被都没有。”

这和张维平拐走前进的方法如出一辙。2003年冬季的一天，赵丽（化名）的婆婆正在做家务，住在隔壁的“老乡”张维平说可以帮忙看孩子。婆婆还和人家开玩笑：“你是不是要把我家孩子抱走啊？”“老乡”笑了：“怎么可能？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小时后，张维平和小前进一起消失了。

小前进失踪后，赵丽跟着警察闯进张维平的出租屋。“他的屋子里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床板就用报纸包着人睡在上面，根本不像有人住过。”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向警方交代，当时，他带着佳鑫直接上了开往河源市的客车，由“梅姨”带着见到了买家。“他们问我孩子的来历，我说是和女朋友生的，想送人收养。”买家给了他12000元钱，他给了“梅姨”1000元。

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赌博时输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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