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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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珍藏的法治火种
循着红色司法的足迹，6月27日，记者一行来到城口县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
位于城区制高点的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内，“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如一柄利剑直指苍穹，背后青山莽莽，绵延不绝。初夏的城口正值多雨季节，大雨如注，似乎诉说着当年这块热土上，老区儿女前赴后继、献身革命的慷慨悲壮。
暴雨中的纪念碑更显得庄严肃穆——它记录着90年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壮烈史诗：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党组织就在城口、万源组建了城口红军，建立了川东游击根据地；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挥师城口，开辟了城口苏区。红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ー军、三十三军相继在城口战斗过，徐向前、李先念、王维舟、许世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光辉的足迹。当年，3000多名城口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500多人参加长征，有400多人壮烈牺牲在长征途中。
城口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旧貌
（现四川达州万源大竹镇）
就在1933年至1935年间，城口苏区党政建设得到巩固和发展，相继成立了中共城口县委、区委、乡党支部，建立了城口县苏维埃政权及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城口成为重庆唯一一个成建制建立从县到村苏维埃政权的县。据史料记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于革命发展的需要，法治建设显得重要而迫切，城口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设立了“革命法庭”，以保障苏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权益。
即便是大雨倾盆，也挡不住人们的参观热情，纪念馆内仍然有不少人参观。这个面积并不大的展馆，陈列着2000多件城口苏维埃政权的文物。
文物无言，但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故事。记者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从纪念馆的文物中，寻找有关当年苏维埃红色革命法庭的实物或线索。在展区的“城口苏区的建设和发展”部分，记者看到，城口县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处、保卫局、革命法庭，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妇女委员会。
但在整个纪念馆，再没有关于革命法庭建设的记录，也没有任何文物。展览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多年来展览馆多方征集，但有关革命法庭如何开展工作等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不过根据当时的其他史料分析，可以肯定的是，革命法庭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宣传苏区法令、保卫红色政权、服务苏区经济建设，保障苏区群众民主权利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说我国法治建设是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88年前成立于这片热土的红色革命法庭，无异于一粒法治火种，星火燎原。
纪念馆没找到更多的资料，记者多少有些遗憾。工作人员说，在这块土地上，当年苏维埃政权的红色遗迹到处都是，他建议记者到庙坝镇寻访，那儿是当年红三十军、三十三军驻地，或许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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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坝，曾经的革命热土
城口县城往西南15公里，是城口县庙坝镇。暴雨中的小镇宁静而清冷，而就是这个小镇，曾经在城口苏区历史上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见证过当年革命先辈前赴后继、轰轰烈烈的战斗历程。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宣达战役取得胜利后，乘胜挥戈城口，解放了城口西南部分地区。就在这年冬天，国民党川军接连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城口是东线的重要战场。1934年2月，红三十军负责东线突围，时任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率部队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八台山驻扎庙坝。同年5月，红三十三军297团进驻庙坝。
在镇政府旁边的石刻上，“红色沃土庙坝镇”几个字赫然醒目。不远处的青山下，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楼，青砖灰瓦，拱券门窗，木板铺地，据说这是当地大地主王丕基的住宅，是庙坝镇当年最豪华的房子，红三十三军297团攻占庙坝后在此设立指挥部，军政委张广才、副军长罗南辉在此指挥红军攻打老鹰洞、水围城，智取空壳洞、奔袭黄鹰岩等，进行了数十次战斗。先辈们浴血奋战，根据地巩固之后，红军在庙坝建立了区乡村苏维埃政权。
当年的指挥部如今也是历史陈列馆，正在整修，地上堆满了建筑材料。“雨这样下，七一前肯定完不了工了。”一位工人望着倾盆大雨，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
房子的一角，摆放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手枪、步枪、冲锋号、大刀等实物，虽然锈迹斑斑，但记者仍然感受到了“枪声炮声阵阵、号角响彻连营”的悲壮。
根据党史研究，区、乡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都设有裁判委员，是红色革命法庭作用的向下延伸，在各村建立类似现在村委会的村苏维埃，负责调解一切群众纠纷，化解基层矛盾。这些人员和机构的设置，为苏区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在庙坝的陈列馆里，同样没有关于红色革命法庭的史料，曾经的时代壮歌，真的就这样消失在岁月和历史的烟尘中了？记者决定冒雨赴四川万源——那儿曾经是城口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但同行的城口县法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万源道路崎险，又逢大雨倾盆，担心路途遇上塌方，建议暂缓出发，记者只好耐心等待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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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河，历史的诉说
6月27日下午4时，天公作美，下得漫无边际的雨说停就停了，阳光从云层后面挤出几道光柱，记者一行决定立即出发，前往万源市大竹镇——近90年前的城口县苏维埃政府，就设在现在看来寂寂无名的小镇上。
在地图上查了一下，从城口到万源市大竹镇60公里路程。采访车出城口不久就拐进河谷，沿着大竹河边的347国道一路向西。连日的降雨，大竹河浊浪翻滚，波涛汹涌，咆哮如雷。
果然被说中，一路上不断遇到塌方，虽然规模不大，但掉落的乱石和泥浆堆在路中间，给行车造成不小困难，也时刻提醒记者，这条路很不安全，一旦落石砸中车辆，后果不堪设想。即便是雨停了，仍有无数大大小小的瀑布从悬崖上泻下，采访车时而不得不在水帘中穿行。
一个半小时后，导航提示目的地到了。这是一个安静的镇子，马路从中间穿过，街上没有什么行人，让你无法想象，近百年前，这儿曾诞生过一个红色政权下属机构，在偏远的苏区，宛若一颗暗夜的明星，照亮了这片土地。
问了几个年纪大的人，都一脸茫然，他们都不知道有“苏维埃政府遗址”这地方，更不知道近百年前，这个镇上发生过惊天动地、改变时代的大事。
记者灵机一动：找镇政府。果然对了，听说重庆来的记者找“苏维埃政府遗址”，大竹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立即电话找来了镇党委书记。书记姓冉，年轻而干练，他带记者来到办公楼后面，一块一米见方的、斑驳的石碑出现在记者面前。
城口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仅留下了一块石碑
就是这儿！
碑上的字清楚地显示，这是记者要找的地方。
然而，也只剩这块碑了。按照当时苏维埃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文件记载，秘书处、保卫局、革命法庭，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政府机构，都在这儿运转。但眼前这栋政府办公楼显然不像。冉书记告诉记者，事实上包括记者寻觅的革命法庭遗址，都已在岁月的长河中荡然无存了，现在的建筑都是后来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冉书记对当年川陕苏维埃政权的历史颇有研究，他告诉记者，革命先辈把城口苏维埃政权设在大竹镇，是极具战略眼光的，从这儿东进可迅速到达城口，向西靠则近巴中，苏维埃政府设在这儿，一是可以保障川陕苏区的物资供应，二是一旦有险情可快速撤离，进退自如。
冉书记告诉记者，他有一个愿望：这块碑所处位置逼仄，他想通过文物管理部门，将碑移至宽敞地点，方便缅怀纪念。“只有铭记历史，才能不忘初心。”冉书记说。
在小镇的街上转了两圈，这儿还留有先辈们的足迹吗？当年的大竹河水，是否像现在一样一路向西步履匆匆？
告别时已近黄昏——再见，大竹镇！再见，大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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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法庭，具有标本意义
关于城口苏维埃红色政权，张合轩先生有较权威的研究。他曾经担任城口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退休前任城口县政协社会事务委（兼文史委）主任，多年来一直从事城口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历史研究，著述甚丰。他现在的职务是城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用他的话说：“我一辈子都和老区红色文化结缘，我很喜欢城口这个地方。”
原城口县党史研究室主任 张合轩
记者找到他时，他刚刚参加一个老区建设研讨会回来，他热情而健谈：“城口是一片英雄的土地，这里的河山浸透了革命先烈的鲜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城口用生命和鲜血传播革命火种；城口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让革命之火在大巴山熊熊燃烧。”
了解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张合轩很快给记者勾勒出了革命法庭的组织架构：革命法庭设审判委员会、公诉处、申诉登记处、执法处；所解决的案件，必须向省革命法庭做报告，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须移交省革命法庭。城口县苏维埃政府在管辖范围的6个区、24个乡都设立苏维埃政府，下设裁判委员，负责解决群众一切纠纷，重大事件或问题报告区乡苏维埃政府，或直接向县革命法庭提起控告。
据张合轩介绍，城口县革命法庭存续一年半时间，第一任庭长叫潘顺仕，由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任，法庭主要工作是宣传执行苏区各项法律、法规、条例和训令，以苏维埃政府和革命法庭名义，向苏区群众宣传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国家法律及行政、刑事、经济、劳动、人权保障等法令。
保卫红色政权、服务苏区经济建设是革命法庭的重要职责。当时对反革命罪，明确规定有劳役、监禁和死刑三种刑罚。
革命法庭对尊重和保障人权，践行人民司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明确规定人民群众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群众与法庭审判人员可以共同公开审理案件；如果被人陷害或遭受冤屈，有权向革命法庭提出诉讼；《赤色民警条例草案》还规定，民警不得擅自实施逮捕、搜查住宅、虐待犯人，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同时法庭还全面保障劳动者、妇女、伤亡人员亲属和专门人才，保障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在医疗、住房、社会保险、受教育方面男女享受同等权利。
张合轩认为，革命法庭是先辈播下的一粒法治火种，在近90年前那样的动荡岁月，法庭的许多设置至今有重要价值，其不仅具有前瞻性，也为我国法治建设、国家公诉人制度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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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司法，其实一直薪火相传
作为重庆唯一的红色法庭诞生地，大巴山之巅的城口，是如何传承红色司法精神的？6月28日，记者来到城口县法院退休法官王立凯家。在一栋陈旧的家属楼二楼，王立凯在门口迎接记者。
原城口县法院民庭、审监庭、立案庭庭长王立凯
年愈8旬的王立凯嗓门洪亮，思路清晰。作为原万县地区支援城口的干部，王立凯先后在镇政府、司法局工作过，上世纪80年代，他到了法院工作。
“那时候真苦啊，城口没有公路，通讯靠吼，交通靠走，到当事人家取一趟材料要4天，去两天回两天，全靠步行，真正做记录要不到一个小时。”王立凯说，“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讲条件，全院20多个人，就撑起了城口县的所有案件。年底扎帐，各类案件清清楚楚。”
事实上，王立凯对苏维埃政权以及革命法庭也做过研究，他感慨地告诉记者，前些年，革命法庭的史料还没有更多地挖掘出来，法院也没有明确提出学习口号，但作为老区法院的法官，那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筚路蓝缕的牺牲精神，是与生俱来的、是渗透在血脉中、流淌在骨子里的，这种精神就是老区精神，就是红色司法的精神。其实，红色司法一直在传承，正是几代法官的接力传承，保证了城口的社会发展进步。
城口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晋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城口县人民法院前身，就是城口县苏维埃革命法庭，具有红色司法历史渊源。近年来法院用足用好红色资源，紧扣中心、服务大局，秉承“地处边远，思想观念不落后；条件艰苦，工作标准不降低”理念，明确了“小体量、大作为”发展思路，服务大局体现新作为、执法办案体现新水平、司法为民体现新实绩、队伍建设体现新面貌，以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保障了城口发展。
实际上，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在接续奋斗中传承红色基因，不仅仅是城口法院在这样做，市二中法院和辖区法院也致力于挖掘城口革命法院历史，将传承革命法庭红色基因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组织辖区两级法院院长到城口县，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埃纪念碑前宣誓，了解历史、感悟精神，践行司法为民。
市二中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对传承红色司法有新的注解：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早已远去，然而革命法庭那份“心系群众、司法为民”初心却始终未改，并且愈发清晰和坚定。市二中法院将积极深挖红色资源，开展“讲好革命法庭红色故事”系列活动。目前，市二中法院正在协调各方面配合支持，逐步推进命名重庆革命法庭、建设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设置纪念馆和恢复原貌工作，以传承红色司法基因，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诉讼服务、更好的审判效益、更好的执行兑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手记
走访城口，也是记者接受红色洗礼、接受党史教育的过程。采访中，记者一直被感动着、激励着，同时也被革命先辈的睿智和高瞻远瞩深深折服——在那么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法治的火种就在大巴山之巅点亮，服务经济、保障民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限制特权……这些现在看来都不过时的法律概念，在90年前的苏区，已被革命先辈广泛、熟练地运用于革命工作和生产生活。
法治，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
因为血雨腥风的岁月，情况特殊，红色法庭留给我们的资料少之又少，记者的多日奔波，看似并没有多少收获，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收获满满。记者发现，在老区这片热土上，红色司法的精神从来没有中断过，法律工作者艰苦奋斗、司法为民，一代接一代；这种精神渗透在骨髓里、流淌在血脉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革命老区从贫困到小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一切，红色司法精神功不可没，这，就是记者要寻找的，而且已经找到！
记者深信，红色司法精神，将在中国大地上开枝散叶，发扬光大。
重庆法制报记者 杨旭军 朱颂扬 罗翠 通讯员 覃辉 姚晔
原标题：大巴山之巅，本报记者追寻红色司法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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