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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20亿善款，杜月笙办了一场“上海选美”大赛，最后的冠军却神秘失踪

源国家人文历史2018-10-30 19:07

经公众号“馒头说”（ID：mantoutalk）授权转载

本文约 637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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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8月20日这一天的傍晚，上海“新仙林”舞厅热闹非凡。

在旧上海的“四大舞厅”里，“新仙林”与“百乐门”、“仙乐斯”和“大都会”相比，舞池并非最大，卡座也非最多，但因为有一个大草坪，所以是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舞厅。

而此时此刻，舞厅前的草坪已经人山人海，据后来统计，总共涌进了3000多人。

要知道，这不是免费进场的，每个人要进来，必须买一张价格不菲的门票：一人2万元法币。

虽说法币在抗战结束后开始加速贬值，但在1946年夏天的上海，2万元法币买上80斤的大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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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在抗战后贬值速度过快，很难给出有效比值。但在1946年夏天的时候，按照大米等购买力计算，2万法币大概能折合现在人民币200~300元左右

而进场的人群里，大多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大量当时在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

大家都是来跳舞的吗？当然不是。

这天吸引全上海乃至全国目光的，并不是一场舞会，而是一场“选美大会”。

这应该是民国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大型公开选美。

这件事，还得从1946年的春天说起。

在这一年的春天，江淮平原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很多地方出现了“平地行舟”的情况。整个苏北地区300万难民流离失所，数十万灾民痛失家园，涌进上海。

而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战端已开，几乎所有的经费都用在了军费开支上，已经无力赈灾。

既然政府无力赈灾，就想发动民间力量捐款。但时局动荡，想要让老百姓们捐款，就必须要由一个有声望，更有手段的人来牵头。

已经头大如斗的蒋介石很快想到了一个人——他有钱，有势，和自己有交情，在上海又有威望，民间人称“上海皇帝”。

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

不过，经过几番传话和沟通，杜月笙却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现出兴趣浓厚的样子。

是杜月笙不给蒋介石面子吗？倒也不是。

杜月笙对蒋介石确实有点意见。他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觉得自己在抗战中出力甚多，其实是瞄着“上海市长”这个位置的。但在那个时候，杜月笙在蒋介石眼里其实已经慢慢失去了利用价值——上海租界消失了，也不需要黑社会势力在里面润滑调停了。上海市长的人选，蒋介石根本没考虑过杜月笙。

但是，雄心壮志的杜月笙还是想在上海有一番作为的。所以，赈灾这件事，杜月笙其实是愿意做的，不仅卖蒋介石面子，他自己也想做另一个人情上的腾挪。

按徐铸成在《杜月笙全传》里的说法，杜月笙当时放出风来：如果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汪宝暄主持这次赈灾，那么他杜某人愿意配合。

按理说，赈灾这件事，与汪宝暄是无关的。杜月笙要找汪宝暄，并不是因为和他关系特别好，反而两人关系并不亲近。正是因为并不亲近，杜月笙才要找他——汪宝暄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的亲信。杜月笙的好兄弟戴笠在1946年3月飞机失事殒命，他在国民党高层少了一个重要靠山，所以需要再找一个。

杜月笙曾有过一句话：“你们不要看许多大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作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

在请示了陈立夫之后，汪宝暄来到上海，请杜月笙主持赈灾。

杜月笙一口答应。很快，上海的“苏北难民救济协会”正式成立，汪宝暄任总干事，而杜月笙挑头当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立后，主要目的当然是募集捐款。

几方协商下来，赈灾费用需要20亿元法币。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杜月笙在张罗安排了球赛、电影和京剧等义赛义演之后，即便加上金融工商界的捐款，筹得的款项还是与原先目标差距较大（义赛只募资2000余万元，目标是1亿；义演募资1亿多，目标是2亿），离20亿元的目标还有不小的缺口。

思来想去，脑筋活络的杜月笙想出了一个新点子：

组织一场“选美大赛”。

1946年7月26日，上海的各大报刊都出现了一则新鲜的“报名启事”。

这则报名启事，就是宣布启动“上海小姐”选美大赛。

启事中明确说明：活动所得全部用于救济、安置在上海无家可归的难民。

按理说，这种将娱乐和慈善结合在一起的活动，应该大受欢迎。但启事发布后，却应者寥寥。

问题还是出在这个“选美”上。

在1940年代，虽然上海早已号称“东方巴黎”和“十里洋场”，但“选美”这个东西，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新奇的概念。民国时期有过选美吗？有过。但绝大多数，都是风月场所的选美，也就是妓院为了带动生意而举办的“选美”。

妓女选美，从晚清开始就有。当时业内前三名仿照科举制度，依次为“状元”、“榜眼”和“探花”。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乐场让旗下《新世界报》策划，举办了一场著名的娼妓行业群芳选秀大会。这次前三名头衔“与时俱进”，换成了民国政府职能部门，前三名为“花国大总统”、“花国副总统”、“国务总理”，往下还有“参政院正副院长”等。图为当时妓女选美在报纸上做广告

也正是因此，当1946年的“选美启事”刊登后，虽然报纸铺天盖地宣传，但几乎没有什么女性愿意报名——有青楼界“选美”的故事在先，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一件正经女子应该参加的事。

杜月笙的想法，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那一年香港开始评选“香港小姐”的启发。1946年6月22日，由香港“空军会”及“香港中华业余游泳团”所主办的“香港小姐”选美拉开帷幕。图为第一届香港小姐李兰（原名梁淑真）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

想来想去，杜月笙还是觉得，必须还是要从“选美”的“三观”上入手，就是要强调这不是大家想象的庸俗的“选美”。

为此，杜月笙做了三件事：

第一，动用他在上海的“情面”和“场面”，请当时上海演艺界名动一时的“名角”带头报名参加，包括当时的周璇、王丹凤等明星都答应报名参加。

第二，让媒体强调这是一次为“赈灾”而举行的选美，是一次慈善活动，是在做好事。

第三，再三强调这次选美不仅仅是要求外貌美和体型美，还要求品德美，思想美和操行美。

这样一来，既有明星带头，整个比赛的“层次”和“境界”又被大大拔高，这波势头就起来了。

到了8月初的时候，第一个自愿报名者真的出现了。

第一个报名的是一个叫高清漪的女孩，她才17岁，在上海民立中学读高二。

这是这次“选美”活动接受报名以来，收到的第一个来自社会的自发报名申请，所以大大小小的媒体都争相采访和报道，一下子就把气氛搞了起来。

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整个报名立刻就热络了起来。一些原先持观望态度的妇女开始走向了报名处，像上海民政局民政处的女职员就全体报名参选（当然，这种情况应该是有行政力量推动）。

一批明星也开始主动报名，比如14岁就获得上海歌唱大赛“皇后”桂冠的歌星韩菁清，还有梅兰芳的弟子、京剧名旦言慧珠等等。

言慧珠

在报名的人中，人气最旺的是来自复旦大学的谢家骅。她的父亲是上海化工原料的大老板谢葆生，家境优越，气质优雅，外貌漂亮，是典型的“白富美”外加才女。

最终，在媒体和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下，这届“选美”大赛的报名人数居然突破了3000人。考虑到当时社会观念和妇女受到的道德束缚，这个数字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虽然是第一次搞那么大规模的“选美”比赛，但组委会的选拔流程还有模有样：每位参赛者除了要交一份注明个人信息的报名表和一张近4寸的照片外，还要比赛唱歌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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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名“上海小姐”的报名表格

要知道，在此之前，国内还没有公开出现过穿泳装出场的“选美”。虽然70多年前的泳装和现在的相比完全是两个概念，但在当时也已经超出人们想象，堪称惊世骇俗。

当时的泳装照

不过，等到报名人数一多，关注度一上去，麻烦就又来了：大家都认同这是一次慈善“选美”，但根据规定，每个人的投票都可以花钱买。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人身上钱砸得越多，得票就越多，那比赛的公平性又如何体现？

此外，“选美”这件事毕竟还是大大超出了当时传统道德的认知层面，尤其是在电影界，受左翼的影响，影星们纷纷宣布退出比赛。

当时的女影星杜小娟在《明星画报》上的撰文就颇有代表性：“我对社会奉献的是艺术，不能出卖色相。”而更多的明星选择的是“两边不得罪”，比如越剧名伶袁雪芬就对《申报》记者表示：“赈灾义演本人全力支持，甘愿为此善举放弃门票收入，但参加‘选美’易遭人非议，实在难以参与。”

无奈之下，组委会只能缩小评选分类，一共分成四组，分别是：“闺阁名媛”组（即“上海小姐”组）、“平剧坤伶”组（即京剧组）、“歌星”组和“舞星”组。除了“闺阁名媛”组设冠、亚、季军三个奖外，其余各组只选两名胜出者，分为“皇后”和“亚后”。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的“选美”活动将上海社会各个阶层的眼光都成功吸引了过来，从策划角度的来说，还算是成功的。

接下来，就看怎么收场了。

报名时的场景

1946年8月20日，“上海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如约在“新仙林”舞厅开幕。

如同本文开头那幕描写的那样，一时间人山人海，光门票收入就超过了6000万元法币。

但真正的大头收入，不在门票上。

晚上8点，选美大会正式开始。入围最后决赛的美女一一登台亮相，参加包括问答、表演等在内的各个环节比赛。在各个环节中，还穿插各种弹唱、滑稽戏和气功等表演节目，包括姚慕双、周柏春等演艺界明星都登台献艺。

参赛选手的演讲

当然，本次活动的最重要环节，是各佳丽要接受现场来宾的投票——这才是组委会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以让观众现场投票的选票分为三种：蓝色票（法币1万元，算10票）；黄色票（法币5万元，算50票）；粉红色票（法币10万元，算100票）。换句话说，你要给自己心仪的选手投票，最少要付出1万法币的代价。

评选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然后投票箱被搬上舞台，进行现场唱票，担任颁奖嘉宾的，是梅兰芳。

当时的选票。（来源：《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总报告》，上海档案馆，Q432-3-176）

在最受关注的“闺阁名媛”组——也就是实际上的“上海小姐”——评选中，最后的结果出乎很多人预料：夺冠呼声最高的谢家骅虽然拿到了25430张选票（相当于2543万元法币），但居然只得了亚军。

冠军是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叫王韵梅的女性，原先是上海“仙乐宫”的舞女。而她得到的选票是65500张，相当于6550万元的法币，甩出谢家骅一大截。第三名获得者刘德明的得票数更低，只有8500张。

从左往右依次为：王韵梅、谢家骅、刘德明

在其他几组中，冠军的获得者虽然没有爆什么冷门，但冠亚军的得票数相差巨大：京剧组的冠军言慧珠得票37700张，亚军曹慧麟的10600张还不算太难看；但歌星组的冠军韩菁清得了2万张选票，亚军张伊雯只有1000票；舞星组的管敏莉拿了23500张，而亚军顾丽华的得票只有冠军的零头——500张。

真的是因为实力如此悬殊吗？并不是。造成这样局面的最大原因，还是“花多少钱就能买多少票”。

就拿“上海小姐”王韵梅来说。她虽然之前只是一名舞女，但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川军军长范绍增的女朋友。

为了能让王韵梅顺利夺冠，范绍增一个人就出了4000万，买了4万张选票。而杜月笙得知这个消息后，邀请了四川在上海的商人以及上海的一批有钱人，连赌好几夜，共得抽水钱2000万元法币，全部做人情，算是给王韵梅买选票，一共买了2万张。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6000万元全是杜月笙一个人出的。

范绍增，原来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下。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88军军长，在宜昌一带阻击日军，打得相当不错。1942年5月，他麾下的工兵部队埋设地雷，炸死了日军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震动日本军界——是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直接毙命的为数不多的师团长。范绍增出了名的好女色，纳过多房姨太太。他和杜月笙交好，是因为两人在鸦片贩卖上有密切合作。杜月笙在抗日战争时期去重庆，也多靠范绍增照应

当然，如果从钱都是用来赈灾的角度来看，花钱买选票也有自己的道理。但毕竟最终和组委会之前宣扬的所谓各种其他评选条件没啥大关系，所以也难免被人议论纷纷，以至于有人说，最后选出来的不是“上海小姐”，是“上海太太”。

那天决赛结果公布后，没有思想准备的谢家骅当众痛哭失声。

轰动一时的“选美大赛”算是落下帷幕，但之后的很多故事，并没有结束。

先来说说募得的捐款。

根据当时组委会的公布，这场“选美”比赛募得了2亿多法币，成绩不可谓不骄人。但是，由于没有公开监督的制度，所以那笔钱最终有多少归到了灾民手里，却无从知晓。当时坊间有流传，说选美比赛一结束，汪宝暄就因为太操劳而住进了医院，而杜月笙马上就从捐款中拿了2000万元给他作为“慰劳费”。不过，不管这笔钱是否出自捐款，另有材料记载，汪宝暄出院后就把钱退还给了杜月笙。

这场赈灾最后的总帐单，从表格可以看出，“上海小姐”的评选原先并不在预期计划之内

与捐款一样受人关注的，还有那几位“选美皇后”的最终命运。

冠军王韵梅虽然一时风光无二，但之后却了无音讯。有人说，范绍增在1949年逃去了香港，临行却并没有带走这个当初为她一掷千金的女朋友。但从史料来看，1949年范绍增是在四川起义反蒋的，不知是否中间曾去过香港。总而言之，王韵梅最后确实没了音讯。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曾有人说原型就是王韵梅。

王韵梅为“美丽”牌香烟做的广告，广告语是：“提袋中备美丽牌一包，交际场中可无愧色。”

相比之下，亚军谢家骅倒是凭借“选美”比赛中积累的人气，顺利在影视圈出道。1947年，香港大华公司的《满城风雨》邀请谢家骅出演，后来她又拍了一系列电影。不过，谢家骅后来嫁给富商荣海幸，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荣海幸是休掉前妻后迎娶谢家骅的，但等待谢家骅的却不是一段真挚的爱情，而是一个家庭保姆的待遇——荣海幸不允许谢家骅有任何交际，专心在家抚养他和前妻留下的八个子女。这是受过新式教育，希望独立自主的谢家骅所无法接受的。1948年7月28日，谢家骅在多次请求离婚而遭到丈夫漠视之后，在家中吞安眠药自尽。

谢家骅

舞星组的管敏莉后来也了无音讯。京剧组的言慧珠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弟子，在新中国建立后依旧从事京剧工作，但未能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幸免，最终在1966年9月10日，于家中悬梁自尽。

在这些冠军里，歌星组的冠军韩菁清最后还是在事业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她在1949年去了台湾，还是从事歌曲方面的工作，对台湾的流行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1967年，36岁的她发行了自己第一张唱片《一曲寄情谊》，销量达到了100万张。她另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是在44岁的时候，与72岁的著名文学家梁实秋结为夫妇。韩菁清在1994年逝世，时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