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第一个选择裸辞的，可能是孔子
时势造英雄，人们往往有这样的感觉，越是在动荡不平的年代，越会出现一些英雄人物，刘邦项羽横刀立马要建立功业，管仲范蠡谋略过人，辅佐君主建立霸业诸子百家集思想之大成，影响源远流长……总之，“乱世”好比是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能够充分自由发挥的宏大舞台，怎么发挥，发挥到什么程度全凭个人。“混乱即是阶梯”。
那么为什么乱世容易出英雄？
所谓“乱世”，其实就是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政权罔替的动荡时期，在“乱”之中还包含着变化，变化就是机遇与选择。在每个选项中又包含着更多的选项，因此对于处在乱世中的每个人来讲，选择多是一方面，怎么选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大环境如此，那么成为“英雄”，还要有些个人品质，所谓英雄最直接的理解便是“才能勇武过人，具备英雄品质的人”。诸子百家虽然与帝王将相不尽相同，不过，是另一个更宏观意义上的英雄。既为英雄，除了思想卓越见识广阔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共通点，就是面对机遇与困境的态度：舍得。
面对离间计，孔子怎么做？
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任职大司寇，不仅帮助鲁国在之前与齐国一同举行的外交会议——夹谷之会上提高了威望，齐景公也退还了之前侵占的鲁国城池，而且还在国内的治理上也做的有声有色。这让齐国的君臣很是担心，鲁国的强大日后必定会成为齐国的重要对手。
眼见对方发展，齐国便使出了离间计，他们的阴谋是制造孔子与鲁定公和季桓子之间的不和。
汉画像石《孔子问礼》拓片
鲁定公与季桓子都是喜好玩乐之人，与信守礼教的孔子不同，事儿虽小，这个矛盾却可以为他们君臣间的关系制造很大的裂痕。于是齐国便一口气送给鲁国八十名美女，个个美艳动人，且擅长歌舞，另外还有精心打扮的良驹一起相送。美女和骏马停到了城门外便不再进城，鲁定公和季桓子听闻有美女来了，不便正大光明的去享乐，于是就装作巡视各地，只是每次的落脚之处便是在城门外，日日流连，夜夜忘返，对于国家政事也就不闻不问了。
孔子看在眼里，原本也想等待国君有回心转意，奋发图强的时候，但是深知希望很渺茫：鲁定公原本就没有主见，并不是个理想的国君，季桓子现在重用自己，不过是为了消除异己，并非出于志同道合。何况，他日后为了维护贵族的势力，一定会将孔子边缘化。所以现在齐国的离间计，对于他们来讲，或许就是将计就计罢了。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作为国君总是贪图眼前小利，而没有成大事的远见，必然一事无成。这些人只顾着自己眼前的利益，又何尝会思考国家的长远？
想明白了这一层，孔子便辞了职，带着一众弟子离开鲁国，踏上了周游列国之旅。
孔子明明知道鲁国国君绝非明君，却仍然愿意入朝为官，正是因为他懂得想要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这是当时最优的选择。眼见君不思朝政，国内一片糜败之象，离开虽然要舍弃一次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却得以在周游列国时了解更多的国情，不断打磨自己的思想，对于孔子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得到。
面对无妄之灾，老子怎么做？
孔子的前辈老子也曾经遇到过相似的境遇。
老子原本是东周王朝负责长官图书、纪事与历象的史官，他工作的地方便是古代帝王收藏图书文献之地，十分重要。即便如此，老子还是辞掉了官职，据说他骑着一头青牛，孤身向西而去，留下了一本奇书《道德经》便不知所踪。
当史官既能博览群书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为什么最后却放弃上升之途与大好前程？
老子授经图卷（局部）
有一种说法认为，周景王去世之后，王室内部便在继位的问题上陷入了内讧，庶长子王子朝不服嫡长子继位，占据王城数年，却还是被赶走了，临行时他从帝王收藏馆里偷走了很多的宝物，不仅有王室典籍，据说还有包括九鼎在内的大量周王室青铜礼器，一并逃往了楚国。
身为收藏馆馆长的老子，自然也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此番无故牵连加上他在周王室不远的洛邑亲眼所见的民生凋敝，断壁残垣，内心也是一片凄凉失望，所以才决定归隐于山，潜心做学问。
到了函谷关，收到关令尹喜的请求，老子便作文五千言，即天下道学之源的奇书《道德经》。
书成后，老子飘然而去，“莫知其所终”。
与孔子辞官另寻途径与求索不同，老子彻底舍弃了朝堂与政治。不过他并没有舍弃对天下的关怀，这正是《道德经》说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退一步不争一时之气，得以保全初心；跌至低谷仍能泰然处之，便得以顺势而起；少取方能获得，贪多反而迷惑；不自我表扬，反而得以彰显自身品质；不自以为是，方能明辨是非；不过分夸耀自己，方能得有功劳；不自我矜持，所以才能得长久。舍“争”而得“道”——对于老子来讲，这番“舍得”的道理才是天下事理的范式。
面对君威王权，孟子怎么做？
与前辈中老子的出世飘然和孔子的温文儒雅不同，诸子中孟子是个出了名的火爆脾气，能言善辩，往往能够通过小事例来说明大道理。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决定要开始周游列国，到各国的国君之间游说自己的政治主张：仁政。
孟子画像
游说君主并非是件容易事，想要说服好战的君主放弃战争而以仁爱治国，与友邻国家为善，在杀伐不断，政权罔替的战国时期可以说是相当的非主流了。
齐宣王曾经向孟子请教过“齐桓公、晋文公”的故事，这两位春秋时期的霸主，曾经稳居霸业首位，齐宣王心向往之是显而易见的。孟子却直接回答，这样的故事他从来都不知道，接着便滔滔不绝的讲起仁政的好处来，可以说一点面子都不给。
比起齐宣王，魏惠王可以说更是经常被孟子怼的哑口无言。
魏惠王是个好战且十分自负的人，还常常为了几次进攻的胜利就洋洋自得，到了孟子面前也不大遮掩。
孟子见了，便问他：“木棍打死人和刀子杀人，有什么不一样？”
刚还在得意的魏惠王不加思索便说，横竖都是杀人，哪有什么不同啊。
孟子紧接着就追问：“那用刀子杀死人跟用错误的国策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魏惠王还是老实回答，“也没什么不同。”
孟子接着说：“您不该为了打胜仗就整日洋洋得意，想想您厨房里堆满了山珍海味，马厩里的马都吃得各个膘肥体壮，再出去看看外面那些饿得面黄肌瘦的百姓。可见不实行仁政，对这些饿死的百姓来说，你就是始作俑者。”
敢在国君面前仗义执言，指责其过失，与战国时期对学者的普遍尊重礼让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孟子一直都秉持着“舍生取义”的慨然之态。在孟子心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仁政”的政治理想，就是孟子言行的最大靠山，他舍弃了一时的安逸，得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国君的敬重，更有政治理想之得以抒发。从这一点来看，他倒是比前辈们又幸运了几分。
面对商业暴利，白圭怎么做？
同样是机遇，经商的人总是比一般人要敏感几分。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很多不能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通过经商取得了巨大的财富，尤其是洛阳商人，队伍庞大。
当时最赚钱的买卖要数珠宝生意了，赚富人的钱，一笔就是一个大宗交易，可以说但凡做点买卖的当时都扎堆到这个行当。
不过洛阳商人白圭却有对此有另一番领悟。
战国时期虽然商业已然发展，但是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去规范市场，经常会出现囤积居奇，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的商人。而在关乎民生的农副产品买卖中，这样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
白圭先是舍弃珠宝生意不做去做农副产品贸易，看重的正是这些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有利可图，可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但是他却从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舍弃一时的小利，奉行的是“薄利多销，积累长远”的原则。
有商品滞销的时候，一些奸商就开始等待价格降到不能再降的时候大量收购，白圭则是用相对较高的价格收购；等到市场中粮食匮乏，奸商们开始提高价码，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销售。白圭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的豪商。
这些经商的道理虽然是盈利为目的，却也是白圭对世事的洞察与关怀，他曾经在齐、秦等国入朝为官，也为魏惠王主持过水利兴修等工事，并非一味求利的贪图之人。也正是如此，司马迁才会对他推崇备至，尊其为“治生之祖”。
白圭与孔子、孟子、老子不同，并未有自成一派之言，但是他在经商中悟出的取舍的道理，却与他们都不谋而合，舍弃小利，舍弃安逸，舍弃不义，得到的不仅是内心的道义，更是天下与后世的认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的光华，几千年来都不曾陨灭，成为了每个人心中真正的英雄。
懂得舍得之道，坚持自我，无论乱世还是盛世，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
从老子到白圭，到孔孟，先民们在理想和现实的不断取舍间，凝成了“舍得”的智慧。其中既能看到春秋战国这个时代之动荡变革，也有先民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考。时代造就了这一代人，春秋战国时期萌芽的这些思想也成为了每个中国人身上的文化烙印与民族性格。这些思想包含着无数舍与得的智慧，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石。
今天许多人听闻“舍得”，可能会觉得是佛家之言。佛家的哲学认为舍就是得，得就是舍。
事实上，“舍得”是超越了儒释道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孟子就发出过“舍生取义”的慷慨之词，在儒家看来舍恶以得仁，舍欲而得圣；道家认为舍就是无为，得是有为，所谓“无为而无不为”。
这样看来，“舍得”不专是佛语，它是一种处世之道。天道公平，每一种选择都会迎来它的结果，而结果好坏归结于选择的价值观。“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失去，更像是一场人生考场上的排除法。排除不想要的答案，则求仁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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