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白银同黄金一样，以其自身价值贵重而又易于保存的特性，很早就作为货币在中东、地中海地区得到广泛使用。早在公元前6世纪，大名鼎鼎的大流士一世统一了波斯帝国各地芜杂的币制——在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铸币制度。
而在当时的东亚，却是另一番情景。
先秦时代中国的货币种类繁杂 （也有战国时期的银币出土） 。一直到了秦始皇统一六 国 （ 前221年） 之后，才明确规定“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在嬴政眼里，白银与“珠玉龟贝锡”一样，归于“器饰宝藏”之列。于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白银用作货币的“美名”，就留给了百年之后与“秦皇”齐名的“汉武”。
元狩四年 （前119） ，汉武帝实行币制改革，采用了新的“白金”。
秦半两，现藏上海博物馆
五铢钱铜色浑厚匀称，文字端庄俊秀，堪称一代名“币”。可是篡了汉家皇位的王莽却不以为然。此人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复古改制”，以为效仿先贤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更换得面目全非，就连原本好端端的币制也被弄得乱七八糟。 结果，随着短命“新朝”的覆灭，白银货币又一次退出市场，中国历史又回到了铜币主导的轨道。
这实在是个值得玩味的话题。为什么在中国先流行的是铜铸币而不是银铸币？当地中海世界乃至中亚许多地方在商业活动中已经大量使用金银铸币的时候，中国的铜钱却达到了极盛，这岂不是一桩咄咄怪事？
这或许同西方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有关。除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之外，小邦林立是地中海世界的常态，若要进行跨国、跨地区贸易，离开价值被普遍承认的金、银之类的“硬通货”是根本不行的。反观中国，自从秦代以后，不但“车同轨，书同文”，而且使用的也基本是统一的货币，这就大大减少了对“硬通货”的需求。
“岁币”与“承安宝货”
这是不是意味着，卡尔·马克思所做的经典论断——货币天然是金银——在古代中国不曾应验呢？其实并非如此。
贵金属 （白银） 取代贱金属 （铜铸币） 逐渐成为流通中主要货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就铜钱本身而言，它有着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价贱体重。
昆剧有部代表曲目，叫作《十五贯》，里面就讲到一个无赖娄阿鼠潜入尤家，杀死尤葫芦并盗走了十五贯钱。十五贯钱听着不多，其实要是这些钱都是合乎标准的铜钱，则“十五贯”应有75斤重，这又岂是体弱的人背得动的？即便娄阿鼠体壮如牛，背在身上怕也走不远。因此，铜钱就显得非常不适合大宗交易。可是，随着商业的发展，经营规模终究会超过铜钱所能胜任的水平。比如买一匹马，在宋代要用约50贯钱，重达250斤，两个壮汉也未必能背上走10里路。一匹马的买卖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大宗货物的交易了。
相比之下，白银体积小、价值高、又便于转移。于是，宋人逐渐萌生了“舍银帛无以致远”的看法。然而，绢帛在自然性质上不是良好的币材，逐渐退出流通，与此同时，白银的货币属性却日益增强了。
宋太宗时规定，四川的田赋也可用银折纳。宋仁宗时商人卖茶，每百贯茶价中，六十贯用现钱，其余四十贯允许折纳金银。到了元丰元年 （1078） ，宋廷更是宣布，“广西转运司官员使臣诸军料钱等物，愿以其米折银者听”。由此可见，宋神宗时期，连朝廷命官的薪俸也允许部分以白银支付了。
南宋“聂秦家肥花银”银锭，现藏上海博物馆。南宋的银锭分大锭(50两)、中锭(25 两)和小锭(12.5两)三种，该银锭为当时的中锭，银上戳记“聂秦家”是金银铺名，“肥花银”指银锭的成色
幸而宋代疆域之外，白银却并未停下货币化的步伐。宋朝并非一个“大一统”王朝，辽、金相继崛起北方，与宋朝之间俨然又一个“南北朝”的局面。宋人武力不振，只得用“岁币”买得一时太平。所谓“岁币”自然是一笔财赋，但铜钱却不适用。这不光是因为宋朝严禁铜钱外流，又禁止行用境外铜钱，还需要考虑到在境外行使宋朝铜钱有时也有不便——因为铜钱上的年号会被理解成宋朝的“法统”。
至于银、绢则不存在这些障碍，便充当了这一特殊角色。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北宋每年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到了1141年的“绍兴和议”里，南宋每年则要给金朝白银25万两、绢25万匹。不仅如此，北宋的徽宗、钦宗在“靖康之耻”中被金人虏到了遥远的北国，宋廷派使节前往探望时往往也带着金银。比如绍兴二年 （1132） ，宋使就带给“上皇 （宋徽宗） 金三百两、银三千两”，也算是儿子宋高宗赵构的一份孝心了。
金“承安宝货”壹两 (左)和壹两半(右)银锭
实际上，灭辽伐宋的金朝俨然一个白银暴发户。金军攻破北宋都城开封时，光是清点其库藏就得到 “金三百万锭， 银八百万锭”。反过来，铜钱则始终未能成为金朝的法定主币。
在金与两宋并立时期，“铜铁铅锡坑冶者，闽、蜀、湖、广、江、淮、浙路皆有之。”上述地方都位于南宋境内，而金朝境内铜矿缺乏，因此铸造铜钱很少。贞元二年 （1154） 金朝开始发行纸币，但信用不好。民间私下里便以银为币。金章宗承安二年 （1197） ，金朝官方正式铸造“承安宝货”银币，从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金代“承安宝货”尽管不是圆形的，但它们却是自汉武帝以后中国第一次以银铸币，也是自王莽以后第一次以银为法币。到了金末的几十年里，交钞 （纸币） 极速贬值却禁止使用铜钱，白银遂成为金晚期严重通货膨胀阶段最可信赖的表示价格的货币。这大大地促进了白银的流行。 金朝虽然在历史上的评价往往不高，但正是这个政权，相隔秦汉一千多年后，揭开了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中的新篇章。
“元宝”的来历
接下来，从金朝统治者手中接收了土地和人民，同样从金人手中接过了白银货币化“接力棒”的是元朝 （及其前身大蒙古国） 。
实际上，直到铁木真未称“成吉思汗”时，漠北草原的商品经济相当原始，还没有自己的货币。但是，漠北草原以畜牧为主的单一产业，反而使得蒙古部落与外界进行交换的要求十分强烈。因此，大蒙古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非常重视商业往来，还把通往中亚的商路视为“黄金绳索”。中亚、西亚地区，自古以来以黄金和白银作为价值标准。早在阿拔斯王朝 ( 750—1258) 时期，阿拉伯统治者就建立了自身独特的货币制度：在旧波斯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东部地区，用银币作为货币；而在过去东罗马 （拜占庭） 帝国统治下的西部地区，则以金币作为主要货币形式。
元“至元十三年(1276)扬州元宝”银锭，现藏上海博物馆
后来蒙古联合南宋灭金 （1234） ，税额逐年增加，到窝阔台汗十年 （1238） ，增加到了白银110万两。当时蒙古汗庭有“扑买”课税的办法，就是让人包税，不管你向百姓收多少，只要你向国家缴纳规定的数字，就算完成任务。当时一个回鹘商人名叫奥都剌合蛮提出以两倍原额 （二百二十万两白银） 的指标“扑买”，大得窝阔台欣赏。
其实奥都剌合蛮聚敛财富有何高明手段，不过取自民脂民膏而已，加上中饱私囊，奥都剌合蛮从百姓身上征收的数目当然更大。耶律楚材极力谏劝无效，反而惹来见钱眼开的窝阔台责备：“你要为百姓哭吗”？结果，到奥都剌合蛮倒台 （1246） 为止，其所上交的税银累积即达1500余万两之巨，几与竭泽而渔无异。
按照《元史·食货志·钞法》的记载，新登大宝的忽必烈还规定，中统元年 （1260） 印行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和“中统元宝钞”，每二贯等于白银一两，纸币的货币单位铜钱制的“贯”，可以直接换算成白银制的“两”，且银钞可以互易兑换。
到了这时，可以说中国的货币在实现“领先一步”的“纸币化”同时，也在“姗姗来迟”的“银本位”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纸币的阴影下
在法律上，元朝禁用铜钱、金银。 当然，元朝疆域辽阔，关于白银的禁令也不见得随时随地都得到认真的贯彻。但从逻辑上说，朝廷既然不准金属货币使用，难不成倒退到以物易物的时代？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的普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前宋代发行的纸币不过是铜钱等的代用物 （类似兑换券） ，而元代纸币在许多时间里是唯一的法定货币。
不幸的是，元朝过于“超前”的货币政策却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纸钞的低廉成本和它“被规定”的相当数额白银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利益空间，引发了统治者的贪欲 。换句话说，99% 以上的支出要靠发行纸钞来弥补！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天文数字般的恶性通货膨胀，财政破产导致的民怨沸腾，亦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大诱因。
明永乐通宝铜钱，现藏上海博物馆。永乐通宝钱始铸于永乐六年(1408)，流通钱只有小平一种。该永乐通宝为折三型，背面穿右铸“三钱”两字，表明它是一种纪重、试样钱，为研究明初钱币制度发展相当重要的实物资料
由于元代纸币政策的破产，大部分民众拒绝使用严重贬值的纸币。因此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首先推行的是铜币。只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铜钱的痼疾重新暴露。
可惜此时明朝统治者尚未认识到白银即将成为首币的趋势。朝廷于洪武八年 (1375) 开始印造称为“大明通行宝钞”的纸币， 从此明朝的货币制度变成了钱、钞兼用，而且与元朝将纸币与白银挂钩的做法不同，明代的纸币面额改以铜钱的贯、文计量。《明会典》所载的典章制度中只有“钞法”“钱法”，而无“银法”，便是这个道理。
至于官府征缴的日常赋税，金银亦保有一席之地。譬如，洪武十七年 （1384） ，朱元璋“命苏 （州） 、松 （江） 、嘉 （兴） 、湖 （州） 四府以黄金代输今年田租”。洪武十八年 （1385） ，朝廷“令各处鱼课，皆折收金银钱钞”。第二年三月，又“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
按理说，纸钞的一大优势就是重量远比金银为轻，假设真的“道里险远难致”，将铜钱折算成宝钞缴纳即可，何必画蛇添足换成金银？
“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
一方面是纸钞形如废纸，成捆地使用仍买不到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就连《明太祖实录》也承认的铜钱老问题 （“商贾转易，钱重道远，不能多致，颇不便”） 。其结果就是民间流通的大多是白银。 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宝钞”制度，洪武三十年 （1397） 、永乐九年 （1411） 和洪熙元年 （1425） ，明朝官府三令五申，禁止使用白银，“犯者以奸恶论”。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更是规定，“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
实际上，进入15世纪之后不久，白银早已成为事实上的货币。只待明朝官方的承认，将这种原先不公开的情况加以公开和合法化罢了。
这一“官方承认”的契机，来自朝廷官员的工资发放方式。
朱元璋给明朝官员定的俸禄本来就不高 （最小的从九品官员年俸才五十石米） 。一开始年俸就是禄米，后来开始部分给米、部分给钞。到了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在京官员只能在北京就近支取少量的月粮，其余俸禄要么选择在京折成纸钞，要么到留都南京的仓库里去拿大米。
按照官方定价，“钞一贯，抵米一石”，为朱家皇上打工似乎不亏。但后来随着宝钞的剧烈贬值，明朝的官员意识到自己的工资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虽然按粮食折算的纸钞也增加到了“每石两贯五百文”，可还是远远跑不赢通货膨胀。到了洪熙元年 （1425） ，明仁宗也觉得过意不去，宣布“天下诸司文武官吏俸给”里的宝钞，按照禄米“每石折支钞二十五贯”计算。换句话说，官员拿到的现钞，一下子比原来多了十倍。
就算这样，还是亏。当时有位华容县 （今属湖南省） 的儒士尹崧就说，“四方米价贵贱不同，每石四五十贯者有之，六七十贯者有之。”由于“米价腾涌”，以每石二十五贯官价换来的钞票，其实连买半斤米都够呛。因此，尽管既远又不便，朝廷官员还是情愿领取“俸帖”，到南京拿到现成的大米。但这其实是“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两京毕竟相隔遥远，不少官员不胜其苦，无力运回，于是干脆将“俸帖”在北京贱卖于人，结果还是免不了亏损——“俸帖七八石”，名义上价值七八两银子，结果“仅易银一两”。
随着时间的推移，“钞壅不行”的局面在嘉靖初年 （1522） 进一步演变成了“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矣”。按照时人王世贞 （1526—1590） 的分析，金子“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
至于纸币缺点更多，不仅价值虚高而且容易潮湿霉烂 （“太虚亦复有浥烂”） 。这位苏州府大才子 （有人认为王世贞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 因此得出结论，只有白银能够充当货币——“白金 （即白银） 之为币长也”！
至此，历经宋元以来数百年缓慢、曲折的发展，白银作为货币的地位在明代中叶已经为人所认可。不用多少时候，它就会彻底排挤纸币，并取代铜钱而成为当时的主要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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