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育英才，鞠躬尽瘁；高风亮节，师道永继。”这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万国权对恩师陈时的追怀。作为中国私立大学开山，陈时（1891-1953）自民初创办中华大学后，四十年间结合学校自身特点，立校训、办校刊、唱校歌等，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使德、智、体、美、劳“五育”协调发展。抗战时期，中华大学迁至重庆，度过七年时光。近年，我们通过在海峡两岸查阅原始档案，再现中华大学于重庆弦歌不辍的校园风采。
陈时
“中华”校歌山城激荡
作为加入同盟会的辛亥革命教育家，陈时于抗日烽火之际，断然拒绝日本“朋友”的利诱，将武昌中华大学西迁重庆。陈时十分关注国民的国格、人格等道德教育。身为连任四届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2月，他在参政会上提出《急救沦陷区青年充资敌用案》。同时，他根据学校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将校训“成德达材，独立进取”修改为“成德达材，合作进取”，还亲自执笔为中华大学创作了校歌。歌词云：
江汉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俱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
严士佳
歌词写好后，陈时请颇具音乐天赋的学生彭厚荣谱曲。彭厚荣读完歌词，顿感激情四溢，很快谱好曲子。为慎重起见，学校教务长严士佳亲自将曲子送到位于重庆江津的武昌艺专，请知名音乐专业教授核定，深得专家赞赏。经学校大地合唱团首次推出后，慷慨激昂的校歌常在师生中传唱，从而激发了师生在校园排演爱国歌曲、参加各类文艺活动的积极性。学校的抗战文艺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大地合唱团也因此闻名山城。
虽然大地合唱团是业余团体，但团员们满腔热情，经常在校内不定期举行汇报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男女声独唱、小合唱、大合唱等形式。杜寿琛在演唱会上曾担任花腔、女高音独唱。她唱过中文歌《玫瑰三愿》，也唱过英文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I'm The Echo》、电影《翠堤春晓》主题 歌等，极受师生欢迎。
邹昌炽
学校还有一个十分活跃的英语歌曲合唱团或俱乐部（Glee Club），由留美归来的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邹昌炽组织创办。他结合语言学、外国文学史、英语诗等课的教学，以西方人幽默、生动有趣的形式，既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又丰富学生课外文娱生活。邹昌炽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及繁重的授课任务，亲自教学生唱歌。唱过的歌曲有《马赛曲》《美国之歌》《老人河》《老黑奴》等世界名曲。每周集中练唱一次，每次参加演唱的有30多人。
“男儿血，疆场流，屈服是死奴。千年耻，万年羞，只有战！战！战！我们的血，我们的头，与山河共去留！”据中华大学校刊《中华周刊》载，仅在1937年下半年，中华大学师生就排演了《决战歌》《国旗歌》《救国进行曲》《救国军歌》《救中国》《打回老家去》《保卫中华民族》等节目。中华大学的抗战歌声，从武昌校区一直唱到重庆校区。
募捐“中华大学号”
在引领演唱中英双语歌曲的同时，陈时还鼓励师生排练戏曲、话剧，投身宣传抗日。战时的重庆，中国的电影、话剧编导和演员云集于此，因而掀起了一股话剧热。各大剧场争相上演名剧，《虎符》《棠棣之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对激励士气、宣传抗日起了积极作用。中华大学的万国权、许桂珍、袁宝珍、项本仁、梅少乐、余自强等，在学校组织了话剧社，于重庆大专院校中颇有影响。他们担任主角，先后演出了《野玫瑰》《柳暗花明》等大型多幕话剧。这些话剧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被一些工厂、学校请去公演。
在渝的名演员多次来中华大学指导排演，话剧社的同学也曾到重庆南岸弹子石的影剧演员驻地参观。有一次在重庆“麦利”咖啡厅，同学们还和白杨、黄宗英、陈天放等名演员进行交流座谈。项本仁同学的反派角色表演技术曾得到他们的辅导传授，许桂明同学以后进入了电影圈。话剧社还经常组织同学到抗建堂、国泰、银社等大型剧场进行观摩，结束后又在励志社等处组织座谈。
那时，中华大学1940级学生万国权，已列在渝京剧名票之林，尤工花脸。陈时为了弘扬京剧，同时也为了丰富校园文娱生活，特指导万国权成立国剧研究社。演员们吊嗓、排戏均在龙门浩街，每当开展活动，门窗外伫立观听的戏迷很多，连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鲁润玖也常在墙角倾听。
鲁润玖
国剧社经常演出的节目有《黄鹤楼》《捉放曹》《二进宫》《打严嵩》《梅龙镇》《汾河湾》《春秋配》等。每逢校庆、教师大寿或其他节目在校演出，陈时、严士佳、鲁润玖等学校主要领导常到场看戏，有的老师还携家人前来欣赏。国剧社也常到工厂、学校、大剧场演出。重庆名票不时参加学校演出活动，学校票友在大剧场演出时也常请他们参加。
1942年5月13日是中华大学成立30周年，中华大学各文艺团体骨干成员组织了一次支持抗战联合义演。同学们的演出十分精彩，观众踊跃募捐，最终募得一架滑翔机，取名“中华大学号”，捐予重庆抗战部队，轰动一时。
中华大学的合唱团、话剧社、国剧社水平已相当专业，他们常常受邀同一些专业文艺剧团共同演出，也经常联络剧院进行商业演出活动，为学校筹措办学经费。如1942年春节前夕，部分剧社组织到重庆万福麟公馆为学校募捐义演，效果不错。
在中华大学成长的票友毕业后，遍地开花，名噪中外。抗战胜利后，万国权在天津联系京剧爱好者创办了一个业余剧团，演员40多人，当时有人取名为“万剧团”。梅莉君在上海会同一群程（砚秋）派艺术爱好者，组织了程派艺术研究小组，定期开展研究、演出活动。吴汉雄在武汉组织了武汉市教工业余京剧团，常到大中学校慰问演出，有时还到大剧场演出，颇受群众欢迎。蔡任之、王光宇、陈自成等分别在成都、重庆、大连等地，参加京剧演出活动。蒋祖兴在渝时已是京剧名票，旅居法国后，常被邀请操琴伴奏。
佼佼者还有女生票友刘贞模。因取得了中华大学学士学位，被台湾观众称为“方帽名伶”。她于1948年去台湾，后定居美国洛杉矶13年，专攻程派，曾两次来北京访问程砚秋夫人梁素英，拜程派真传弟子赵荣琛为师，成为程派再传弟子。
演讲才艺露峥嵘
当时重庆市每年都举行演讲比赛，中华大学每次都选派学生参加。同时，中华大学还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了四次大专院校的专场演讲比赛。
商学院经济系的郑昌琳回忆，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重庆于1942年11月12日组织大专院校演讲比赛，每个大学选派一名代表参加。当时读大三的郑昌琳参加了学校的初选赛，且与另一名女同学并列第一。到底选派谁代表学校参赛？陈时决定让两人再试讲一次。
在教室里，陈时亲自主持“半决赛”。他聚精会神地听两人讲完后，看着笔记本沉思片刻，决定派郑昌琳参赛，还就演讲时的语气、声调、手势和临场发挥等，一一进行指导。按照陈时的要求，郑昌琳背熟了定稿，讲起来铿锵有力、条理清晰。
郑昌琳（二排左三）与同学合影
在郑昌琳看来，陈时修订后的演讲内容，虽然过去了数十年，仍余音缭绕。他回忆道：
青年时的聆教，使我记忆新，记得我选的题目是“国父诞辰与世界和平”，校长修改的内容中有这样几句话：用显微镜观察抗战时期的困难，要做到“知耻近乎勇”；用望远镜展望光明的前途，“国难可以兴邦”。最后的结论是：“有了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及其终生的努力，才能推翻清朝，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有了民国的建立，才能有亚洲的和平；有了亚洲的和平，才能有世界的和平。”最后由评判员开会研究，宣布结果和发奖品，在三十几所大专院校中我被评为第四名，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实际上这种荣誉是老校长的教导有方。
不仅如此，中华大学于1939年在重庆举行的大后方学子“抗战建国”论文比赛中，也曾荣膺优胜奖。在抗战时期举行的四次大专院校国语演讲比赛中，“中华”队均进入团体前四名。
烽火岁月学术张
战时重庆人才荟萃，校长陈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极力邀请各界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讲学与演讲。这样，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可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即使在艰苦的办学条件下，陈时也十分注意档案的搜集、整理与保存，要求档案室、图书室等相关人员注意征集来自政府方面的各类信息，以备办学之需。如1940年9月，中华大学特呈函重庆市政府，希望能购买市政府有关出版刊物，并将《中华大学概览》一册寄赠市政府以作纪念。市政府即回函，并向中华大学回赠公报四册。
经过几年苦心耕耘，中华大学发挥其学科优势，在创办学术刊物、传播学术成果上传承开新。学校早在1915年创办的《光华学报》，不仅在学术上崭露头角，还通过让弟子参与编辑工作，培养了恽代英、余家菊等革命家与教育家。抗战期间，学校继在武汉创办《中华季刊》学报之后，又在重庆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金融知识》。《金融知识》创办于1942年１月，是一个学术性的金融专业杂志，由中华大学兼职教授、著名经济与金融专家刘攻云、杨荫溥主编。
重庆中华大学教学楼旧址
刘攻云在发刊词中，对刊物的宗旨作了阐发，即“十个使命”，颇有见地：
（一）对现行金融法令，应尽量开发其理论，提高一般国民之信心，以利战时金融国策之推行。
（二）汇集全国金融学术两界人士对金融问题之意见于一编，当更便于当局之参酌。
（三）报导各地金融实际情况，以期反映各地社会经济之趋向，及战时金融措施之成功，而备各方之参考。
（四）尽可能介绍各国战时金融之措施。
（五）尽可能刊布有关金融经济之通俗文学，以期普及一般之常识。
（六）介绍现代各国货币金融学说，以期鼓起国内研究金融学术之空气。
（七）研究及设计我国金融建设之原理与方策，以求其具体化，并促其实现。
（八）对各国金融之实情，应量予介绍，以资对照，而励国人求进之心。
（九）研究银行实务，介绍现代银行家应有之学识与修养，以期增进金融业同人之知能，充 实金融建设人才。
（十）研讨国内一般财政经济问题，以期整个经济社会之进步。
勤工俭学桃李芳
为了培养学生的田野调查能力，陈时热情欢迎知名学者来校访问、调研，并安排学子参与其间。
1936年至1940年间，著名语言大师赵元任与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等学者，对湖北各地方言开展田野调查。陈时得知后，热情接待了赵元任一行。他除接受采访外，还召开来自不同地区的师生发音者代表座谈会，随后指派师生代表为专家作向导，到湖北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在中华大学师生的襄助下，赵元任与丁声树等撰述了1600页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民国教育部给中华大学训令
烽火岁月中，中华大学不少贫困学生常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当时迁往重庆的大学多在郊区，学生兼职往返麻烦，也需花费，而中华大学在市内，出行较方便，所以到了四年级，学生大多兼职。他们按自己学习专业或在中小学代课，或充当家庭教师，或在银行、企业 兼做会计等。商学院川籍学生干脆合伙在南岸的觉林寺正街开了一家“龙门餐厅”，因服务好、价格合理，深受师生、市民欢迎。而中华大学群力周报社的社员，则在学校附近办起了暑期补习学校。
学生们在艰苦环境中求学，学校领导将体育作为“五育”不可或缺的方面。刚迁至重庆时，学校连一个像样的活动场地都没有。1939年，学校“化缘”得到了第一笔款子，即修建学生简易宿舍和平整清理觉林寺旁边的一块空地用作操场，有了操场后，学生每天参与锻炼。
体育老师朱重明以校为家，年近60岁，还能翻筋斗。他教学经验丰富，善因陋就简，花样出新，很受学生喜爱。他有时下午下课后，还要组织一些体育活动。
中华大学曾与棉花山、海棠溪、弹子石等地工厂、学校进行篮球友谊赛。1941年在夫子池参加过重庆市运动会；1944年在沙坪坝组织的大专院校运动会上，中华大学的田径队、球队均取得较好名次，特别是女子团体操表演、男子叠罗汉表演等获得表演奖。
1946年9月，中华大学迁回武昌，师生们告别重庆，留下了深情的回忆。
原标题：中华大学山城办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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