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蚂蚁”穿上“红裙子”：少女裙摆上的国民审美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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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意大利著名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最后成片《中国》中有一段镜头舒缓地扫过北京王府井如织人流，旁白响起：“一个严肃的城市和革命的首都，北京的色彩不多，衣着相当简陋。这里你能感觉到久已忘却的美德，如礼仪、谦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单调、朴素，统一，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们普遍的第一印象，他们往往会被街头排山倒海般的自行车洪流所震撼，以及惊讶于中国人清一色蓝、灰、军绿色的衣着——样式只有中山服、列宁服与军装，男女都一样，所以有了“灰蚂蚁”“蓝蚂蚁”的形容。

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里的上海街头

而当封闭已久的国门随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启，外面世界的缤纷多彩蜂拥而至，中国人一直被忽视与压抑的时尚意识渐次苏醒萌芽。什么是美？如何追求美？中国人寻求自我与个性的别样表达，犹如一股旋风开始传遍神州。

美的潮流：时装秀、牛仔裤、红裙子

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欧洲设计师是皮尔·卡丹。这位自称“永远的冒险者”，在法国同行都在犹疑观望时，看准了中国大地蕴藏的商机。1979年初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幕开启。4月9日，国务院提出要加快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的轻工业，服装行业名列前茅。就在这个4月，皮尔·卡丹访问中国，他带来了12个外国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一个临时搭起的简易T型台上，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场时装秀。

皮尔·卡丹在中国

虽然只是一场仅限内部人士参与的小范围活动，但从当时记者的现场报道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内心的震动——身着耸肩衣裙的高挑美女们，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着猫步，一个金发姑娘停下脚步，正对观众敞开衣裙对襟，台下的人们如同被一股无形冲击波袭中，一时间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后来有人形容这场表演为“洪水猛兽”。而“皮尔·卡丹”这个品牌，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国民心中无可替代的第一奢侈品牌。

继皮尔·卡丹之后，1980年，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相继来到上海表演。见识了几场外国的时装秀之后，上海服装总公司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1984年，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表演，引起了轰动，有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也是在1979年，《大众电影》复刊。这本老牌电影刊物，封面曾是革命影片剧照的天下，如今也出现了《庐山恋》这样爱情题材的电影。1980年第10期，电影《幽灵》的女主角邵慧芳穿着紧身喇叭裤登上封面——当时喇叭裤和蛤蟆镜已开始流行。不过有一些人批评这种穿法像“二流子”，这期封面算是对喇叭裤的一次“盖章认定”。1985年一期封面上，则出现了刘晓庆穿着蝙蝠衫的俏丽身影，这是当时最时髦的衣服，后来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整个20世纪80年代，《大众电影》的“封面女郎”是毋庸置疑的时尚标杆，女明星的穿着打扮被女性争相模仿。1980年，中国第一本时尚类杂志《时装》在北京创刊。

1980年第10期的《大众电影》封面上，邵慧芳（右）穿着紧身喇叭裤

街头的风尚悄然改换着面貌。进入80年代初，70年代的麻花辫变成了“菜花头”和“波浪头”的卷发，烫发潮流席卷大江南北，不再是打着“资本主义”印记的时尚。挺括不皱、结实耐穿的“的确良”衬衫曾走俏一时，在物质相对不那么紧缺的80年代，人们重新认识到天然面料的舒适健康，“的确良”以及火过一阵的“假领子”，不久就都没落了。服装，更多被用来表达内在的自我追求。美国电影《霹雳舞》在中国热映，穿着蝙蝠衫、牛仔裤，在众人注视中围着一台录音机，相当“拉风”地跳起霹雳舞和太空步，旋转、摇摆，叛逆、不羁、洒脱，这是受到西方流行文化影响的一代青年堪称身体解放的青春记忆。

同样也有影像记录下中国人思维认知的变化。1984年拍摄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第一次直接以时装为题材，讲述纺织厂女劳模从保守退缩再到大胆展现美丽的曲折心路。当时的上海，姑娘们会在公园里穿着漂亮衣裙赛美，争奇斗艳的服装被冠以“斩衣”“斩裙”这样的霸气之名。女主角陶星儿最终鼓起勇气走入“赛场”，一袭红裙艳压群芳，把其他美裙“斩”得落花流水，获得自信的她由此挣脱了旧观念的束缚。结尾处，一排年轻姑娘们身着各式红裙走下台阶，裙裾翻飞，笑容明媚，一片鲜艳的红色仿佛照亮了世界。

《街上流行红裙子》剧照

这部影片一公映，红裙子随即风靡全国，标志着中国女性开始自由追求女性化色彩的服装，从单一刻板的样式中解放出来。电影中陶星儿跨出这一步着实不易，现实中的流行时尚，又何尝没有遇到阻力。当时有新闻报道，上海某大学招收研究生时，曾对一名考试合格的学生提出要求：如果继续穿牛仔裤，将被拒绝录取。还有人感叹：哪个70年代生人没有穿上第一条牛仔裤被骂着脱下来的经历呢。但对于美的渴求和向往，已是无法遏制的社会潮流。

探讨美的标准：1949年后的首次选美

当关于美的表达越来越开放多元，更有人开始探讨美的标准，选拔美的代表——1985年初，新中国第一次选美大赛在广州举行。

大赛的举办方是广州市团委，为了响应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时任团市委宣传部科长的沈怡和干事安超，凭借当时偶然在深圳看香港台选美比赛的印象，大胆策划了这样一次新颖的“青年教育方式”。他们最初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想塑造一个当代青年看得到、学得到的身边人，“不要那种高高在上，无法学习的英雄人物”。时任团市委书记的朱小丹，在众多名字中敲定了“羊城青春美大赛”第一名。

当时的参赛者们

活动没有任何借鉴，沈怡回忆，“都是自己想自己搞”。这大概也决定这次选美大赛不走寻常路的风格，“以貌取人”是最其次的条件——外形的分数比例仅占15%；不仅选女也选男；需要笔试文化知识，涵盖时事政治、文史哲、地理、数学、化学等多种学科。55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俊男靓女报名参加了预赛，筛选出的130多人再进行一轮初赛。

当时广州市文化局团委干事的任小玲，被领导鼓动积极响应活动，参加了选美。她回忆，笔试中会考一些常识，比如问最近当选的美国总统是谁，《王子复仇记》的作者是谁；还会让你谈谈最喜欢的格言、最崇拜的人物、80年代青年应具备的素质等。事后有媒体报道，据统计，当时青年的偶像张海迪的格言“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成为选手们的最爱。初赛的面试则看重仪表、气质、风度、体态、表达能力以及普通话水平等方面，参赛者会进一步展示表演、唱歌、跳舞等才艺素质。

参赛者们学习舞蹈

但初赛顺利结束后，风波突起，选美遭到了非议。这场比赛受到了驻广州境外媒体的关注，将其视为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快的信号。比赛通过他们的报道传到了共青团中央，沈怡回忆，“一些老领导觉得广州搞选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穿着打扮，不要艰苦奋斗，这是低级趣味”，比赛差点因之而被勒令夭折。沈怡和同事们努力争取，说明情况，最后得到的指示是“要把握好方向”，让广州团市委把活动办完，但是不要扩大规模，不要影响过大。

1985年3月6日元宵节，决赛终于如期举行。由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五星级大酒店中国大酒店，独家赞助了决赛的场地。中国大酒店的公关经理常玉萍——她也是1989年广东电视台拍摄、在全国热播的电视剧《公关小姐》的原型，更特意请来了香港顶级美容化妆师与发型专家，免费为晋级决赛的十男十女做形象设计。当晚的评委除主办单位广州团市委、广东省电视台、电台、羊城晚报的代表外，还有文学家、舞蹈家、画家、学者，香港名流霍英东还带着霍震寰及儿媳朱玲玲前来观赛。有人后来采访曾夺过1977年港姐冠军的朱玲玲，问她的观感，她的回答是这次选美与香港的选美有很多不同，难度和要求更高。

初赛选拔

参赛选手以配对表演集体舞拉开比赛序幕。才艺展示环节中，当时在白天鹅宾馆做前台首席咨询员的谢若绮表现惊艳：她舞姿优美，歌声甜润，司仪用英语提问对答如流，风采让全场近千名观众为之倾倒，后来一举摘得了女子冠军。问答环节中，选手们也往往妙语连珠。任小玲当时被问道：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广州青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她回答：广州青年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主持人追问，什么夜生活？任小玲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观察，俏皮答道：“上夜校，去图书馆、电影院。”富有时代气息的积极回答引来一片掌声。另一位干服装个体户的选手关明珠，在被问到想向观众说点什么时，她大方说道，“我们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和社会的承认，也希望国家、集体给予我们以温暖。”也博得了全场的笑声和掌声。

“羊城青春美大赛”圆满结束，男子冠军汪子建与女子冠军谢若绮顺利选出。因为国内媒体限制报道，这次选美的照片在内地并没有见报。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摄影记者安哥，全程跟拍了此次选美，他的照片倒是被海外华侨媒体竞相刊用，还上了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夺得女子亚军的任小玲回忆，当年前五名的奖品很简单，就是一个景泰蓝的花瓶，没有奖金。比赛结束后，他们亦被要求不能参与商业活动。与今天成熟商业化的选美相比，这场新中国的第一次选美，有若两重天般的朴素低调讲内涵。在任小玲看来，这是一场没有什么功利心的比赛，是她青春一道不可磨灭的光彩。

1985年，广州“青春美大赛”男子冠军汪子建（左）女子冠军谢若绮（中），亚军任小玲（右）

多年后再回顾，安哥总结道：“我觉得，老百姓从参加选美比赛的青年身上，包括他们的谈吐举止以及笑容和服饰，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信息，比首长们的大会发言和红头文件还多，而且还更亲切。”模特大赛、西服热、踏脚裤、比基尼⋯⋯新的时尚潮流接踵而至，宣告万众趋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中国人对于美的探索追求，未曾停下脚步。

参考资料：

陈煜《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

安哥《新中国首次选美》

曹晶晶《揭秘新中国第一次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