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苕之父”陈振龙：425年前从吕宋带回这种农作物，从此中国人在灾荒年间有了新主粮

在四川、重庆地区，有一种农作物被称为“红苕”，它不仅好吃，还有营养，利于健康。其实，这种农作物有很多名字，例如甘薯、红薯、朱薯、金薯、番薯。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明确记有“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海中之人多寿，而食甘薯故也”。

今天的人们很少以甘薯作为主食了，但在明代万历年间以后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甘薯却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是一些人的主粮。尤其是在清朝的所谓“康乾盛世”中，甘薯对于养活人口立下了不小的功劳。现在不以甘薯作为主食，并不能说明它从来都不重要。

其实，甘薯是舶来品，从它的别名“番薯”就能看出。在古代，很多从中原地区或中国以外的地区引进的作物，都被冠以“番”字，如番茄。

那么这东西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的“甘薯之父”——陈振龙。

陈振龙自幼吟读诗书，年未二十即中秀才，后厌倦科举，弃儒经商，移家于闽县南台达道铺。

在明朝万历年间，为了讨生活，陈振龙决定趁开放海禁的机会跑海船，搞跨国贸易，所以他随众商人赴吕宋（今菲律宾）经商。

也就是在吕宋，他接触到了西班牙人种植的甘薯， 此物耐旱易活，生熟都可食用。陈振龙敏锐地认识到甘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他认为，如果把这一植物引种到中国，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好事。

可在当时的吕宋，甘薯被当地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视为珍品，严禁外传，违者要受到刑罚。看来那时候的人就已经有一些“知识产权意识”了。

于是，陈振龙留心学习甘薯栽培技术，悉心向当地农户求教，并等待时机。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不准携带甘薯出境的禁令，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历史上还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藏匿在自己的船中。

经日夜航行，陈振龙终于将薯种带回到了大明的土地上，之后立刻着手在自家住宅附近试种。刚好，这一年大旱，五谷欠收，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

陈振龙让儿子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甘薯），以裕民食”。金学曾采纳建议，通令各地如法栽种，结果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古籍中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可见这种植物的作用之大。闽人因此感念金学曾之功。

到了清朝初年，番薯已经传遍闽、赣、云、贵、川、冀等地。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下诏称：“推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从此，红薯在中国大地上成为了人民的主粮作物之一。

清道光年间，福州人在乌石山建“先薯亭”以纪念这一成功的引进。

而陈振龙从“外番”之地引进甘薯，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甘薯之父”。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也一直致力于甘薯的引种、推广，功绩卓著。

也正是因为甘薯种植的传播，在大荒之年的日子，因受灾而饿死的人数较以前减少了。换句话说，甘薯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关于这一点，从历朝的人口统计就不难看出，西汉鼎盛时期，全国人口约六千万，直到明末，全国人口也才只一亿左右，可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就猛增到了两亿，坦率地说，清朝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状况并没有汉、明两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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