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社会共享共生 - 以重庆首届国际现场艺术节为例（上）

文/崔陶梦

当代艺术从西方传入中国时间尚短，短到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了解西方文明诞生当代艺术的一整个前期成长过程，如同近代中国社会制度上的改革一样，也在经历着先形式媒介技术，后精神文化科目，先经济物质基础，后政治文明培养的路径。中国当代艺术完美的体现着中国三十多年来方方面面的驳杂景观，在当下的历史节点，十九大传出的呼声仍然无时不在的响亮在人们心里眼里，既然每个阶段都有独属于每个阶段的历史命题，那么面对当下，思考未来就是在实践此刻，实践此刻才能赋予未来以历史价值。

1.现场是什么？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各大院校培养的第一批青年才俊在之前的长久压抑中爆发，成为摘取当代艺术创作果实的第一批收获者。随即而来的80年代，当代艺术异军突起，在对“极左”创作模式的反拨下先后势不可挡的诞生了“伤痕美术”“生活流”“八五新潮”“西南艺术群体”“北方艺术群体”“新具象”“江苏红色旅”“浙江池社”“厦门达达”等各艺术风格流派。

1986年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立时主要艺术家合影

过渡到90年代的多样尝试中，艺术家开始放弃对宏大叙事的关心，架上绘画出现新生代、“玩世现实主义”“波普绘画”“新表现主义”“超写实主义”“艳俗绘画”等，以及其他媒介如当代雕塑、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实践创作。

1980年至1981年谢德庆作品《打卡》

92年的广州双年展、93年中国艺术家参与的威尼斯双年展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渐趋市场化全球化，直至90年代后期，形成观念开放、多元自由的艺术创作、创新实验。

1993年中国艺术家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

2000年当代艺术获得官方对其合法性的默认，却在2008年的市场震荡下，陡然面临无所适从的窘境，瞬间从一路高歌猛进的昂扬壮志置换到何去何从的迷茫徘徊，在这30多年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普及化的技术革命洪流中，在中国国际地位处境和国内社会局势大调整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形态不断发展演变，艺术中原先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多元价值体系亟待建构，过往艺术可资信赖的市场力量和精英体制再不能依靠，中国当代艺术圈内圈外的各界人士都在重新思考当代艺术创作的新方向。

“在过去30多年里，经济领域一直是中国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的关键地带，而经济体制的一系列举措和制度，伴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不断延异”，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在社会概念和想象总体性上的破裂，已经造成整个民族现实的或想像性的思想、文化话语的普遍瓦解”「1」。

张晓刚《血缘大家庭系列》

刘小东《自古英雄出少年》

熊莉钧油画作品

在文化层面中国整体呈现西方后殖民主义、景观社会、信息大数据和碎片化、网络全球化等特性，长时间以来累积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忽视和轻怠，使得眼下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中国与国际关联的外来文化彼此交织，形成无秩序无层次、相互冲突矛盾的混沌状态。

随着2018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重心渐渐从经济领域转移至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来，国家领导者在一系列社会反应中意识到文化影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艺术表达基于现场变化

实际上某种接近启蒙现代性的思想力量持续在现实系统中穿行，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自由表达的欲望膨胀，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获得了历史给予的自我认知机遇，个人的自觉带动有关处境问题的显现，对个人处境的关注使得以理性和思辨的方式去讨论社会文化议题成为现代性反思的必要出口，现实状态成为艺术最切身的个人体验出发点，成为艺术诞生的肥沃土壤，相应的在艺术创作上表现为：对艺术介入社会的社会关注点的转变，即从宏观叙事转变至微观社会问题。

当代艺术和中国社会成为彼此都无法回避的关系，没有中国这一阶段的历史巨变，不经历这一时代的文化矛盾和社会焦虑，不体会这一时代的精神特质，就无从认识中国的当代艺术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同样不关注中国当代艺术文化，也无法全面感知立体多维的中国社会。“中国当代艺术家只有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时，才是具体存在的、有真正意义的艺术家”「2」。

博伊斯7000棵橡树计划

西方在1982年博伊斯社会雕塑项目亮相时，“艺术介入社会”成为创作宗旨；中国艺术发展演变到创作形式探索的艺术本体，再演变到强调和社会互动公共关系的社会本体，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艺术主题和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出现了诸多社会性艺术项目。“当下的艺术问题解决之道是当代艺术向生活现实和大众文化拓展，意味着艺术家改变现代主义的个人化的形式追求，更加看重艺术与他人的交流和社会互动。”「3」，笔者以下将详细探讨这种正在发生并且不断实践的艺术形态和新艺术关系的可能性。

“艺术介入社会”在中国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期间称作“艺术的社会学倾向”更为贴切，主要表现在具有社会意识性的艺术觉醒。

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

八五新潮期间达到的现代主义创作高峰在80年代末逐渐消退，90年代以盲流艺术家为代表，依然保存着的对社会问题的思索和艺术探索，这股潜流以现代性启蒙意识穿行者的作用存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然而这份艺术探索是禁锢在艺术语言的固有模式中的，在外部的市场化进展和内部的艺术创作渐趋符号化、空洞化的流变中，艺术家的创作惯性走向了艺术唯心主义的孤岛。“只有当审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当对形式的欣赏导致对内容的完全冷漠时，人们才认识到艺术有可能成为从内部发作的毒药，成为自身营垒中的敌人”「5」。

曾经奉为圭皋的艺术规则成为遥远的奇迹，西方画廊、基金会、艺术机构、收藏家的大退潮，给当代艺术的国内受众留下巨大的空缺。国内普通民众们依然留有中国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广大群众上没有准备好接受“高雅晦涩的观念启发”；国内大部分企业依然沉迷在改革开放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奋斗热忱中；曾经对于西方收藏者而言，“中国当代艺术象征着中国历史阶段巨变的文化价值”，在面对国内不同诉求的群体时贬值不少，甚至破产，西方艺术背后坚实完善的国家基金会资助制度和政策在中国的缺席，此刻仅依靠少部分企业和政府默认的少部分项目已是绝对难以支撑中国当代艺术的庞大队伍。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

这时响应起来的是将艺术与社会整合，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鼓励与社会平等开放沟通的方式方法。“艺术家在当下的存在价值，也许就是通过个人化的行为，表达一种与社会公众的平等交流，对文化传统与价值的共享”「6」。国内在90年代出现的“公共雕塑”最先体现这种公共性倾向，紧接着而来的是田野调查和“艺术介入乡村“等一系列艺术项目。近年来“介入”一词渐渐隐匿，“艺术分子“在开始时的高姿态不断随和，以艺术之名的通行证带来的对生活的打扰和自恋式“平等沟通”被社会各界诟病中，在及时而主动的调整，这是进行时也是将来时，以下将展开对调整后的新型艺术社会关系的分析。

3.“艺术介入社会”转变为“艺术与社会共享共生”

 “介入是一种立场和主动，他以艺术的方式来提出问题、反思问题、质疑现状。介入是无功利的功能在场，是改变我们观看艺术、欣赏艺术的原有的被动方式，它是艺术家改变了身份意义的一种姿态和一种应用艺术的态度”「7」，“艺术与社会共享共生”（以下简称“共生”）保持“介入”的人文关怀，保持“介入”作为对“艺术介入社会”的适时调整，作为阿多诺对艺术社会性的批判下的一种回应，以其独特的曲线柔和的方式，和社会生活建立一种血脉相连的物质实践关系。

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共生”使得艺术家在更为开阔的视域下，面对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处境，而不是象牙塔式的“纯粹乌托邦”，生活本身为艺术家提供真正的素材和参照系，引发针对现状的实践行动，使得艺术创作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更为准确、可落地，将艺术作品中的晦涩不明具体化，产生与公众的平等对话、有效沟通，还会带来艺术的后续影响的持续关注。

对于艺术本体研究而言，“共生”使得艺术的功能和价值得到重新评估，这是基于艺术家个人意识觉醒的主动参与和主体判断，内含着艺术家对于历史责任的承担。

对于宏观的社会来说，艺术主动离开“真空状态”，放弃“自视甚高”的自我架空，以一种非直线对抗的柔和的长线策略，从微观社会问题着手，不断深化广大阶层对于艺术的关注和兴趣，“防止艺术长期被极少人垄断的手段，不是粗暴地把艺术简单化，而是培养大众的艺术判断力”「8」。“任何一种把永恒绝对价值和纯粹范畴的世界跟经验世界和实践领域分开的做法，都或多或少意味着放弃改变世界的努力”「9」。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定义考虑，艺术介入则是试图完全发挥意识能动性的实践实验。“共生”将成为多棱镜般的载体，对于不同的社会面向提供不同的艺术转换价值，类同于连接人与人的互联网空间，灵活而开放的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团结各部信息，统筹各方力量。虽然目前为止“共生”尚处于雏形阶段，没有拿来即用的具体转换模版，然而这股社会趋势正在不停缓、稳固的汇聚成时代的必然。

2017年举行的重庆首届国际现场艺术节作为探索“艺术与社会共生共享”的实例，它如何看待重庆独特的地域现场、社群现场？如何实践艺术与社会的往来应对？如何有效地提出和讨论问题？下篇将分析道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