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灭吴，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然而江东吴地却不买账！这是为何？

太康元年（年）晋灭吴，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而然在新政权交替的江东吴地存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晋书》卷二八《五行志》载：“武帝大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有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这些民谣反应了西晋灭吴之初，吴人渴望孙吴政权重新复起的心态。旧朝新覆，动乱在所难免，但如吴人反抗之激烈者亦不多见。

如《晋书》卷三《武帝纪》载：“（太康三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平之。”另同卷载：“（太康三年）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州郡捕讨，皆伏诛。”等等如此之多的叛乱史所罕见。而这么多的叛乱不得不令当权者开始思考其原因，《晋书》卷五二《华谭传》载：“华谭对曰：‘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

在华谭对答晋武帝的对话中，他提出了两个吴人不服的原因，一是因为吴地被征服的时间短，即“吴始初附”。另一个是因为吴地和中原阻长江而隔，旧有的习俗固化，吴人难以接受北方新入的文化习惯，即华谭所谓的“吴阻长江，旧俗轻悍”。征服时间的长短确实是不安的因素之一，但是在晋刚征服蜀地之时这种不安的因子并没有吴人表现的明显，故征服时间长短并不是主要原因。而蜀汉政权亦建立在偏远的蜀中，离中原亦甚是遥远，况且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按理说也符合华谭说的“旧俗轻悍”。这么说华谭的第二个原因也不成立。

以儒学为主，又代表儒家大族利益的西晋为什么在征服孙吴和蜀汉政权之后却得到两个政权不同的对待？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已经讨论过，也说出很多缘由。陈寅恪先生说：“吴、蜀之人对洛阳统治政权态度不同，虽与被征服的时间之长短有关，然非其主因。其主因在两国统治者之阶级性各殊所致。”这里陈寅恪先生说的阶层不同，就是说寒族与儒家大族的不同。诸葛亮在治蜀时和曹操一样也是以刑法之名为其手段，打击大族的势力，刑法严峻。所以在蜀汉地区几乎没有像顾、陆、朱、张那样的儒学大族，地方反抗势力弱小，这样西晋平定初期易于镇压控制。然孙吴政权是在地方大族势力的扶持下建立的，其政权也有利于世家大族的发展，于是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故西晋在灭吴后难于驾驭这些地方大族，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阶层不同”。

这固然不失为一个原因，但也不全然是，孙吴政权只是这些大族们的一个庇护所，并不是他们赖以生存之源，孙吴政权覆灭后，他们完全可以依附到新政权的外衣之下，为何要走上反叛之路，而且反抗新朝对他们的家族全然没有好处。有学者说孙吴时期的地方反叛，没有士族的参与，这些士族并没有站在反对西晋政权的战线上。这些说法似乎有待商榷，姑且不看史料中有无确切的记载，独看这么多或大或小的叛乱，如果没有这些士家大族的默认或是支持，这些叛乱在孙吴地区几乎难以形成与发展。因其在江东吴地，经济命脉几乎完全把持在这些士家大族之手，如果士家大族没有默认的态度，这些反叛势力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

面对吴人激烈的反抗，晋武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绥靖新附”，汲取江东士人的建议。华谭的建议是：“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阖闾，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这里华谭主要是建议晋武帝轻敛薄赋，吸收南来之士入朝。另如刘颂建议：“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可见刘颂和华谭的建议都是让西晋打开方便之门，接纳南来之士入朝。所谓建议是建立在没有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情况，西晋在建立政权初期，对南来之士入朝并不十分热衷。这可从陆机上书给晋武帝的言论中略知一二。

《晋书》卷六八《贺循传》载：“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久之，召补太子舍人。”可见当时西晋朝廷，东吴士族进入政权的人很少，以至于京城职者无一人为荆州江南之士。江东大族被排斥在西晋政权之外，这不得不令他们深感惶恐，对新政权缺乏安全感，于是便对地方反叛势力持支持或默认态度。而西晋在面对江东吴地的叛乱，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安抚措施。如“吴之旧望随才擢叙。”“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孙皓朝或忠贞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等这些都是打开西晋政权大门接纳吴士入朝的举措。诚然，这些措施的确缓和了西晋与江东士族的矛盾，让许多江东士人纷纷北上入洛。陆机、陆云、顾荣，张翰等等这些有名之士都北上进入西晋朝廷。这不得不说是西晋安抚政策的成功，也可以说是江东士族对新政权的一种期盼和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