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一、无法落实的改革
1895年，科举考试期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超过上千名的考生向政府上书反对与日本停战，要求从军备、内政和制度上进行改革。康有为也是其中一人，所谓变法运动，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康有为倡导的变法主要是以明治日本为模范的改革。为了使其正当化，他把孔子标榜为改革者。为了宣传变法，康有为在各地成立了强学会和保国会等团体，还发行了《强学报》和《时务报》等机关报。
1898年，康有为的屡次上书终于有了成效，获得了在中央高官面前发表见解的机会。此后，他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得以扩散，1898年6月11日，清朝颁布了《定国是诏》，即光绪帝下令正式开始变法。区别于督抚重权，这次的变法由中央主导，这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一贯的做法。
变法是以明治日本为模范的改革，大致上说来，就是将以前的体制改革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国家体制。单个的改革方案涉及多个方面，虽然也有以前就实施的“殖产兴业”和军队改革等，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人才培养和行政机构的重组了。
前者废除了以往的科举制度，建立起新的学校制度。当时计划系统性地建立称作“学堂”的西式学校，并率先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就算是在当今的日本，考试或是就业的制度哪怕稍有变化也会大惊小怪，在中国这般巨大的社会，而且是具有千年以上传统的科举制度，积累多年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可以说，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后者则以废除“冗官”（即职务重复、没什么实际工作内容的职位）为核心。中央、地方的许多部门和官职，由此遭到废除。行政改革牵涉既得利益，就算受到的支持再多，也无法草率进行。这与时间、地点无关，即便是在如今的日本，也很难顺利实施。
总之，变法的每一项，都是巨大的举措。无论中央或是地方，都对接连发来的诏令感到惶恐不已。不久后，便演变成了对变法的反抗——即使没有公然反对、违背光绪帝的敕命，大家也没有积极地去迎合。
因此，变法计划几乎未能得到实施。
♦ 康有为
二、立场模糊的袁世凯
袁世凯的动静，让人捉摸不透。
仅从前后的言行来看，他很显然是支持改革的人物。“小站练兵”时的军队西化，就不用说了。去天津赴任前受到光绪帝接见时，他也曾讲述过自己的改革建议。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他的这些具体建议，皇帝才任命了他去小站练兵。
对康有为的思想和运动，袁似乎并不反对。不仅如此，他本人还亲自加入其中。1895年11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它是一种政治结社，不仅举行集会和讨论，还从事翻译和出版，制造改革舆论。袁世凯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强学会，并出了资。
他的参加不是形式上的。当他动身前往小站时，康有为给他举办了践行会。虽然双方记录的日期不相吻合，无法判断这场饯行会的真伪，但两人从此时开始建立关系，估计是确有其事。
当然，赞成改革，并不等同于要加入变法。之后的袁世凯专心于练兵，与变法的时局，特别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相距甚远。以他的地位，还无法立即参与到变法当中来，也无法左右政府的方针。
所以，对待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更具体地说，对待《定国是诏》颁布之后的戊戌变法，袁世凯的态度依然是不清晰的。甚至有人指出，袁世凯加入强学会的举动，与其说是与变法、与康有为产生了共鸣，倒不如看作他四处建立人际关系的一种政治行为。
♦ 袁世凯像，引自《万国公报》1903年第174期
三、轻率的君与臣
用一句话来描述康有为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一名思想家吧！
但他并非稳重严谨的思考者，而是擅长既成理论的知识分子，性格偏向于轻率。他之所以怀有改变历史的改革思想，并断然发起了政治运动，原因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容易走向极端。另外，他充满了思想家们常见的独断性，有些地方缺乏灵活性。一旦他的思想定型后，便不会轻易改变。为了让自己的主张合理化，他大量伪造历史记录，欺骗了不少历史学家。
起用他的光绪帝，也与冷静沉着的君主形象截然无缘。从他在心急之下接连颁发改革敕令，就可窥见一斑。在人事方面，似乎也是如此，对看不顺眼的人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定国是诏》刚一颁布，由于意见上的分歧，他就罢免了自己多年的老师、心腹翁同龢。当然，这场罢免还和“与外国保持何种关系”这一政府基本方针息息相关，也涉及到背后隐藏的西太后势力，不能只将之归结为光绪帝的性格问题。即便如此，古今东西，人事问题都是官僚们最为关心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希望光绪帝谨言慎行的，恐怕不仅仅是笔者一人。
总而言之，在轻率这一点上，君臣二人甚为相似。
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比重有所提高之际，他们掌握大权，不顾周围的意见，大举推动了变法。无论是京城，还是地方，即便是赞成变法者，也对这些举措颇为冷淡。变法迟迟不见成效，性格急躁的光绪帝、康有为君臣二人，自然是坐立不安。于是，变法派开始弹劾看上去持反对态度的官僚。这样一来，反对派也相应地上奏弹劾康有为，局势瞬间转变为党派之间的对立。
♦ 光绪皇帝
焦躁感和危机意识不断加强的君臣二人，决定采取进一步的举动，除去反对派。
1898年8月26日，光绪帝下达了严斥地方大员怠慢的敕令。接着在9月4日，以妨碍改革派提出建议为由，下令罢免所有礼部首脑，即六堂官罢免事件。拿今天的日本来说，相当于把文部科学省的大臣和副官们全部免职。
三天后，又罢免了老臣李鸿章（编辑注：李当时在总理衙门行走）。其目的不甚明了。李鸿章主张和沙俄联手，却招致了旅顺、大连沦为租借地的后果，皇帝和康有为等变法派对他心生嫌隙，是不难理解的。在对外政策上，变法派要和日本联手，而李鸿章与对抗日本的沙俄关系亲近，也许因此需要排除他吧。也或许是在聘用外国人士的方针上（编辑注：指康有为建议聘请英国人李提摩太、日本人伊藤博文等进入决策中枢充当顾问），可能担心会被李鸿章牵着鼻子走吧。总而言之，继礼部六堂官之后对高官人物的罢免，给政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让变法前途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除掉了反对派，接下来便是强大自己一派。罢免了礼部六堂官的第二天，光绪帝便任命谭嗣同等四名青年，担任心腹秘书和顾问（编辑注：指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可以说是破格提拔。
♦ 梁启超（前列左端）与谭嗣同（右端）
四、康有为的勉强拉拢
就在此时，袁世凯登场了。
9月11日，新任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推荐袁世凯，请求“破格提拔”此人。光绪帝听闻后，当天就命袁从天津奔赴北京，谒见自己。
徐致靖是康有为一派。这次的推举上奏也是出自康有为之手。局势日渐紧迫，康有为最担心的，是自己手中没有武装力量，于是想起了曾加入强学会、与自己年龄相近的袁世凯，便派遣门生徐仁禄前往小站，加深与袁世凯的关系。在一系列准备工作后，开始正式举荐袁世凯。徐仁禄正是徐致靖的侄子。
拉拢袁世凯的目的，是为了先发制人，用武力制服反对派。具体计划中，甚至包括了包围、进攻西太后居住的颐和园。事态千钧一发。
将时间拉回到《定国是诏》颁布的时候。颁布四日后的6月15日，翁同龢被罢免，直隶总督王文韶被召到北京接替他的职位。空出来的直隶总督之位，则由荣禄代理。这意味着，担任重组军队要务的荣禄，拥有了当地的指挥权。而在小站继续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自然也成为了他的属下。
这场人事调整，想必出自西太后的意思。变法中，西太后和她的派系在也着手布局，这次人事调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防止变法造成混乱，要将军队托付给皇室信赖之人。
♦ 袁世凯戎装照，引自《国闻画报》1928第14期
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以前彼此关系就不浅的荣禄，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当然是件好事。荣禄也对部下袁世凯的工作赞赏有加。就在徐致靖举荐的五天前，他刚刚上奏表扬了袁世凯。
所以，康有为对袁世凯的拉拢，其实是相当勉强的。对袁世凯来说，他和荣禄的关系，远比和康有为要亲密。无论徐仁禄再怎么努力，效果也就如此而已。
袁世凯进京谒见皇帝，是在9月16日这一天。为了专致于“练兵工作”，他被免去了直隶按察使的职务，被任命为“侍郎候补”。相当于中央机构的副官待遇，是破格的升官。
如果只看此次任命，很难理解其中意味。五天前，徐致靖（其实是康有为）的举荐中写道，袁世凯“不过一介按察使，位于总督之下，位低权轻”，并建议如下：
“赐予督抚之职，或是任命为中央官僚，具有独自指挥权，以镇定首都周边地区如何？”（编辑注：徐的奏折原文是：“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于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
这种任命，俨然是为了让袁与荣禄平起平坐。用意在于将袁掌控的武力，拉拢到光绪帝这边。不过用词不便过于直截了当。对这破例待遇诚惶诚恐的袁世凯，或许也没有悟出背后的含义。
♦ 荣禄，引自《万国公报》1907年第221期
五、围园、告密与事变
两天后，也就是9月18日，上司荣禄发来电报，命袁世凯速回天津。
这天夜里，袁正忙着准备离京，一名年轻人来到了他下榻的东城区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来者是在袁世凯高升前十天左右，被破格提拔当了军机章京的谭嗣同。
谭嗣同被带到里屋后，缓缓地说明了来意。他掏出一张字条，上面写道：
“荣某（注：指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
袁世凯读信后方寸大乱，连声音都变调了：
“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注：指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以上密谈，摘自袁世凯的日记。
这些日记看上去像是自我辩护，很长时间都被忽略。然而，随着康有为方面的史料伪造得到证实，这段日记的可靠性也得到了重新审视。包围颐和园的兵变计划，实际上是存在的。袁世凯并未立即应允，而是敷衍搪塞，打发走了谭嗣同。
接下来，袁世凯在9月20日进宫请训。康有为等人的记录称，此时下达了所谓“朱谕”，也就是光绪帝亲笔书写的“密诏”，袁世凯却说没有拿到，也没有表示要处死荣禄。之后，袁世凯立即登上了午时出发的火车回到天津，向上司荣禄汇报了一切。
前一天，也就是19日，西太后忽然从颐和园回到了紫禁城。以往，学者们根据变法派提供的史料，多认为是袁世凯向西太后告密，21日发生了政变。也就是说他先站在变法派这边答应协助，却变节了。但是，从局势上来看，其实是康有为等人对袁世凯抱有过分的期待。或者说，是为了将变法失败的责任转嫁给袁世凯。
♦ 北洋大臣袁世凯，引自《寰球中国学生报》1907年第04期
西太后为何会突然回到紫禁城，夺走了光绪帝的权力，至今尚不可知。从时间上来看，袁世凯密告一事也并不是没有可能，从21日的政变，到对变法派的镇压、处置，中间隔了些许时日。
对6月开始的戊戌变法，西太后的态度实际上是不明确的。至少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虽说反对派提出了很多申诉，但直到9月的罢免礼部六堂官一事，西太后才表露了“做得过分了”的看法。引人议论的，是访问北京的伊藤博文留在皇帝身边当顾问一案。袁世凯请训后回到天津的这一天，伊藤也谒见了光绪帝。外国人进入深宫，干预政权的中枢，引起了不少官僚的敏感反应。西太后也是其中一人，想必是判断此事脱离常轨，最终下决心将权力从光绪帝手中收回。
袁世凯的情况，想必也和大多数官僚一样无所适从。只不过他手中掌握了军队，于是变得和他人极不相同。说得极端一些，袁世凯夹在荣禄、西太后和康有为、光绪帝之间，被置于必须投票站队的无奈立场，他的决断，当然会是选择前者。
获得袁世凯报告的荣禄，9月25日接到了北京的传唤命令，匆忙进京谒见了西太后。已经开始陆续抓人的西太后，想必从荣禄那里得到了“围园杀后”密谋的确凿证据。之后的发展众所周知，光绪帝被幽禁在宫中，变法派大多被处刑。谭嗣同被处死，最先逃脱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戊戌变法变成了“百日维新”，几乎回到了原点。
政变虽非袁世凯主导和策划的，但他终归置身其中。戊戌年的袁年届不惑，飞黄腾达已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