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鹿特丹事件”图盘
陶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物品之一。与其它商品不同，陶瓷不易朽烂，即使历经千年，碎为残片，研究者也能辨识它们的产地与年代，结合出土与留存地点，可以追索其流动轨迹。正因如此，贸易陶瓷研究与考古已经成为探索古代交流与贸易、海上及陆上丝绸之路发展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珍藏于世界各地的中国陶瓷、封存在海底的古代沉船，以及不同地区港口、遗址出土的残瓷碎陶，如同散落的历史拼图，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拾取这些历史的片段，尝试从陶瓷入手，拼合往昔的江南贸易盛景。
汇通四方：
唐代江南贸易枢纽
在扬州当地考古发掘中，唐代地层的陶瓷残片数量猛增，令人瞩目。
扬州本地并无瓷窑，追索这些器物的产地和流通轨迹，可以拼合出当时扬州在水路交通网络中的独特位置。最常见的长沙窑来自湖南，而长沙窑执壶上恰有“借问舡轻重，满载到扬州”“借问岳家舫，附歌到扬州”的诗句。这个线索提示我们，由湘江至洞庭再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扬州，在当时已是极为繁荣的运输航线。北方邢窑、巩县等地的白瓷、唐青花、白釉绿彩，在扬州也非常普遍。
它们之所以集中出现在扬州，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疏浚密切相关，通过永济渠、通济渠、淮水、邗沟的水道联通，北方地区的物产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扬州。
扬州城内大量越窑产品则来自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顺运河抵达。自此，我们已经可以利用陶瓷残片，勾画出扬州位于隋唐大运河乃至国内水运关键节点的面貌。
更值得注意的线索，是扬州罗城遗址中晚唐地层中的西亚孔雀蓝釉陶器，来自波斯大食。西亚陶器以及玻璃器的大量出现，显示了扬州与海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唐代扬州靠近出海口，有大量西亚人在此经商，扬州出土的摩呼禄墓志明确记录墓主系“波斯国人”，“舟航赴此”，这里正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进一步比较扬州、黑石号沉船及海外遗址出土唐代陶瓷组合，可以清晰地看到扬州作为国际港的位置。黑石号是一艘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的阿拉伯沉船，出水大量陶瓷，器物组合包括长沙窑，北方的白瓷、青花、白釉绿彩，越窑、西亚孔雀蓝釉陶器，与扬州面貌一致。在日本、东南亚等地也发现了与扬州出土陶瓷类似的组合。
通过探讨扬州城内的陶瓷遗物，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江南城市在唐代迅速崛起，通过运河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陆上丝路的东端在洛阳，隋唐大运河将其延伸到扬州，北方商品得以自扬州出发，输出海外，而江南物产也能经由扬州到达洛阳，再通过商队行销丝路沿线城市。扬州成为当时重要的枢纽，在对外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沙铜官窑博物馆中的“黑石号”沉船
器行天下：
宋元江南物产输出
对陶瓷流通轨迹的追索，能够帮助复原古代贸易网络，利用陶瓷的线索，还能进一步了解贸易的规模与版图。
跨入宋元，我们首先关注印度尼西亚的井里汶沉船。如果说遗址考古是按照地层对某一地区过往的层层揭示，那沉船考古就像是解封一枚“时间胶囊”，将一个特定历史片段呈现在世人面前。
井里汶沉船出水了“戊辰徐记烧”纪年越窑碗，可以肯定其年代在北宋初968年或稍后，早于吴越纳土归宋（978年）前数年。船上出水的越窑青瓷大约有30万件。五代至北宋初，江南吴越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以慈溪、上虞为中心的越窑更是瓷窑林立，产量剧增，成为吴越王钱镠进贡宋、辽的贡品，同样也是对外贸易、获取利润的重要商品。30万件的数量印证了当时江南物产惊人的贸易规模。
宋元开始，陶瓷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物产，一直在对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陶瓷主要产区则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南宋至元代，浙江龙泉地区生产的青瓷取代越窑，成为外销瓷的主流。沉没于韩国全罗南道的元代新安沉船，出水陶瓷便以龙泉青瓷为主。
整合世界各地出土、留存的龙泉青瓷资料，我们会对这一阶段江南物产的输出范围感到惊讶，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地航船所到之处，内陆腹地重要城镇，都能找到龙泉青瓷的踪迹。龙泉在对外输出中的优势地位，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故宫前年举办龙泉展，便以“天下龙泉”命名，江南物产的输出、影响范围之广，也由此可见一斑。
东西汇融：
明清江南的贸易活力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与对外贸易又有新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追踪一件青花的旅行史开始探索。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永乐官窑青花执壶，它由珠山御窑厂生产，郑和下西洋时，被明朝宫廷作为外交礼物馈赠中东，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又被法国驻奥斯曼大使带到法国。这件执壶见证了明代辉煌的航海时代，也是日后中国陶瓷风行欧洲的先声。
十六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东西方之间逐渐建立起直接的贸易往来，大量中国瓷器输入欧美，开启了新的贸易时代。贸易陶瓷的变迁充分见证了江南的贸易活力。灵巧的工匠针对日本、欧美不同市场，生产风格迥异的器物，满足不同的审美与器用需求，销往日本的古染付与输出欧美的克拉克瓷器风格迥异。比如上博收藏的古染付砚盒、茶道中使用的水指、茶碗，皆针对日本市场制作，而方瓶、啤酒杯、克拉克盘等，则为满足欧美器用与审美而制。
对外来需求的快速反应，新形式与技术的迅速吸收，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贸易活力的标准。明清景德镇贸易陶瓷完美体现了当时的贸易活力与创新能力，工匠根据外来订单，不断革新技术，完成所谓“式样奇巧，岁无定式”的贸易需求。上博收藏的油醋瓶、方瓶、果篮，吸收了欧洲陶器、玻璃、银器式样，都是典型实例。而欧洲发生的社会事件，比如鹿特丹事件、南海贸易泡沫，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反映到景德镇陶瓷上，充分体现了当时的贸易繁荣与活力。
从唐宋到明清，时代在发展，贸易陶瓷的产地、面貌、市场不断发展变迁，但不变的是江南地区持久的经济活力与繁荣的对外贸易，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如此。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油醋瓶
作者：陈洁（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杨蕴（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陶瓷修复技艺”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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