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若轩，1997年的双鱼座女生，香港都会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作家会议最年轻代表。公开发表作品200余万字，部分小说被列入网络短剧计划，曾获香港第十二届大学文学奖等奖项。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重庆晨报》《南国文艺》《香港作家》《大公报》《中华日报》（中国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中国台湾）等杂志和报刊，著有《张爱玲的2020》《沉香吻雨声声落：重访张爱玲》《萧红的绝世飘零》《微眼看历史》《女医夜行》等作品，其创作风格被香港《读书杂志》评为“临场感”十足的书写。
石若轩：文学评论AI化路径的逆行者
（本期访谈主持人：陈泰湧）
上游文化：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创作经历吗？
石若轩：我的创作经历大概是一个由自我情绪堆积到双脚落地的试错过程，而且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我观察到多数与文字缘分匪浅的人尝试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往往都是诗歌，我也是如此。但我根本不懂诗歌，仅仅是因为一些虚荣的表演欲就开始胡乱模仿，直到我写的“诗歌”被通通拒稿全部变成了歌词之后，我才明白这些自我情绪的无章法罗列大概是对诗歌的不尊重。因为诗人多数是天赋型创作者，而我完全没有这种天赋，所以很快放弃了。然后就是与小说的短兵相接。其实，现在看来依然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我写的角色向来是“端着”的，从开始到结尾，就像提线木偶，毫无生命色彩，我看不见他们的面目。然后就是散文、微短剧，直到现在的文学评论。
整个过程就像是以前我妈给我报的培训班，乐器、国画、书法和篆刻我都去学了个遍，但哪一样都不擅长。目前我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答案，不断地试错也算是一种经历吧。但目前的情况还是比以往乐观，因为我不再有那些莫名其妙的表演欲了，我确信现在的双脚是站在地上的。
上游文化：在很多读者的眼里，网络文学是“下里巴人”，文学评论是“阳春白雪”，处于两个极端，你是怎么想到会从网络文学转向文学评论与鉴赏类的呢？
石若轩：坦白地说可能是因为我太想做生活的旁观者了，我对参与真实的生活有一种恐慌焦灼的沉重感，大概这样讲显得有些云山雾罩，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一直觉得文学不应该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首先在传播度这个层面，网络文学的赢面要大得多，毕竟文本变为作品的过程要有第三方也就是读者的参与。我希望文学评论与网络文学不应该呈现太极端的割裂感，因为有些网络文学中的作品的经典化还要由文学评论去推动完成的，所以二者有互惠及互动的关系，比如目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就正处于一个大热的阶段。
那么再绕回我创作转向的初衷，其实并没有特别高尚的想法，首先在网络文学这里我一直是一个底端作者，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扑街”，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我也和我们重庆网络作协的小伙伴探讨过，有的人觉得很奇怪，按理说汉语言文学专业“科班出身”的人对于创作不是应该比别人更有优势吗？没有学习这个专业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真实的情况往往相反。不知道可不可以直说？
应该可以吧（笑）！我觉得中文系的学习模式对于文学创作思维的干预是偏负向的。我们这些人往往善于分析作品，在对经典作品梳理和追随的过程中，个体意识在慢慢地削弱，而文学创作思维中很重要的一点恰恰是个体意识的强烈。再加上我的脑洞特别小，面对注重凸显感官刺激的网络小说创作的时候完全变成了纸上谈兵，所以“扑街”是必然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想网络文学是一个创作者与受众群体共建的文字共享空间，网文的创作过程中，作者要时刻关注来自读者的声音反馈，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粉丝经济。语言是有能量的，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这些来自读者的反馈一定是会影响到作者的创作动力和创作情绪。而且网络文学其实可以归类到类型小说范畴之中，我一直无比佩服擅长写小说的人，因为他们是要身处真实生活中的，与现实中的人交往，与故事中的人周旋，这些都是我极其不擅长的。
我一直向内求，比如我喜欢张爱玲，我会自发地走进她的各类作品中，在创作的过程中，当我面对张爱玲一个人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像一个密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时间是静止的，空气也是凝固的，好像我只需要面对她本身。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研究对象，那么她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你所有的喜怒哀乐，你好像只需要和研究对象一个人对话。也许可以任性的说，写《金锁记》的时候只需要和曹七巧对话，写《十八春》的时候只需要和顾曼桢对话，写《心经》的时候只需要和许小寒对话，而这些女性角色都是研究对象的灵魂分身。这种写作的氛围让我有难得的安全感，毫不夸张地说，对我而言做一个“张迷”比做一个作家要快乐得多。我只想做故事的观察者，害怕成为故事的参与者，当然我这类性格大概也是有毒的（大笑）。
上游文化：你的近作均是文学评论与鉴赏类，你认为你的文学评论的创新性体现在哪里？或者是说你想写怎样的文学评论呢？
石若轩：文艺过度了就近乎无病呻吟，学术过度了就难免晦涩难懂，简而言之我想尝试一种让读者能够沉浸阅读的文学评论，一种文艺风与学院风的结合。
其实任何艺术形式的核心本质都是创造的过程，没有个性化的创作很容易受到人工智能书写的冲击，很多创作者在面对AI书写时代到来之时都表现出隐隐的担忧。个人觉得相比其它创作体裁，文学评论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因为文学评论的模式化与同质化的语言太多，AI的表达是一种逻辑的表达，而不是情感的表达，而目前大部分文学评论中所体现的逻辑胜于情感。因此一种让读者能够沉浸阅读的文学评论在遣词造句与文本分析之时自然流畅地并入文艺性笔调，渴求在揭示学术发现的同时增加文章的可读性，突出文学评论的文字辨识度也许是一次浅浅的尝试。如果一篇文学评论可以有画面，可以有故事感，甚至有声音，如果这些文字串联成雨滴落在鸳鸯蝴蝶式的旧梦里，旖旎卓绝的红楼旧约，腐朽而灿丽的秘密花园在清冷果决的氛围中娓娓道起，会不会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味道？
上游文化：你的专业研究方向是张爱玲吗？张爱玲的文字是非常有个性和味道的，那你能否以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来和我们谈谈你所说的那种独特的文学评论的味道？
石若轩：若以张爱玲的创作为例，抛开她的文学史地位与文化史地位的探究不谈，她的文字铺陈与语言编织是如今人工智能书写无法战胜的，可以说在张爱玲这里，AI写作无法决定其作品的命运，能够为命运掌舵的人只能是张爱玲自己。何以如此判定呢？大抵是因为张爱玲文字的极强辨识度。坦白说因为我的理论基础薄弱，每每直视文学评论四个字的时候，我的自卑意识是极其严重的，这种创作尝试的雏念与一次上海大学的学术会议有关。记得在学术互评阶段，评析教授突然叫到我的名字，社恐的我非常慌张，但是没想到他说这篇论文他读了四遍，且第二会场的参赛论文他只记住了这一篇，因为个人风格的辨识度反而显得整篇文章很有专业性，它回到了文学性这三个字的本身，任何文学体裁都应该存有文学性。就是这些话给了我一丝信心。
但这种创作尝试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端，就是前面提到的情感胜于逻辑这个问题。一篇有故事感的文学评论的基础很可能是暗藏的情感，也就是说创作者所评析解读的对象最好是创作者本身十分倾向的对象才能靠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临场之感。所以我认为这种创作设想不具有普遍性，它仅仅处在我个人的尝试阶段。
上游文化：你最初创作过网络文学作品，你当时的创作冲动是什么呢？能否用你现在的文学评论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和解读一下呢？
石若轩：我发表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应该就是属于网络文学。记得读高中的时候“清穿”文热度犹在，这些穿越文以聚焦“九子夺嫡”为主。其实这一历史事件曾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怀旧式书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便已经席卷文化主流市场，但它们的情节多以“男性向”为主，以女性为主体的历史幻想书写是随着穿越题材的大范围影视化，好像才获得了空前的视觉关注。我从未沉迷过那些浪漫色调的“玛丽苏”情节，但我共情于主角那种已知的绝望的感觉。其实她们大多具备迷茫困顿的城市“空心人”的身份属性，在灵魂漂泊与精神居无定所的双重纠结中莫名其妙的完成穿越，其本质是一种逃避的行为，自以为这些角色的心灵结构的变化轨迹与高三阶段的我有些许重合。
其实这些角色在虚幻世界中的新生活也并没有因为历史与身份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穿越前的她们精神空虚，无处安放；拥有新身份的她们依旧迷茫恐慌，经过一番挣扎后就会渐渐发现即使自己知晓全部的历史，但是对于历史的进程与自身命运的流向依旧无力掌控，由此从开篇活泼机敏，朝气灵动的性格特质变成了自怜感伤，死气沉沉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主角对于命运的无力掌控感都没有发生太大的转变，只是从迷茫生活的参与者变为了历史变化的观察者，当其意识到无力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候，只剩下无尽的感伤与已知的绝望。
上游文化：从事文学评论对你自己的小说创作有帮助吗？
石若轩：我必须承认小说创作简直是各类文学体裁最难的一环，虽然这些内向流动的浅度感受大概构成了我创作的原始冲动，但任凭感性的情怀和看似清晰的理论谈得如何头头是道，一旦接触到实践的真实创作势必发昏。镜花水月般的胭脂海棠终究难敌脚踏实地的厚重阅历，所以我的小说尽是些失败之作，完全可以用四个“依旧”来形容：故事依旧很无聊，线索依旧很混乱，情节依旧很拖沓，对白依旧全是废话。尽管我了解到很多喜欢文评的人都去创作网络文学了，而我悄悄地玩起了“逆行”，未来眉目难现，我亦无法判断我选择的正确性。
上游文化：可以谈谈你的新作《沉香吻雨声声落：重访张爱玲》吗？
石若轩：提到这个我觉得我和上游新闻实在是缘分匪浅，2018年的浅夏我还在读本科，那时我写了一本叫做《张爱玲的2020》的人物评传，上游新闻邀请我做访谈，收到消息后我非常惶恐。但与记者老师交谈中几乎忘记了i人的特质，后来这个新闻还有幸登上了重庆高校的微博热搜。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如今依然是上游，依然与新书有关，依然还是张爱玲，是重访亦是重逢，不得不感叹因缘际会般的巧合！
严格来讲我不算是一个作家，更谈不上是一名研究者，我仅仅是个“张迷”而已，所以本书是一种主观色彩弥漫的共情书写。做张爱玲的文学研究实在是一个不太讨巧的选择，许多年来“张学”之琳琅有目共睹，我们无疑是站在诸多前辈学者的肩膀上眺望远方。大家尝试以各种路径通往张爱玲的文学世界，近两年历史档案的新声召唤，多元视角下学科交融的探索的热度不断攀升，比如我还注意到我国台湾一名女教师将语文学科与张爱玲的文学意象连接起来，可以说张爱玲的确是一座富矿。许多文学理论似乎已是相对固定的存在，因为诸多学者的努力，像我这种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素人，好像在目前阶段也很难挖掘出新的内容。但我观察到作为书迷粉丝的情谊传真相关产出较少，自2003年文汇出版社的“情迷张爱玲”系列作品面世后，相关作品近几年内稀有产出。所以试图尝试了这次以读者为核心，关注张爱玲粉丝群体的强大情怀与心贴心的感受的书写。令我意外的是，书上架后竟然在当当网的文学评论与鉴赏的新书好评榜中艰难地爬到了第一名，这也许可以说明相关受众读者还是对这些方面有所关注的。
这一次“重访”，主要以“纸醉·墨染”“错遇·情叹”“浮华·绸缎”以及“烟火·佳谈”四大卷砌成张爱玲文学世界中文本与意象，情缘与服饰的陈列室。除了以上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之外，我对一些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小问题做了一些浅浅的探索。例如《小团圆》中的女主角为何以“盛”为姓，张爱玲创作《少帅》的感性原因可能是什么、张爱玲晚年频繁提及的虫患到底是臆造幻觉还是真实存在、《小团圆》与《半生缘》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她的文学颜色谱，自传与他传的镜像内外的人格表演等等。
上游文化：知乎上有几个与你相关的问答，很多答友提到“鸳鸯蝴蝶”，对此你如何看待？
石若轩：记得上学期有一次我在做作业汇报的时候，导师问我是不是没少看周瘦鹃的作品。其实听到这样的描述我甚至有几丝窃喜，我知道“鸳鸯蝴蝶派”无论是在文学史地位抑或是文化史地位上都很是尴尬，社会各界对其的评价均不高，但坦白讲这些并不会影响我对它的偏爱。因为张恨水，李涵秋这些作家能够让我回忆起很多童年往事。我爷爷特别喜欢收集古物，其实我们都知道基本是假的，他自己也是清楚的。那些所谓的古旧藏书的仿真度在所有物件里好像比较高，所以他摆满了书架。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特别小，他的声音我都已经完全忘记，但每每想到他的时候还能记住他的书架和一堆假藏书。《广陵潮》《啼笑因缘》《歇浦潮》还有《巴山夜雨》和《夜深沉》等一系列的假藏书一瞬间在脑子里循环放映，这些读物好像是我和他的唯一联系。其实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这些看似不太明显的文艺记忆恰恰是最具有稳定性的记忆。
上游文化：你在创作的过程中有哪些属于自己的独特体悟？
石若轩：我想谈一个文学评论与鉴赏的创作适配度的问题。就是你所书写的文学现象或者作家作品最好是与自身各方面相对契合的表达对象。以非虚构写作中的人物书写为例，释读一个人物就好似谈了一场恋爱，错误的书写就好似一段孽缘。何为错误的书写呢？或者是说究竟错误在哪里，对于我个人的创作体会来说大概可以这样定义：错误的书写主要源于创作者与被塑造者之间的不匹配。错误的恋爱对象无疑是一段孽缘，而孽缘产生的后果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劫难。产生错误的原因并不是创作者本身塑造能力的问题，亦不是被塑造者自身的原有性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二人之间的不匹配。创作者无力承担被塑造者的前世今生的命运流向，在相互折磨的不搭配捆绑中削弱了彼此的生命力量，最终落得不尽人意的结局。
当创作者本身渐渐意识到，他所书写的人物的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周遭言语评析的影响竟然逐渐模糊，当创作者在书写完成的前后之间已经对塑造的人物失去了从前的坚定信心，当他开始不相信被塑造者，并且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他所塑造的人物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书写无疑是失败了，这极有可能是一次“误写”。如果你决心要释读一位人物，那么至少这位人物是你所相信的，也是要值得被相信的，除此之外也要考虑到被塑造者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等多方面与创作者自身的一个适配度。以上是我近期的一些浅薄体会。
上游文化：最后一个问题，请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创作有故事感的文学评论是怎样的体验？
石若轩：翻书合书，“知我意，感卿怜”的情绪一层又一层，是上世纪的一场暴雨，隔着光阴的幕布，不言也不语，心室内外排练了一场又一场暗渡浮生的惊雷般的震撼，玄妙色彩的知音是这样难得，所以要从旧忆里打捞出来反复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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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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