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一共设立了多少集中营 纳粹大屠杀有几种解释

数据统计

纳粹集中营

二战前，各个纳粹集中营总共关押囚犯8.5万人，大多为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进步人士，范围限于德国本土和刚刚被兼并的奥地利。但1939年9月大战爆发，特别是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之后，纳粹集中营的数量和规模急剧扩展，仅德国境内7个最大的初期集中营所关押的囚犯，就从1939年的2.1万人剧增至1940年底的80万人。其主要职能也由对政治犯和反社会分子进行惩罚或“重新教育”，转变为对犹太居民进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1939年9月至1942年底，纳粹当局又建立了8个主集中营，其中2个在德国，5个在波兰，1个在法国的阿尔萨斯(纳茨维勒集中营)。1943年，纳粹分子又建立了7个主集中营，其中2个在德国，在波兰、荷兰、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各1个。在纳粹集中营的鼎盛时期，党卫军在德国本土及各个占领区共设立了至少10005个集中营、强制劳动营及其衍生物——灭绝营，其中主集中营25个，下属1300多个分支集中营(其中仅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即下属129个分营)内主要关押女囚的分营329个，主要关押男囚的分营843个，囚犯性别不明的分营60个。在押的囚犯来自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土耳其、埃及等国，高达1100万以上，以各个国籍的犹太人为主。其他主要群体还包括苏军战俘及其他盟国战俘、茨冈人、共产党员、抵抗运动战士、反法西斯进步人士，也有刑事犯罪分子、妓女甚至同性恋者。由于纳粹分子蓄意的折磨、虐待和屠杀，集中营囚犯的存活率很低，一般仅达20%左右，至于纳粹政权存心灭绝的犹太人，则更只有5%左右。

1944年5月14日至7月7日，在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领导人艾希曼和阿洛伊斯·布鲁诺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45万犹太人被押上148节车厢，运往奥斯维辛，另外10万左右的犹太人被运送到其他集中营。这55万匈牙利犹太人当中，仅仅有不到10万人活到战后。然而，事情忽然出现转折：霍尔蒂在同盟国和国内进步势力的压力下，于7月8日下令停止将犹太人外运，不久，又将艾希曼驱逐出匈牙利。这样，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机。直至10月15日，匈牙利极端亲纳粹的箭十字党党魁萨拉希夺取政权，赶走了霍尔蒂，艾希曼才得以重返匈牙利继续作恶。但此时艾希曼面对的局势更加不利，纳粹德国已处于两面夹攻的颓势之中，无论谁也不可能再拨给艾希曼大量车皮。穷凶极恶的艾希曼仍不肯放过犹太人，同年11月，他又指挥党卫军开展押送6万犹太人去东北部边界的死亡行军，沿途中又有1万多犹太人饥寒劳累而死或遭到党卫军枪杀。此外，他还将能够控制的15万多犹太人集中关押在布达佩斯的大、小两个营地，准备伺机加以消灭。1944年12月下旬，艾希曼因苏军已开始围攻布达佩斯而被迫撤离，行前他还下令将已被集中关押的6万多犹太人尽数消灭。只是由于瑞典驻匈牙利公使瓦伦堡大智大勇，不顾个人安危，只身赴敌营，义正词严地震慑住负责指挥这项行动的党卫军将军施密特·胡贝尔，迫使他取消这一罪恶行动，匈牙利犹太人才得以避免被灭绝的厄运。不仅如此，艾希曼还抓住英美两国反应迟钝、意见不一的机会，下令驻意大利的党卫军和保安警察的首脑，将居住在罗马的8 000多犹太人尽数解往纳粹集中营，乃至其中的大部分人遭到灭绝。令艾希曼深感遗憾的是芬兰和保加利亚两国，虽然充当了纳粹德国的附庸，却始终在“最后解决”问题方面拒绝与希特勒合作，而且一直坚持到盟国军队进入本国。从而使两国的犹太居民有惊无险，最后安然无恙。

从1942年春天开始，设在波兰西里西亚和总督区内的海乌姆诺、贝乌泽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四个劳动营经装备了专门的杀人毒气室和焚尸场后，调来一大批曾专门从事T-4行动的医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摇身一变成为第三帝国的四大灭绝营。其中的每一个，均具备每天“处理”8 000—12 000人的能力。到了这四个灭绝营随着苏军的挺进被迫关闭时，它们已分别杀死35万、50万、60万和90万犹太人。这类灭绝营的特点是，囚犯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将其运抵此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将他们尽数杀光;即使暂时留下少数青壮年不杀(每次留下的不超过1 000人)，也仅仅为了完成某些紧急任务。一旦完工，他们的死期就会来临。曾运来90万名犹太人的特列布林卡灭绝营，只有9人侥幸逃生。四个灭绝营的幸存者总共只有82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儿童。因此，运抵灭绝营的人数即等于该灭绝营杀害的人数。马利-特洛斯特尼茨灭绝营是纳粹建立的第五个灭绝营，也是唯一一个设在波兰以外的灭绝营。1942年以来，使用毒气室杀害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30多万犹太人。其中，为了报复海德里希遇刺，一次就将从维也纳运来的1 000名犹太人全部杀害。

屠杀地点统计

苏联红军是最先抵达主要纳粹集中营的军队，他们于 1944年7月到达波兰境内卢布林 (Lublin) 附近的马伊达内克(Majdanek) 集中营。震惊于苏军闪电般的推进速度，德国人企图毁掉这座集中营以隐藏大规模屠杀的证据。用于焚烧被屠杀囚犯尸体的焚尸炉被集中营看守付之一炬，但他们在匆忙的撤退中却忘记了破坏毒气室。1944 年夏，苏军开到贝尔赛克 (Belzec)、索比堡 (Sobibor) 和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 屠杀中心。但是德国人在 1943 年便拆除了这里，当时大多数波兰犹太人惨遭杀害。

1945年1月，苏联军队解放了规模最大的灭绝营和集中营 — 奥斯威辛。纳粹强迫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部分囚犯向西行进(即后来众人皆知的“死亡行军”)，等苏军士兵进入集中营后只发现营内仅剩下几千名虚弱的囚犯奄奄一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德国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进行了大屠杀。撤退的德国人已破坏了集中营内的大多数建筑，但在剩下的几座仓库内，苏军士兵发现了属于受害者的物品。例如，他们发现了数十万套男士服装、超过800,000 套女士套装以及 14,000 多磅的人类头发。

在之后的几个月中，苏军还解放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境内的其他一些集中营。德国投降前不久，苏军相继解放了施图特霍夫 (Stutthof)、萨克森豪森 (Sachsenhausen) 以及拉文斯布吕克 (Ravensbrueck) 集中营。

1945年4月11日，即纳粹从德国魏玛(Weimar) 附近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 集中营撤退几天之后，美军便解放了这座集中营。集中营解放当天，一个地下囚犯抵抗组织控制了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 集中营，以防止正在撤退的集中营看守再施暴行。美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 集中营内超过 20,000 名囚犯。他们还解放了朵拉 – 米特堡 (Dora-Mittelbau)、浮生堡 (Flossenbuerg)、达豪 (Dachau) 以及毛特豪森 (Mauthausen) 集中营。

英军则解放了德国北部的一些集中营，其中包括诺因加默 (Neuengamme) 和贝尔根 - 贝尔森 (Bergen-Belsen) 集中营。英军于 1945 年 4 月中旬进入策勒 (Celle) 附近的贝尔根 - 贝尔森 (Bergen-Belsen) 集中营。他们在集中营中发现了大约 60,000名仍然活着的囚犯，其中大多数人都因身染斑疹伤寒，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在被解放后的短短几周内，他们中便有超过 10,000 人死去，这都是长期遭受虐待和疾病折磨所致。

原因反思

迄今为止，关于纳粹的兴起和大屠杀的发生原因有几种解释。认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主要是针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这种看法的代表是德国的历史学家恩斯特· 诺尔特。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以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行动使德国的上层社会感到恐惧，又因 为其领导人中不少是犹太人，故而激发起德国的反布尔什维克浪潮和反犹情绪，最后导致了大屠杀。就是几年以前因一部《希特勒心甘情愿的打手》而名噪一时的美国青年历史学家丹尼尔 ·戈德哈根。他认为，大屠杀的根源只要到德国的历史传统中去找就够了。德国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来就有反犹传统，只是希特勒把其推到了极致。简言之，他认为，反犹就是 一种“德国病”。

除上述几种片面看法外，更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相当多的学者把大屠杀当作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例外，没有或不愿意认真地从欧洲文化本身去寻找根源。汉娜·阿伦特是少数几个要从这里去研究和反思大屠杀的学者，她曾经指出大屠杀与欧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传统有继承关系。

把大屠杀发生的深层根源解释得相当透彻的是恩佐·特拉维尔索。这位1957年出生在意大利、法国亚眠的儒勒·凡尔纳大学教授政治学和当代史的学者，在其新著《现代性与暴力》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对立物，而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个“货真价实的产品”。希特勒本身没有什么独特的发展，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种种理论，诸如反犹、“生存空间”、种族主义等等，在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都能找到根源，希特勒不过是把它们集中起来而且推向极端而已。因此，特拉维尔索把他的著作的副标题定为“纳粹恐怖暴行的一个欧洲谱系学”。他认为纳粹大屠杀来源于欧洲文化中固有的排他性，纳粹主义是其极端化的直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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