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官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日本战国时代的官职，经常听到羽柴秀吉是“羽柴筑前守”，伊达政宗是“伊达陆奥守”，织田信长是“织田右大臣”之类的，他们的管制来自于当时的日本朝廷，而对于各地军阀(大名)来说，这些官职是不能随便申请的，有很严格的规定。

进入战国时代，由于幕府的权威衰退，实质掌握地方的豪族，特别是下克上爬起来的国人或被官，开始重新回头寻找朝廷的权威。轻微一点的就是自称国守，例如早期织田信长的上总介、尾张守，这个其实都是随人自称问题还不大;有本事一点的，就是越过官途奉行直接向朝廷取得官位，例如织田信秀的三河守，武田晴信的信浓守，甚至是大内义隆花大把银子弄到的兵部卿。

但这些以整体来看算是特例，对公家来说还不会构成大问题。这个倾向一直发展到织田政权时代出现了一项变化，从元龟4年(1573)织田信长与将军足利义昭决裂后，织田家失去以幕府作为统治权威来源，于天正年间转向以朝廷作为其统治权威来源，开始让自己的重臣任朝廷官职(例如柴田修理亮、惟任日向守、羽柴筑前守等)，这个倾向到丰臣政权时期被大肆扩张。

在丰臣政权时期，丰臣秀吉以朝廷官位重新编制诸大名的位格，模仿公家的“摄关家、清华家、羽林家、名家”家格，将自己的丰臣家变成摄关家格，前田、德川等大大名为“清华成”，国持大名为“羽林成”，其下为“诸大夫成”，直接和公家家格对应，展开了一场公家与武家的官位抢位大赛。结果当然是公家抢不过武家，加上武家占住单一官职的时间远比公家长，在丰臣政权时期造成不少公家官位晋升的大塞车，成为丰臣政权末期公武关系紧张的主因。

因此，在德川氏获得政权后，势必要解决这个问题，江户幕府解决的方式是《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7条的规定：“武家之官位者、可为公家当官之外事。”(武家官位与公家官位分离)，此后只有德川将军家会长期占据右大臣、右近卫大将这两个有定员的官职，这边会得到正式的位记与宣旨。只有家格可达四位以上的德川分家大名、部份谱代大名、部份国持大名、赐姓松平大名，幕府才会协助向朝廷申请权大纳言、权中纳言、参议、权中将、权少将及侍从等无定员的武官系官职，而这些官职此后也不再有公家任职，变成武家专属官职。同时，这些无定员的武家官职不以正式宣旨方式任命，而是用半官方的“口宣案”承认，也不需要“除目”，但如果有官职变化，需要奏报朝廷。

其他的国持大名理论上落在五位国守的位置，但实际上幕府只向朝廷申请位阶，并奏报该大名由幕府认可自称的国守名。朝廷会根据申请的位阶发给“位记”及“从五位下诸大夫”之类的位阶，但不会有任官的宣旨，而是相当于天皇口头备忘录的“口宣案”代表天皇口头表示他“知道”这个大名将自称某国守，如果有官职变化，由幕府方面决裁，不须奏报朝廷。另外镰仓公方家(室町足利将军分家)后代的喜连川氏和德川家因为没有明确的主从关系，所以不经由江户幕府取得官位，正式身份为无官无位，但历代均以镰仓公方惯任官的左马头或左兵卫督自称，为江户幕府所默许，算是比较奇怪的特例。

当然位记和口宣案都要根据不同位阶献上不同金额才会发下来，是江户时期皇族与公家的重要收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