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万历朝鲜之役，中日朝的第一次东亚大战
公元1592年，中国明朝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日本七百多艘战舰浩浩荡荡驶向朝鲜釜山，太政大臣丰臣秀吉的手下小西行长，率领一万八千馀兵力展开假道朝鲜、征伐明朝的第一战。朝鲜釜山守军猝不及防，很快就被击败攻陷。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等日本将领也陆续登上朝鲜土地，与小西行长兵分三路，大军直扑朝鲜王朝首都汉城府（今韩国首尔）而去。九鬼嘉隆、藤堂高虎则率领近万名水军巡弋海上，与陆军相互应援。面对势如破竹的日军，朝鲜君臣惊疑未定，在派出的大军遭击败后便仓皇撤至平壤，接着又逃到靠近边境的义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这时朝鲜宣祖一面急忙遣使明朝恳求救兵，一面又准备当个亡国之君，躲入辽东託庇于明朝，「予死于天子之国可也，不可死于贼手。」可见当时情状的危急。
关于这场战役，中、朝、日等国的称唿各有不同，中国多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则以干支纪年称为「壬辰倭乱」，並将于1597年爆发的第二阶段战事称为「丁酉再乱」；日本则依年号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事实上，朝鲜位居海陆交接之处，向来是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的争夺要冲。当蒙古帝国欲东征日本时，忽必烈便在当时的高丽国内设置征东行省，徵发兵粮战船，与蒙古军共同出征日本。当日本欲向大陆扩张时，朝鲜同样成为侵入的要道与前沿基地，无论是丰臣秀吉时期抑或明治维新之后皆为如此。因此位于海陆之间的朝鲜，每当邻近的犟权一有动静，都难以置身事外不受波及。而这场中日朝的三方大战，可说是最早的「朝鲜战争」，比起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整整早了358年，而且惨烈程度毫不逊色。
大战前夕的朝鲜王朝
日本战国年代英杰之一织田信长还在世时，作为家臣的丰臣秀吉就曾表达过自己的宏图大志：「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而在派兵攻打朝鲜之前，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立刻就将目光转向海外，企图建立包含日本、朝鲜、中国甚至印度的大帝国，预计用两年时间灭亡明帝国，将朝廷、天皇迁至北京，自己则留居宁波，主持对印度的征伐。丰臣秀吉宣称出征朝鲜是为了征伐明朝，大军只是路过朝鲜，且屡次派遣通信使前往朝鲜要求修好。但朝鲜对日本向来怀有疑惧，是否同意日本通使引起了朝廷一片争论，甚至有人提议先要求日本送还朝鲜叛民以验证其诚意，结果日本果真将人送来，朝鲜高兴地将叛民论罪斩首，却仍未通使日本。再加上，朝鲜当时正陷入党争，大臣多分为东人、西人两派彼此倾轧不已。这场党争绵亘数百年，各党又因政见不同而分裂，如东人分裂为南人、北人，北人又分裂为大北、小北，西人则分裂为老论、少论，老论又分裂为时派、僻派，直到兴宣大院君（1820—1898）执政时，才压制南北老少四色党派的恶斗，但那时的朝鲜已渐渐衰亡。
朝鲜各党在内政外交上互相争斗，往往为了意气之争、门派之见而不顾国家之利，包括通使日本一事，也成为党争的口实，因此朝鲜迟迟无法做出抉择。直到宣祖二十三年（1590），朝鲜才以黄允吉为通信正使、金诚一为副使、许宬为书状官，派遣使团携带国书交聘日本。但没想到，这次交聘又因党争之故，错失提前侦知日本野心和做好应对准备的黄金时机。
丰臣秀吉得到企盼已久的朝鲜国书之后，洋洋得意地回聘一封措辞骄矜、以上临下的国书：「夫人生于世，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年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馀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明确要求朝鲜成为自身攻伐明朝的助力，称臣于日本。
黄允吉察觉不妙，回国一登上釜山便即刻驰奏朝廷「必有兵祸」。朝鲜君臣接到日本答书后更是一片哗然，纷纷争论该如何处置。黄允吉奏答丰臣秀吉「其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副使金诚一却持反论道「臣则不见如许情形，允吉张皇论奏，摇动人心，甚乖事宜」，並贬斥丰臣秀吉「其目如鼠，不足畏也」。当时黄允吉属西人，金诚一属东人，对日本是否入侵的正反意见遂又成为党争的藉口，许宬虽属东人，但超出党派之别肯定黄允吉的警告。尽管同属东人的柳成龙曾不无担忧地询问金诚一：「君言故与黄异，万一有兵祸，将奈何？」金诚一答道：「吾亦岂能必倭不来？但恐中外惊惑，故解之耳。」对于如何提防日本，仍无人提出具体的策略。
至于是否要通报明朝有关日本的动向，又在大臣中引来一阵争执。大司宪尹斗寿认为该当通报，领议政李山海却反对道：「正恐奏闻后，天朝反以我通信倭国为罪故也。」副提学金晬也认为：「平秀吉乃狂悖一夫，其言出于恐动。以此无实之言，至于陈奏，讵是事宜？」並主张虽然日本国书声言入侵，但使臣三人的意见不同，根本无从证实，要是通报后日本並未入侵，不仅招致明朝的取笑，还引发日本的仇怨。左议政柳成龙更称日本不会入侵、纵使入侵也不足为惧：「况闻使臣之言，则谓必不发动，虽发不足畏。若以无实之言，一则惊动天朝；一则致怨邻国不可也。」
左承旨柳根则持折中论，他主张从轻奏闻，不必将日本轻慢犯上的字句逐一据实以告。此议获得李山海、柳成龙等人的赞同，于是宣祖派遣金应南为使，前去向明朝礼部通报。而明朝此前已通过福建船商陈甲和日本华侨许仪后的密报，得知日本有意窥边，並怀疑朝鲜是合谋入侵，等到金应南前来奏报，才稍稍令朝庭释疑。不过尽管如此，无论是朝鲜或明朝，对于日本的侵略都未认真防备，朝鲜更是一味苟且。等到发觉日本的进逼属实时，朝鲜这才赶紧下令在湖、岭大邑增筑城池。然而增修的部分专以容纳士众优先，不以佔据地形险阻为主，城墙也不过增高两三丈，因此仅是虚有其表，毫无防御能力。待日军一登陆，果然一触即溃。
朝鲜君臣节节败退
听闻日军汹涌攻来后，宣祖连忙授命柳成龙为都体察使，申砬为都巡边使，命申砬率领大军前去抵御。申砬原本想前往忠州（今韩国忠清北道忠清市）迎击，但他为了方便骑兵驰骋，放弃据守鸟岭天险，意图到广阔的原野作战。日后明朝都督辽东总兵李成梁长子李如松前来援救朝鲜时，便曾望着鸟岭慨嘆：「有如此形势，而不知守，申总兵可谓无谋矣。」没想到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二军合流，一口气翻越鸟岭直扑而来，並阻绝申砬派出的斥候，令申砬毫不知悉日军动态，最后惨遭击败。忠州陷落后，申砬投水自杀身亡。
败绩还未传回汉城，京城便已逐渐陷入慌乱，不少人不愿听从朝廷要求坚守的命令，纷纷外逃避乱，逼得司宪府奏请道「下教以镇人心，潜逃出城者，斩以示警」，却毫无成效。忙乱之中为了凑足兵力，朝廷甚至下令取缔水军，要求士兵登陆作战，只有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坚持「水陆战守，不可偏废」，这才保留水军建制，为日后拿下制海权、切断日军水陆往来获得先机。
申砬阵亡的消息传回后，宣祖便有意西逃，大臣也奏请国王先移驾平壤，並向明朝请援以图恢復国土，同时派出临海君、顺和君等王子往各道招兵勤王。结果当决议西幸平壤后，宫中卫士与僕吏也开始逃亡，百官也未全部随行，甚至有将领託言勤王却遁逃而去。宣祖的车驾一离开京城，城中顿时乱作一团，乱民涌入宫中，大肆抢劫纵火，宫中所藏档案与珍玩文物皆付之一炬。然而宣祖也无暇顾及这些，只是一味地逃难。
逃亡途中，宣祖甚至表示愿意内附明朝，遭到柳成龙激烈反对，称「不可，大驾离东土一步，则朝鲜非我有也」。到了平壤后，宣祖又叮嘱向明朝请援的使节柳梦鼎「尔可先言欲内附意」，同样遭到柳梦鼎反对，他声称明朝怀疑朝鲜通倭，如果不请援反而先要求内附，更滋生明朝疑惑。宣祖逃出平壤后又召见臣僚，声称打算避往辽东内附，令世子光海君留下来监国抗敌。宣祖的怯战心理，对于朝鲜的快速败退应负上一部分责任。
万历朝鲜之役绘图，明朝水师战船上的连弩。
然而，朝鲜国土接二连三沦陷，宣祖不得不继续往北逃往义州，而蜷曲在义州的朝廷对日军确切人数、全国有多少城镇还在抵抗、各地还能支援多少兵粮等情况一无所悉。在此情势下必须仰赖明朝的援兵才能救国，于是求救使节络绎不绝地前往北京。明朝面对朝鲜的请援，最初持有疑虑，怀疑朝鲜是否打算诱骗明军进入朝鲜后与日军联手灭之。辽东巡按御史甚至移送公文给宣祖，斥责朝方为何没有任何具体的失陷状况、阵亡与投降人名、以及日军人数，直指朝鲜「尔国图为不轨」。经过朝鲜的申辩和明朝官员的调查后，这才确认朝鲜所言属实。另外，由于朝鲜不断犟调日本的真实意图是攻略明朝，尽管明朝内部有人主张「只防中国地方，不须救朝鲜」，但最后仍因朝鲜「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决定派兵救援，御敌于国门之外。
明朝援军开拔而来
由于对日军情报掌握不明，以及朝鲜怕明朝拒绝援救，故意淡化日军的犟大，明朝最初仅派遣游击将军史儒率领小部队驰往平壤，结果因不谙地形又遭逢大雨，史儒力战而死。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又率领数千人渡过鸭绿江支援，仍遭败战，祖承训孤身逃回，这才让明朝意识到朝鲜战事非同小可，决议积极备战。此时明朝命宋应昌为经略，名将李如松为提督，调集南北精锐士卒与器械齐全后，才率领四万多名大军渡江增援。同时又派遣游击将军沈惟敬前往平壤，向驻守在此的小西行长提议封贡停战，藉机阻缓日本攻势。
1593年（日本文禄二年、明万历二十一年）6月，日本征韩水军总督九鬼大隅守（九鬼嘉隆）率领的九鬼水军阵容图，中间大船为九鬼嘉隆乘坐的「日本丸」。
李如松率军进发至平壤后，即刻展开攻城战，並命祖承训率兵扮成朝鲜兵，藉此令日军心生轻视以放松警惕。双方拼死相搏，战况十分激烈，李如松的战马中炮而死，李如松立刻换马再战。游击将军吴惟忠胸口遭铅弹贯穿，也犹自奋唿督战。日军不敌，小西行长撤出平壤，率军渡过大同江向南而逃，路上又遇到明军埋伏，损失不少兵马。李如松乘胜追击，派李成梁次子李如柏再攻克开城，一鼓作气收復黄海、平安、江原等北方各道，逼使日军退至汉城守御。
李如松得胜之后意气风发，加上有朝鲜人传言日本已退出汉城，因此决定率领轻骑一举收復之。没料到明军进发至碧蹄馆（今韩国京畿道高阳市）时，遭到日本大军包围，刚巧又天逢大雨，满地混着融冰的泥泞令骑兵难以驰骋，日军鸟铳又连发而来，明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李如松死命奋战才突围而去，身边将士死伤大半。李如松逃回开城不久后，又撤回平壤，明军的攻势就此停顿。
碧蹄馆之役的挫败，令李如松决定改为议和，再度派遣沈惟敬前去谈判。此时日军虽暂时挡住明军的进攻，但朝鲜各地义兵蜂起，不停骚扰各个被日军佔领的城池，全罗监司权栗也率兵击破日军，海上通路更遭李舜臣统领的龟甲船阻断，使得日军补给困难又归途受阻。因此当闻知明军有意议和后，日军便趁机休战谈判，並徐徐南撤，在釜山等处筑造堡垒，打算久驻不去。
朝鲜趁着日本南撤，又陆续收復不少郡县，但对明军暂缓攻势，未能将日军彻底逐出便打算议和亦无可奈何。然而毕竟作战主力是明朝，供应军资也是明朝，朝鲜军队「只恃天兵，专不为事」，连宣祖也说道「我国将不知兵，军无部伍，有同驱羊，何以讨贼」，並无左右战局的决定性力量，故对明朝与日本的谈判毫无置喙之地。
小西行长领着沈惟敬回到日本，丰臣秀吉向其提出停战议和的条件，要求迎娶明朝公主给日本天皇为妃、恢復勘合贸易、割让朝鲜南方四道、索求朝鲜王子与大臣为人质，以及要求朝鲜大臣誓言不可违却日本等，俨然以战胜国的身份自居。沈惟敬为了附和兵部尚书石星尽速和谈的期盼，竟隐瞒丰臣秀吉的真实要求，与小西行长一同伪造降表。明朝不知实情，决定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要求日军全数撤兵回国，禁止其再犯朝鲜，並拒绝日本贡市的要求。沈惟敬怕真相败露，在明朝册封使抵达日本之前，赶紧与小西行长渡海先行，私自向丰臣秀吉奉上蟒袍、翼善冠等明朝冠服，接着再与正使共同册封。丰臣秀吉接到明朝册封诏书后，才发觉受骗上当，气得再度发兵渡海。明朝接获日本又攻击朝鲜的消息后，才察知沈惟敬两相欺瞒，便将其与主和的石星一起逮捕，下狱处死。接着再改派邢玠总督蓟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杨镐仍继续担任经略，率兵前往朝鲜应战。
朝鲜国王宣祖李 曾提出「中国父母说」，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孝子，日本是中国的贼子」。此为一幅描述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李 逃亡的绘画。
日本撤军去而復返
战事再次爆发后，日本为了夺回制海权，遂派遣间谍散佈鼓动李舜臣主动出击的言论，朝鲜君臣不知是计，犟令李舜臣出征。李舜臣抗命，结果惨遭解职，朝鲜水军改由与李舜臣不合的元均统制。元均尽改李舜臣的军事部署，接连遭遇败绩，最后朝鲜战舰「全被烧没，诸将军卒，焚溺尽死」，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舜臣，统领残存无几的水军继续鏖战。所幸明朝派遣总兵陈璘率领大批战船来援，这才弥补了海上的失利。
但加藤清正乘着朝鲜水军新败，发起水陆两面进攻，勐攻南原城（今韩国全罗北道南原市）。守城的明朝将领杨元不及应战，仓皇逃走。邻近的全州（今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听闻南原失守后，竟也不战而败，防缐溃散，使日军掌握进逼汉城的态势。麻贵因此打算放弃汉城，希望邢玠退守鸭绿江，结果遭阻止。这次大败导致杨镐被撤换，明朝改派万世德前来经理。接着，麻贵、刘綎等人与日军相持不下、互有胜负，战事一时之间难有结果。
没想到的是，1598年丰臣秀吉忽然病死，日军仓皇撤军回国。探知丰臣秀吉死讯的明朝与朝鲜，不愿放过歼灭日军的机会，便急忙追击。陈璘、李舜臣联手在露梁海上邀击日军，最后李舜臣中弹身亡，日军也多有战死。这场历时七年的朝鲜战役就此划下惨烈的句点，朝鲜就此得以保全，明朝却元气大伤。
朝鲜战役为中日朝三国都带来深刻的影响，日本在战争时掳掠为数不少的朝鲜人员和文物，促进本国的儒学和陶瓷烧造技术的提升。朝鲜经过这次战火洗礼，改进了火器与军队的素质。至于明朝为此耗费不少国力，使其在日后难以阻挡崛起的努尔哈赤。不过明朝力战保全朝鲜的理由，除了传统儒家字小存亡的名分观念以外，最根本的原因仍是朝鲜为中国门户，有巨大的地缘战略价值。明将宋应昌曾上疏道，「朝鲜幅员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从西北长白山发脉，南跨全罗界，向西南，止日本对马岛，偏在东南，与釜山对。倭船止抵釜山镇，不能越全罗至西海。盖全罗地界，直吐正南迤西，与中国对峙。而东保蓟、辽，与日本隔绝，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鲜也。关白（指丰臣秀吉）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蓟、辽，京师巩于泰山矣。」正说明朝鲜的要冲形势，决定了中国的安危。因此不管是清末的甲午战争也好，近代的朝鲜战争也罢，甚至是近年的朝鲜半岛核问题与朝鲜政权稳定，中国都无法置身于事外，皆因地缘战略的先天格局，促成这些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