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收藏的鲜为人知的“艳榜”：此榜出自旧上海的《游戏报》，报纸创始人李伯元意在讥讽科举制度？
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五幅标注“状元”、“榜眼”字样的年轻女子照片。若按现在的审美标准，她们虽然不一定都能称作美人，却也相貌端庄，衣着时尚，颇有几分明星的“范儿”。
那么，这些既非格格、宫女，也不像宦家闺秀的人物，身份究竟如何？查阅相关史料，得知她们都是清末上海《游戏报》选出的“艳榜”（花榜）名妓，虽然这些资料只是只鳞片爪，却可透视出当时的世态风俗。
花榜就是在妓女中进行选美，类似活动早在宋代即已出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游戏报》主笔李伯元首度将花榜评选公开化、体制化，陆续在报纸上推出“艳榜三科”，成为影响广泛的沪上盛事。所谓“艳榜三科”，就是妓女海选的三个名目——花榜、武榜和叶榜。
李伯元（1867-1906年），名宝嘉，字伯元，江苏常州人，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创办《游戏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文艺小报，宗旨是“假游戏之说，以隐喻劝惩”。由于该报注重青楼，俨然花界的专业报纸，李伯元因此获得“风月总持”、“骚坛盟主”、“花界提调”等雅号。
《游戏报》创办人李伯元
《游戏报》创刊伊始，即以开花榜为首事。具体评选规则是：仿照西方选举办法，以“荐函”多寡——选票数量决定选举结果。大致分三个步骤，即征求荐函、统计选票和公布结果。
荐函即对应选妓女的推荐信，主要内容包括被举荐者的姓名、住址，对其身材、容貌、品行和应对举止的描述，以及推荐理由等。收到的荐函均以“来书照录”的形式，原封不动地在报上陆续刊载，每日都吸引着读者的眼球。
这年七月初七“女儿节”，首届花榜正式发布，推出一甲（即状元、榜眼、探花）张四宝等三人、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三甲金丽卿等一百零七人。从籍贯上看，状元、榜眼、探花均被“姑苏人”所包揽。
当时的上海可谓繁荣“娼”盛，妓女因来历、籍贯、身份的不同，分为许多种类和等级，归纳起来大致有：书寓、长三、么二，以及最下层的台基、野鸡、花烟间、钉棚、咸水妹、淌白、拆白党等。
“花榜”选举的对象，属于“书寓”、“长三”等的高级妓女。中榜者虽然不能做官，也没什么奖品，但开榜时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住所和评语。
小脚妓女出堂会时由龟奴扛在肩上出行
《游戏报》所开花榜，相当于科举考试中的“文榜”。其后，李伯元又套用武科举之名，开设“武榜”。武榜又称“艺榜”，并非比试武功、武艺，而是“仿京城梨园前例”，在艺伎中评选技艺出色者。
接着更是别出心裁，推出以高级妓女之侍女为评选对象的“叶榜”。意思是说妓女为花，侍女是叶，好花还须绿叶陪。武榜、叶榜均沿花榜之例，分为三甲。
《游戏报》将传统的妓女选举变换出不同的花样，满足了都市人的娱乐心理，并由此获得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但对于李伯元这位风流才子而言，逐利绝非唯一目的。他是在以其特有的诙谐调侃，借事寓言，进而唤醒痴愚。将进士等第与科举头衔，移植于妓女选美，本身就是借助科举的外壳，嘲弄“神圣”的科举制度。
那么，李伯元主持评选的艳榜人物照片，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进入宫中？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之前，我们不妨试做几种可能性的推测：
一是朝廷关注李伯元其人。李伯元支持戊戌变法，与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关系密切，不时放言无忌，表达对国事的悲愤之情。甚至还有“西宫巍峨以压日”等过激言辞，矛头直指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
他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更以晚清官场为发难对象，集中描写了官场中的种种腐败与黑暗，堪称清末官僚的百丑图。他的活动可能也曾引起朝廷关注，并为此搜集相关材料，这些照片便由此进入宫中，并被有意或无意中收藏。
二是妓女引领潮流。上海是开埠最早的城市，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妓女以其独特的身份与经历，容易突破成规束缚，成为新事物的早期接受者和推介者。她们开风气之先，尤其在服饰穿着和行为举止上引领潮流，被视为时髦的代表。在此背景下，出于欣赏时尚或“整肃风化”，这些照片也进入宫中。
清末名妓明信片
三是满足娱乐需求。清末上海堪称东方的娱乐中心，在传统戏剧方面，也居于同北京相抗衡的地位。《游戏报》在大量刊载妓院、妓女消息的同时，对梨园、优伶也不乏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娼、优同属“文艺工作者”，名妓、名伶都具有社会明星的地位。
慈禧太后欣赏的谭鑫培、朱素云等名角，都经常赴沪演出，受到热烈追捧。宫中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听戏，并收藏有大量京剧、崑剧的剧照。由此推之，同时搜集少量名妓照片，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在尚未发现确切的史料依据之前，这些推测都不能成为定论。
清朝晚期以前，北京的妓院虽然明暗杂陈，但由于上层社会禁止狎妓，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青楼。咸丰以后，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日午后，香车络绎，游客如云。
光绪戊戌、己亥年间（1898-1899年），始有上海妓女进京设立妓馆，亦名“书寓”，名妓赛金花就是早期的“淘金者”之一。庚子后京师创设警察，规定内城妓院一律迁到外城，并给照收税，准许公开营业。
当时，京师妓馆大体分为三等：小班、茶室、下处。其中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多集中于前门外的八条胡同内，故有“八大胡同”之称，并于民国早期发展到鼎盛。而“茶室以下，非上流人所往”。
花榜之风，也曾波及京城。《清稗类钞》称：“就会试而言，则有状元、榜眼、探花诸名目。而京朝士大夫既醉心于科举，随时随地，悉由此念，流露于不自觉。于是评骘花事，亦以状元、榜眼、探花等名词甲乙之，谓之花榜。”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游戏报》曾刊登一则《状元行贿》的新闻，报道这年京师亦开花榜，其“状元”小平果向主办者行贿数百两。
到了1913年，北京《民主报》为八大胡同花界举办了一次选秀活动。这是民国建立后的首次妓女选秀，为凸现民国“新风”，胜出者不再称状元、榜眼、探花。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改称“博士、学士”，并“分别赠以徽章，以作证书”。但标准仍沿袭惯例，分才、情、色、艺四科，每科评出博士一名、学士若干。如1919年，某次花选的才、艺、色三科“博士”，分别是花君、张金凤、李金翠。
1919年，某次花选中的才、艺、色三科“博士”
妓女作为游离于社会大众的特殊群体，其生活方式不同于一般民众。尤其是部分高级妓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作“有闲”阶层，读书、看报也是她们的日常生活之一。
笔者发现故宫收藏的一幅女子读报的照片，无论人物神态、坐姿、发式、衣着，还是里面的布景陈设，都与妓女形象相似。再仔细观察她手中的报纸，可以发现上面的“群强报”字样。
《群强报》创办于民国元年，1936年停刊。据此推断，这名女子很可能就是民国早期的京城高级妓女。照片的拍摄目的，不排除报纸利用“明星效应”，为自己做广告宣传。
民国时期读报的名妓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五幅妓女照片，身份无疑也属于不同年份的艳榜名妓。那么，她们是否也是《游戏报》所选出？下面就依据现有史料线索，分别对其进行简要考察。
(一)“戊戌春榜状元”林绛雪
在现存《游戏报》资料中，有关林绛雪的记述相对较多。她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花榜的状元，也是次年春季“花选”的第二名“牡丹”。
丁酉（1897年）花榜开榜后，仅仅一年，很多登榜妓女便名花有主，纷纷适人。于是，《游戏报》又于戊戌七月第二次开花榜。此次名列前茅者为：状元林绛雪、榜眼花丽娟、探花沈二宝、传胪谢倩云。
从这次花榜开始，还随报附送照片。报纸与相馆合作，将名列前茅的“名花小照”，每人拍印一万张，定期贴于报纸，每日附送。后因报纸过多，照片黏贴不及，索性要求读者另掏腰包。这些名妓照片的大量复制，更使她们被视为社会明星而受到追捧。
故宫收藏的这幅林绛雪照片，或许就是当时拍印的万幅小照之一。只是戊戌花榜开榜于当年七月，而照片下面的标注文字却是“戊戌春榜状元”。这里的“春榜”，似为“夏榜”之误。
《游戏报》除开艳榜之外，还定期举办“花选”。就是按十二月令选出十二名妓女（遇闰月多取一人），再结合每人的姿态、性格，每月令各司一花，以梅花为魁，牡丹次之。从己亥年（1899年）开始，花选固定于阴历二月十二日“花朝节”举行，名曰“蕊宫花选”。
这次的评选结果是：梅花林宝珠、牡丹林绛雪、兰花谢倩云、梨花金如玉、榴花范彩霞、荷花花云兰、海棠沈韵珊、桂花李媛媛、菊花郑菊香、芙蓉洪漱芳、山茶林萼梅、水仙高巧云。
从照片上看，林绛雪长得并不算美，目光也略显呆滞。此女凭什么能拔得头筹?有评论说：她品行“平正通达”。看来所谓艳榜，并非完全出于猎艳，人品因素也需要考量。
(二)“戊戌榜眼”李媛媛
己亥蕊宫花选，林绛雪为“牡丹”，李媛媛则夺得第八——“桂花”。除此之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材料记述其人其事。
照片标注她为“戊戌榜眼”，但戊戌花榜的一甲三人却是林绛雪、花丽娟和沈二宝。若非标注有误，推测此人很可能是戊戌(公元一八九八年)武榜的榜眼。无独有偶，笔者在清末明信片中，发现一幅她的《白水滩》剧照，也可作为此人曾登“武榜”的旁证。
(三)“庚子夏榜状元”小顾兰荪
光绪庚子（1900年），《游戏报》曾在上海、杭州开过两次花榜，但其过程、人物不详。这张照片标注“庚子夏榜状元小顾兰荪”，推测此人可能为其中一次的头魁。
此外，庚子年亦曾举办花选，并将相关材料汇集成册，出版了《庚子蕊宫花选》一书。从中可以看到，小顾兰荪名列第四，夺得“梨花”。
(四)“庚子曲榜状元”小林宝珠
现存的《游戏报》资料，尚未找到此人之名。查《清稗类钞》，有《小林宝珠之荣哀》一节可略见其身世：“小林宝珠，沪妓也。貌不甚扬，以歌胜，客趋之若鹜。侍酒之局，日以百计，每至即歌，歌已即去……光绪壬寅（1902年）夏，染时疫，暴亡。临危，犹高歌《目莲救母》一折……”
小林宝珠以歌取胜，当然有机会荣登武榜。照片标注“庚子曲榜状元”，可知武榜又称“曲榜”。说她“貌不甚扬”，从照片上看似不为过。
(五)沈丽娟、“劫余花榜状元”花兰芳
这是一幅二人合影，右立者为沈丽娟，左坐者则是“劫余花榜状元”花兰芳。二人或均为名妓，或为名妓与侍女，身份判断应无问题。
何谓“劫余”？《游戏报》曾刊登了一则《拟订津门劫余花选启》，虽然在残存的报纸中无法找到下文，但基本可以肯定，庚子年（1900年）曾为南渡避难的天津妓女举行花榜、花选。再根据照片标注推测，“劫余花榜”头魁就是花兰芳。
庚子年后，李伯元停开花榜，其他报纸又纷纷跟进。但此前开花榜的报纸，《游戏报》可谓独此一家。据此可以判断，这几幅照片均源自该报的“艳榜”。
（作者为历史学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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