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安，文学学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届西南班学员，重庆文学院第二届创作员，重庆市第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云阳县文联副主席。先后在《湘江文艺》《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当代小说》《黄河文学》《文学港》《太湖》《鹿鸣》《椰城》《诗刊》《星星诗刊》《诗潮》《地火》《红岩》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返乡记》、中短篇小说集《岁月是一条蜿蜒的河》。曾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在2020年“首届大巴山文艺推优工程”中获优秀作品奖。
蔡晓安：用文字照亮人生的路
（本期访谈主持人：陈泰湧）
上游文化：晓安你好。蔡晓安这个名字近几年频频见诸于知名的文学期刊，很多人甚至在质疑你的身份究竟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写作？
蔡晓安：我写了很多年，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公开发表作品，2000年前以写诗为主，曾在《诗刊》《星星诗刊》《诗潮》等专业诗歌刊物发表诗作，之后又开始写散文，《黄河文学》《文学港》都曾在一年内两次发表我的作品。看起来时间跨度很长，但中间总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没有很好坚持，有时候甚至一放就是好多年。直到2017年，我才开始写小说，并作为今后若干年内写作的主要方向。这六年来，坚持得比较好，基本上一直没放松。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确实是发表得比较多，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这个时间段里，就在《湘江文艺》《四川文学》《当代小说》等重点文学期刊发表了9篇小说，刊物的影响力大，加上数量多，怎么说呢，写作是一种长期的耕耘，突然间“一锄头挖到个金娃娃”般，确实也是挺让人兴奋和激动的。
上游文化：能不能把你“挖金娃娃”的经验告诉大家？
蔡晓安：经验说不上，体会倒是有一些。我想最重要的体会应该是题材的选择与提炼吧。有些写作者与我交流时也提到，他们觉得手头没什么可写的东西，我是老觉得东西太多，没时间全写下来。我想这里面除了观察和体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学会选择，先选择自己经历的来写，然后是身边所见所闻，最后要有意识、有意向、有目的地去挖掘那些可能很陌生，但却适合自己又有意义的题材。
对于适合自己的那些题材，要像矿藏一样挖深挖宽，不能得了一样宝贝就想着赶快离开，又去寻找新的矿源。简单一点说，就是对某些有特殊价值的题材，要不断地拓展开掘。一棵树很难成风景，但一片树林望一眼就成了风景。挖到一颗金珠子，继续在这个领域挖，挖得更深，说不定你就能挖出更大的金娃娃。
有了好的题材，当然还要多学一些表达的技巧。一个人长得再帅，收拾打扮一下，总要更耐看一些。
上游文化：你的新作《返乡记》于近期由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注意到，这是你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长篇相较于中短篇，在创作上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蔡晓安：我很赞同这样一句话：长篇更适合磨炼人的心性，短篇更考验写作者的才情。道理很简单，一部长篇写作，总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堆积，体验生活的时间，提取素材并深入思考的时间，当然最后还需要有具体的写作时间，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甚至十几年。我的理解是，性子比较急的人不太适合写长篇。或者相反，急性子的写作者一定要试着去写长篇，时间长了，慢慢也会磨成慢性子，至少会接近于慢性子。短篇不同。短篇不需要太多时间，快的话半天、一天就写完了，慢点可能需要几天，最长一般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单从时间上来说，确实要容易得多。但真正要写好短篇也不易。它更需要写作者精练语言的能力、高度浓缩生活和技巧巧妙运用的能力。在我看来，写好中短篇，是需要一些才情，是需要迸发的。
上游文化：从中短篇到长篇，《返乡记》肯定促进了你在写作上的成长和进步，能不能具体讲一讲你的成长和进步?
蔡晓安：完成一部长篇后，确实会在写作能力方面感觉到有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如何更深入地体验生活，如何更精准地提炼素材，如何更合理地谋篇布局等等。对我而言，最大的进步应该是学会把故事讲得更精彩纷呈。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讲得让读者欲罢不能，这本来是写作者最基本的能力。但在此之前，因为对塑造小说人物更为重视，所以在故事的构织方面，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小说终归是要让人看的，而且是要让更多的读者看的，所以提升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应该是写作者的必然选项。很庆幸，在这方面，《返乡记》的写作经历确实让我成长很多。
上游文化：《返乡记》是一部脱贫题材的小说，在你的写作过程中，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你是否担心过小说完成后自己的作品已经“不合时宜”？
蔡晓安：我一点都不担心。文学有文学自身的规律。文学不同于新闻。新闻更讲时效，文学更讲沉淀。文学永远不会有过时一说。人们看小说，是看小说人物在故事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而不是看某个事件在时间上离他远还是近。阿来的《云中记》是在汶川地震十一年后的2019年才出版。正是有了地震后的十余年来，对个体的人在自然灾然中价值的深入思考，阿来才写出了这部超越死亡之书。在真正的大家面前，我们不是太慢，而是太急了。
上游文化：说到文学，我们聊聊文学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吧。很多业余写作者总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之感，顾了生活，顾不了写作，顾了写作，又顾不了生活，总之，对文学是既爱又怨。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惑？
蔡晓安：我还好。很多年前我就对家庭、事业和写作进行了排序。我的生活中，家庭永远是排第一，然后是事业，最后才是写作。家庭代表血脉，有血脉才有基因的传承；事业代表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是空谈，都是空中楼阁；写作是爱好，爱好对于一个人来说，可有可无。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有爱好，可以让人生过得更有趣，更精彩，或者更有意义。很多人一辈子就爱好一个打麻将，也照样过得很滋润，这也是一种生活。我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要你不是靠写作为生，大可以把写作这件事看开点。有时间就写，没时间就不写；时间多就多写，时间少就少写。随性而为，把真实的生活过好最重要。
上游文化：说到业余作者的话题，业余作者的作品未必都业余。业余作者如果不想自己的作品业余，你认为应该注意些什么？
蔡晓安：就像我前面谈到过的，写作，特别是写长篇，一定急不得。说得更开点，无论从事哪种文体写作，都是如此。一个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业余，保持平和的心态至关重要。大约六年前，我决定写小说。但我不急，最开始，我是从短篇入手，进而中篇，最后才尝试写长篇。六年来，我从来不去想自己最后会写到什么程度，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脑海里只装着一个字，就是写。写，然后不断地写，循序渐进地写，有条不紊地写。只要写，人生就有价值。至于写出来到底是不是业余，其实并不重要。就算写得业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本来就是业余作者，难道出手就必须专业吗？如果专业作品都让余业作者写了，那还要专业作家干什么？我们写得业余其实是在保全专业作家的饭碗，你这样一想，心态自然就好了。
上游文化：你近期又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蔡晓安：先说最近的，下半年会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小城微光》问世，由春风文艺出版出版。这是一个系列小说。主要关注的是进城谋生的农民或县城小市民的生活与心理情状。故事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即努力写出他们身上人性的微光，如同夜空中的星星，一点甚微，但成了一片，就能把夜空点亮。
结束之后还会进入一个新的系列小说《匠人传》的写作。今上半年我基本处于休笔状态，主要是在对身体、心理、精力各方面作调整，以便更有效地进入下一个阶段。
上游文化：你刚才提到的《匠人传》，是不是前不久才入选“重庆市作家协会2023年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那部短篇集？
蔡晓安：是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匠人进行系统梳理，并以小说的形式进行有血有肉的表现，这是我最近半年才萌生的兴趣点。从大的方面说，既是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也是对小说内容与表现对象的拓展和挖掘，既是文化与文学的联姻，也是传统与现代的接续，更兼具乡村与城镇文明的碰撞和融合。系列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在人物的挖掘与文化的保护上，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更高层面，也是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添砖加瓦。
上游文化：对于目前重庆的文学新生代中，如果请你向我们的读者推荐一位写作者及他的一部作品，你会推荐什么作品？请讲讲推荐理由。
蔡晓安：有点惭愧，我对重庆文学整体情况的把握确实有限，要有效筛选存在一定难度，这是我在今后一段时间需要去补上的一课。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意味着毫无感知。仅就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我愿意推荐一本我刚刚读到的医疗背景的现实题材小说。我最看重的是它的故事和语言。对小说家而言，故事不能全靠凭空捏造。所有的故事，都应该有现实的根基，根基越牢固，故事就会越真实感人。同时，小说又是语言的艺术，哪怕忽略掉小说的所有其它部分，只看语言本身，读者依然兴致不减，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小说了。这两个方面，这部小说都做得很好，值得我学习。
上游文化：对文学，还有什么想与我们上游读者分享的？
蔡晓安：文字的光渗透到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说，文学不仅筑就了我生活的物质基础，也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人生前行的路。这是我比大多数人幸运的地方——我做了，并正在做这一生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谢谢！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附：
《返乡记》：比故事更精彩的，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
文/陈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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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起长篇小说《返乡记》，是一个多月前。完整读过，则是在昨前天。
耗时有点长，说明自己俗务不少，身不由己时常有。而读书，需要较长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但本人阅读的耗时似乎更长，当还有自身特别处。
自2017年底至今，因所在学校与某县结成对口帮扶关系，前三年对口帮扶攻坚，后三年乡村振兴转型，本人奉命多次前往那个大山里的藏羌民族县、县城远郊一条深沟里的乡，乃至蜿蜒山道尽头、白云深处那海拔超过两千米的村。因此当读到《返乡记》所讲对口帮扶或脱贫致富故事时，亲切感与熟悉感就滋滋地冒。
不觉间，也就看得慢些更慢些。
要说这本人很可能就比一般读者更挑剔。不断浮现在眼前的那些场景，是那般地历历在目：修路，养猪，养牛，养蜂，种木耳，种果树，建档立卡，第三方验收，脱贫百日攻坚，下派干部，对口帮扶，驻村书记……以及不管自然条件怎样，也不管村大村小，总有相对的能人或“先富”，也总有相对的懒汉或赖皮。
欣喜是在这方面，《返乡记》没有出现丁点儿的瑕疵，倒只有源源不断的熟悉。足见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难度最为艰巨、成效最为显著、受益最为广众、影响最为深刻的脱贫攻坚，在所有 “贫困”处都享有一样的阳光普照。也足见《返乡记》的作者，至少是下足了体验生活的功夫。
因此《返乡记》里那个三百来户、一千多口人、二十八个贫困户的山村，是怎样经历生活条件与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巨变，是怎样从被界定为“贫困”又怎样被“摘帽”，故事性的内容或叙述性的交待，尽管作者都完成得再细致、再生动、再真实不过，本人除有时觉得好似在读报告文学，甚至在读新闻报道外，并无太多的特别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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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对《返乡记》中的人，尤其是结成关系的那些人，真心觉得他们既真实，又虚幻，既像曾经在村上的亲眼所见，又像偶尔在文艺作品中的所得。
假如“文学是人学”确属公论，那么《返乡记》里的“人学”，无疑体现得十分突出。
简单历数可知，《返乡记》中的人物及关系主要有：高福星与李巧妹夫妻、李如意与李巧妹兄妹，李如意与小李子父子、癞头（高德胜）与精神病弟弟、癞头与吴姐、程副主席与帮扶对象李如意、覃主席与帮扶对象癞头、孔书记与高福星、李如意、癞头等。
其中，除吴姐、程副主席、覃主席几位“戏份”稍轻外，其余人与人之间、关系与关系之间的故事，都叙述得颇为扎实，描写得尤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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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高福星与李巧妹夫妻。二位无疑是全书的男女主角。男人高福星，典型土生土长的农民，8岁犁田，更早时养猪，逐渐长大后想摆脱父辈的苦难循环，也想到外面去出人头地，带着有着同样憧憬的邻家小妹李巧妹逃离乡村，远赴浙江靠靠等地逐梦。
在那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中，夫妻二人有过乡里传说的“富裕”，也有过自己知道的苦逼。高福星靠着敏锐的发财意识和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人不收租金收股份给他废弃的猪舍用，开始了自己远在异乡的养猪事业。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导致他血亏20万，打欠条携妻逃回老家。当然，他由此得到的三条养猪教训，也埋下了返乡后靠养猪东山再起的伏笔。
高福星是个老实人，在哪里都是老老实实干活，勤勤恳恳挣钱，踏踏实实过日子；高福星不是个老实人，当年“拐跑”邻家小妹李巧妹，落难后又想返乡占国家扶贫政策的便宜，借以走出在外陷入走投无路的至暗时刻。返乡后，高福星靠着自己夫妻的艰苦打拼，在自己脱贫致富的同时，也帮助乡亲们先后脱贫。
纵然大舅子李如意再是百般恶待自己，高福星也都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努力以雅量换取原谅。尤其难忘“冤家”李如意被马蜂蛰，差点丢掉性命，危情时刻是他丢下待产的母猪，亲自开车送脑袋肿得像篮球的李如意去县医院，并作为“病人家属”呆在床下陪护。
这定然是高福星发自本能的善良，断不是他出于讨好爱妻的举动，也不是他出于缓解与大舅子李如意紧张关系的考虑。
高福星是个矛盾的人，也是个真实的人。不妨说，他是亿万走南闯北的谋生农民的缩影。
高福星的妻子李巧妹，如果说当年毅然决然与高福星“私奔”，是年幼无知加“恋爱脑”的驱使，那么此后的十几年，就是这位朴实的农家女从女孩到女人的脱胎换骨。
十几年中，不论身处何地，也不论身陷何境，李巧妹都心甘情愿地当高福星手里牵着的风筝，想把她带到哪儿，就把她带到哪儿，“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她也把眼睛一闭，跟着他，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及至返乡后的某天，高福星在抚摸着她那双曾经温润绵软的“玉手”，方才惊讶地发现那双少女的纤纤素手，早已变成如今这副宽大、厚实、粗糙、岩石般的男人手。
李巧妹是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女人。这样的女人，智慧与坚韧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不是谁个高人指教的。纯粹是成长于磨难，成熟于历练。
李巧妹这样的女人，也是亿万与男人一道闯荡天下的女人的典型。
夫妻二人搬出“五保家园”后，住进了猪圈，与猪儿分睡“上下铺”，可谓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仿佛让逃离乡村前的苦日子复辟。若不是患难夫妻，这一蒙难又蒙羞的境遇，足以验证“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
到底是养猪能人，短短几个月，从最初的十头母猪开始，到一百六十八只猪仔的“猪丁兴旺”，高福星这一十分真切的示范带头作用，对全村的贫困人口产生巨大启发，对大舅子李如意也颇有触动。
到底是闯荡过江湖的人，高福星的眼光放得长远，刚刚养大白猪成点气候，目光就放在利用山坡养珍珠猪上。“养猪也可以这么愉快”，这是该致富能人由衷的体会。
有理由相信，不论高福星夫妻将来还走与不走，故乡都不可能再回到二人返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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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李如意与李巧妹兄妹。作为哥哥忌恨拐走妹妹的妹夫，同时殃及自己的亲妹妹，这似乎不是件道理上很说得通的事儿。但在《返乡记》里，得知李如意这个当哥的，本来有媳妇，可媳妇嫌自己穷，不辞而别，让自己成为事实上的“鳏夫”，也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单亲家庭”的后代。更何况，他爹在世时，曾期望兄妹以类似“换亲”的形式，各自组建起自己的家庭。可妹妹一逃，父亲的期望就至死未实现。如此刻骨至寒的境遇，怎能不顺理成章地移植到同样“落跑”的妹夫和妹妹身上？
因此李如意怎么看，怎么觉得妹妹李巧妹不如自己的意。恨屋及乌，也怎么看怎么觉得妹夫高福星不顺自己的眼。这一根深蒂固的忌恨，在《返乡记》中被描写得入木三分。譬如李如意故意“公开”炖猪脚，成心要“馋”吃住都成问题的高福星夫妻，刻意大声嚷嚷被程副主席慰问，故意“眼气”求助无门的高福星夫妻。以及不惜暗中使坏，把高福星家的老屋彻底摧毁，又逼得高福星夫妻搬出“五保家园”与猪同屋等等。可谓坏事做尽，凶狠异常。
那段程副主席来拜年的场景，写得尤其传神。李如意为“眼气”高福星夫妻，故意用如雷贯耳的声音喊程副主席“快坐，快坐”，又夸张地拖凳子招呼来招呼去，阵仗大得令程副主席摸不着头脑。路过的村干部打圆场，说李如意耳朵出了点问题，担心声音小了程副主席听不见，就更叫程副主席纳闷至极：我的耳朵没出问题，要大声也该是我啊？但他还是当李如意的耳朵不正常，遂也大声还以对话，结果搞得这场帮扶干部与贫困户的慰问，变得如旧社会“袍哥”人家的礼尚往来。
还有返乡后兄妹首次相见情形的描写。提了十斤酒上门的李巧妹喊不出“哥”，明知妹妹在眼前却不起身的李如意，回答妹妹“爸呢？”的询问，竟然反呛到“阴间”去见爸。这等于是非正式告诉妹妹，你爸早已去世，你想敬孝道也没可能。“假孝道”的讥讽跃然。而在妹妹心中，连爸去世这等天下第一大的消息，当哥的都连信也不报一个，足见哥对自己，同时对高福星的忌恨之深。
摊着如此不讲情理的李如意，妹妹自然很难叫出“哥”来。更何况当年自己跟着高福星走，固然有着貌似“被拐”的不得已，实际更有着自己对摆脱贫困、向往美好的主动。因而从血脉亲情上讲，妹妹心底是理解哥哥的。尽管从人情世故上讲，妹妹很难接受这样的哥哥。
李如意借口高家的母猪拱了自家的红苕，指桑骂槐母猪跟主人学会了“偷”，称猪也懂得“跟好人，学好人”。最后是妹妹以“一鞭子赔一头小猪”的聪慧策略，止住了哥哥的胡搅蛮缠。神来之笔是事情已经解决，李如意的儿子跑出来大嚷，是自己把高家的猪圈门打开放出母猪的，结果泄露“天机”的儿子理所当然地挨了老子狠狠一巴掌。
往大里说，是那场影响亿万人生活、荡涤亿万人心灵的脱贫攻坚事业，最终改变了哥哥李如意，也随之改变了妹妹李巧妹，进而改变了一度形同陌路的兄妹关系。
往小里讲，是李如意在亲眼看见的高福星夫妻为人处事中，慢慢改变了自己对二人的偏见。是李如意在高福星夫妻对自己的实在帮助中，逐渐体会到兄妹亲情的回归。《返乡记》中两段“吃猪脚”的描写，从李如意故意用吃猪脚“馋”高福星夫妻，到开门迎接高福星夫妻来家吃猪脚，从故意忽视高福星帮助养猪的善意，到最终靠高福星的帮助实现吃肉自由，从破坏高福星家老屋，到默默帮高福星家建屋……合情合理地铺展出寻常兄妹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合理性。
妹妹及妹夫一次次的忍让、帮助，终于让李如意的铁石心肠软化。孔书记的适时教育、敲打，亦让李如意的自觉意识觉醒。知道靠人家“施舍”过日子，哪怕日子过得再滋润，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本;还知道“贫困户”不是光荣榜，遂下定决心从养蜂做起，走上自食其力之路。
李如意主动帮妹夫搬砖，妹妹终于开口叫“哥”。李如意还从最初婉拒妹夫送猪仔，到主动提出要猪仔养，愿意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手里，人生理念终于实现根本性转变。
可惜李如意这个既有几分讨人厌，又有几分惹人爱的角色，竟在生活出现明亮转机之际，被查出疑似罹患肝癌，随之又死于突发车祸。令人感叹是作者对此所做的安排：李如意之死为未成年的儿子留下十几万抵命钱，而那恰是他这个贫困户一辈子也未曾见过的巨款。
顺便说说李如意为自己的儿子，那可真是既当爹又当妈，为那个事实上没妈的儿子操碎了心。从相当程度上说，他完全称得上好父亲。
如同妹夫高福星、妹妹李巧妹一样，李如意也是一个真实的、饱满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在哪里，都是我们五彩生活的有机组成与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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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癞头与精神病弟弟。这对不幸的兄弟，可谓通常所说“贫困户”中的极端。哥哥生活习惯不好，甚至好逸恶劳到声名狼藉。以至尊姓大名“高德胜”无人肯叫，倒是不雅之号“癞头”叫得连他都耳顺口顺。癞头宁愿吃每月910元的补助，最多干点打扫卫生类公益，另挣点糊口小钱，也不愿靠劳动改变命运，只肯与精神病弟弟相依为命，双双年过四十“还不晓得媳妇在哪个方向”。
癞头偷高福星家的珍珠猪解馋，主人家逮住把柄打上门来，他还敢百般抵赖，完全就是副泼皮无赖的嘴脸。更可悲是，本一个健健康康的正常人，竟然羡慕起患精神病的弟弟那每月200元的残疾补贴，连村里照顾做的有利可图的“公益”也懒得搭理。就这副自甘“摆烂”的角色，竟然还时不时站在道德“高地”上，鄙视“拐跑”李家妹妹的高福星，还用电视上学来的“得瑟”，嘲讽那个风传的发财者、当下的穷人。
这等“烂人”，似乎无救。
然而这貌似活得极糟糕也极窝囊的人，却有着异于常人的闪光点：再是自己邋里邋遢，也会把弟弟照顾得有模有样。
正因为如此，这位貌似尽干坏事的癞头，才会偶然成为李巧妹的救星。恰巧远道赶来帮工的吴姐，又正好碰上正在“做好人”的癞头，遂留下良好的印象，进而让“癞头”得以恢复“高胜德”本名。随后，吴姐无意间敦促他“做个好人”，唤醒了他心中的正义与良知，让他开始动手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当他耍赖想要建房补贴时，又是吴姐及时柔声喝止，再次提醒他不做回“癞头”，引导他一步步走上勤劳致富的康庄正道。而在此前，他可是从集体那里偷回40截青杠木耳，也是撂在坝子里就不管的。
癞头洗心革面的故事，自然也颇有看点。他是第一眼就看上了吴姐，吴姐却是多看几眼后虽觉得他俩不合适，但依然觉得癞头是可堪造就的好人。让癞头还原“高胜德”那个令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本名，有高福星夫妻的功劳，更有吴姐的直接促成。正是在久旱逢甘雨般的爱，尽管在癞头这其实是“单恋”的强劲驱使下，癞头，不，高胜德主动提出到昔日不拿正眼瞧的高福星家做帮工，目的只为亲近吴姐，同时也为了亲近常人。
《返乡记》于是借癞头的改变，映射出扶贫攻坚中的深刻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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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支部书记孔先行。没干过扶贫工作者，断不会理解这个特别辛苦、特别得罪人，甚至特别吃力不讨好的角色。说起来他也就每月二千来块钱，可他管着全村三百来户、一千多口人，尤其是二十八个贫困户的脱贫。经常是一心挂两肠，两头难顾及。
《返乡记》中一段年底分红前对孔书记的描写，煞是精准传神：“满头白发自不必说，随随便便蓬成一堆，脸上颧骨突出，像鼓起的两枚鸡蛋，颧骨以下，毫无肉感，仿佛就剩下一张皮还在那里。皮一掉，真不知会露出什么骇人相。身子也是，从床位上一起来就晃来荡去，轻飘飘的，一阵风都可以吹到屋顶上去似的。最难为是他那件西装，笼在身上，松松垮垮的，像绷在晾衣服架上一样。”真可谓：体弱能量强，人矮顶天地。
孔书记本是高福星的发小，甚至是两肋插刀的哥们儿。小时候他受癞皮欺负，全仗身高力大的高福星替他解围出头。高福星于走投无路中决定返乡，潜在原因之一当有他这个书记在位。然而这位最基层的干部，为乡亲们的脱贫，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乡亲，哪怕酒喝再多，朋友再熟，也不忘坚守政策底线。
且看他对请求当“贫困户”对待的高福星这样说：国家的帮扶“政策是很好，可是，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直言相告高福星，你在外面办有企业，有辆小货车，还有几千元存款，不符合扶贫对象。气得高福星摔门而去。
可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甚至在可以打政策擦边球的前提下，他又将高福星夫妇安置在“五保家园”暂且栖身，为此不惜背上“徇私情”的骂名。最难能可贵的，是在高福星急缺创业资金之际，他毅然拿出儿子拟在在重庆购房的三万元首付款，解了高福星夫妻的燃眉之急。而以当时的情况，很难判断出这笔给出去的钱是否有如肉包子打狗。
印象最深是他首次劝和高福星夫妻与李如意。面对李如意的雷霆之怒，本想各打五十大板，“长草短草一把挽倒“的他，被李如意的四季豆油盐不进弄得一筹莫展。关键时刻，他瞅准时机，祭出“激将”之法，声称递把刀给李如意，让他“现在就把他捅了”，顿时让李如意嚣张的气焰蔫了下去。此例说明，身为一村之首，孔书记最拿捏得住村上任何怪人。
作为脱贫最前线的基层干部，孔书记最能体会到某些政策落地时的尴尬。譬如政策明确规定住房改善的三“必须”：唯一住房，D级危房，生活较困难家庭。尽管眼前的老朋友高福星三条都占，可就因“不是本村常住人口”一条，就把他生硬地排除在外。而他夫妻，此时可是连个栖身的窝棚都没有。
尴尬中的孔书记也不禁嘀咕：像高福星这样确有困难的人，咋个就得不到政策的恩惠呢？
是啊，政策再好，也不可能完全覆盖所有人。只因所有的贫困都各有各的成因，所有的解困也都各有各的途径。显然怎样才算模范执行国家政策，就十分“考”基层干部、尤其是村支书的“手艺”了。
公而忘私的孔书记最大的成就是带领全村如期“摘帽”，最大的牺牲是自己的胰腺炎拖到险些要了他的命，最大的安慰是当年毅然“借给”高福星的三万元钱，在救自己命的关键时刻发挥出“好人有好报”的神奇效应。
孔书记还有识人用人的独到眼光。能拿出三万元钱支持高福星渡过难关，除了对朋友的慷慨大度，更有深信眼前这位落难的老友，十几年的走南闯北经历不会白费，身怀的各项劳动技能不会允许他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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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副主席与帮扶对象李如意、覃主席与帮扶对象癞头的故事，虽然着墨不多，但也不乏看点。最大看点便是，二位在村民眼里的“大官”，在完成对口帮扶任务上，可谓尽心又尽力。李如意家在关键时候总有吃不完的猪脚，癞头家被一把火烧掉的破衣烂衫，李如意儿子的读书及相关优惠政策落实，癞头兄弟俩生活保障与日子过好的安排等等，总是由二位貌似不经意地完成得顺畅无比。而其实，其中哪一件也够得他们跑上好几趟。
要知道，在扶贫攻坚战中，全社会、各行业可是在国家统一指挥调度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帮扶干部的姓名和电话写在贫困户门上的卡上，既是责任的锁定，也是义务的提醒。而这些帮扶干部，原本工作并不轻松，收入并不宽裕，可至少，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前，他们职务不能动，岗位不能调。
《返乡记》中程、覃二位，作为县里的对口帮扶干部，几处寥寥数语的描绘，就已经能让读者从他们那笑呵呵的出场，恰到好处的出手，觉察到脱贫攻坚整体打胜的雄厚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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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全书，不禁回想起开头，高福星驾着小货车行驶在返乡之路上，目睹当年出逃时的稀烂狭窄之路，如今变得硬化宽敞，一个叫“国家”的概念自心中升起，随之希望也在心中扑腾。短短十几个月的光阴过去，当初的“逃离”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如今的“返乡”却是百分百英明。
此时还貌似抽象的“国家”，则在此后日渐变成高福星夫妻命运转折的最大支撑。
因为夫妻二人欣逢国家扶贫攻坚的千载良机，遇上以孔先行为代表的一众淳朴乡亲，以及程副主席和覃主席为代表的帮扶干部。
末了也有一遗憾，不知是否可商请作者斟酌：好不容易才“怀上“的李巧妹，能不能不让她和高福星“无后”？
这么好的一对夫妻，配得上命运的圆满酬谢。
作者简介：陈俊明，笔名井民，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退休前曾任成都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文法学院院长。退休后至今，被聘为四川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
编辑：朱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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