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中国海关税收一个月内损失800万元，只因日本人在干这事

1936年1月2日，第29军士兵在天津大沽搜查走私，与贩毒品的日商冲突。日方一直找到第29军军长宋哲元，迫使宋哲元不得不向日方道歉，并赔偿400元，第29军不准进入塘沽、大沽，地方治安由“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负责。4月30日，据中国海关报告，因华北日货走私，4月份1个月损失关税达800万元。此种情形只是华北走私情形的一个缩影。

1933年塘沽协定后，日本浪人与韩人利用冀东停战区域，三五成群，从大连购货偷运内地。1934年春，他们公开组织走私团体，配备武器，雇用民用帆船大规模偷运，如遇海关人员缉查，就围打海关人员。9月7日，日本浪人百余人在秦皇岛围攻海关，打伤海关执行公务人员，致使海关无法正常行使权力。日本人的走私规模越来越大，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日本浪人的走私路线大致分水陆两路：水路大多从大连、营口、葫芦岛用小汽船装运货物到北戴河、秦皇岛、滦河口三处，上岸后再用汽车运往留守营或者昌黎车站，转送华北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天津，最终分销各地。陆路由大连、营口将走私物品装上火车，经过奉山路，运到榆关，再用汽车运到东罗城角山寺一带，然后运往各处销售。

大批走私的糖。〔《新闻杂志》1936年第3—4期，第25页〕

到1936年情势已经十分严重，大批走私物品由秦皇岛登陆，运送到昌黎，向冀东的“防共自治政府”交纳相当于关税一半的轻微捐税后，即由日本浪人押送，经过北宁铁路运送到天津。遇到强横的浪人，连货物的运费及车票也拒绝支付。华北形成了日军、日本私枭和伪“冀东政府”三位一体的走私状态。

在走私品的目的地天津，有200多家经营走私的“洋行”，它们向天津租界纳税。每当黄昏黑夜，运入输出，紧张忙碌。货物主要是人造丝、毛织品、食糖、布匹和卷烟及卷烟纸等；毒品白面等因为便于携带，数量也很大。人造丝运到上海，销售到华南，糖运往山西，毛织品在内地销售，卷烟纸运往河南。面对肆无忌惮的走私，海关向国民政府报告时称：此种走私事态之严重为海关有史以来所未见。

南京方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外交部出面对日本提出抗议，并由津海关与北宁铁路当局协同执行临时缉私办法，规定：凡是由铁路运输的洋货，商人必须在启运前向海关报税，领取运输凭证，铁路车站验明凭证后，才能够装车，否则拒运。津浦铁路也照此办理。津海关派人在天津各站检查。北宁路从1936年3月21日实施，4天后，津浦铁路实施。《大公报》披露了执行情况：“自实施缉私起之一周内，正式向海关报运者，仅五十余件，且多系小批，大批私货，仍源源至津。”（1936年4月2日《大公报》。）

天津租界大规模之私货堆栈，所存最多为丝麻织品，糖及绸缎等次之。〔《中华》（上海）1937年第52期，第9页〕

一般走私者请日本浪人包运，经北宁路到塘沽，再绕道至天津，改牌换号后，挂上日本国际运输公司的旗帜，从天津运出，日本浪人手执手枪，怒容逼人，遇到天津海关人员拒绝接受检查，到了津浦铁路强行装车，海关人员和铁路当局无可奈何，走私货物反而有增无减，平均每天在600吨左右。走私货物到处行销，一路沿平绥线销售，直达包头，一路沿陇海线直达西安，一路沿津浦路南下贩卖，就是穷乡僻壤，也是私货充斥。

仅1936年5月5日至12日的一周间，从冀东走私到天津的货物即有：人造丝300万公斤，砂糖603万公斤，卷烟张3万公斤，棉布3000捆，海杂货8000包，煤油、汽油4775箱。（《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52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大量的走私贸易，使国民政府的大宗财政收入——关税收入受到了严重损害。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因华北走私，海关税收损失共计25506946元，其中1936年4月份一个月损失达800万元，“占税收全部几达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关务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国政府的收入向来依赖关税和盐税，占总收入的70%，而且来源稳定，也是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的可靠担保。津海关的收入仅次于上海，占全国关税收入的七分之一。走私严重以前，每年除分担外债本息之外，还有余额七八千万元，补贴冀察平津财政军费之用。

走私不仅破坏中国主权，影响财政收入，还打击中国的工商业，破坏中国的国民经济。1933年以前中国进口食糖每年在8000万元左右，但到1935年仅进口2700万元，初步分析，以为是国产食糖业发展，其实国内食糖业在萎缩，市场被走私食糖占领。这些食糖大多来自台湾，经过大连运进关内。1935、1936年，上海的糖价在每包23元左右，而华北因走私，私糖充斥，每包市价仅16元上下，《申报》（1936年4月8日）。鸦片及其他毒品约4400万元左右，军火武器等在200万元左右。朱光泽：“华北走私问题”，《中外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中国政府缉私队员被打伤。〔《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23期，第1页〕走私除影响中国工商业，英国、美国等商品的销路也受严重影响，在华的李滋罗斯奔走调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武也为此询问日本政府。在上海的英国和美国商会在6月2日致电本国政府称：“日军当局，有意庇护，其目的乃在颠覆中国政府之经济机构，四月份税收，损失已达800万至1000万元之巨，如不殛加取缔，后患更不堪设想，不特以关税为担保的外债，受重大影响，即各国合法贸易，亦受毒害”。“走私问题的国际性”，《中外月刊》第一卷第7期。大规模的华北走私连日本大公司在华的营业也受到影响，1936年初，在中国海关苦思缉私良策时，日本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特派代表谒见日本驻津总领事川越，要求他协助中方缉私。川越如同对中国官员一样只是口头答应，却拒绝提供书面保证。因为华北走私的猖獗绝不是中国提高关税造成的，而是日本意图侵占华北的总战略的一部分，是实现日本侵华方略的一种经济工具，在日本军方和政府的庇护下，令中方明知损失惨重却无计可施。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本文作者：张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