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人们关注的大多是中国如何坚决捍卫领土完整、如何快速反击并取得迅速而彻底的胜利，以及军事胜利后中方出人意料的主动撤退。不过，今天我们不提中印边境问题的起源，不谈麦克马洪线的离奇来历，想说的是边境冲突的深层原因和长远后果。

尼赫鲁玩火引起的这次边境冲突，不仅让印度深受打击，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持续了很久。1993年中印双方高层谈判形成的共识，和1959年周恩来向尼赫鲁提出的方案别无二致。无意义的冲突，导致这一进程被推迟了三十多年。

印度为什么屡次围绕边境问题向中国发难？ 马克思在1853年说，“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 ”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在20世纪之前，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 19世纪英国的观察家称，历史上的印度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 ”

现代的印度国家，靠其信仰印度教和说英语的精英阶层来支撑和凝聚，他们视自己为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就是必须相信印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就存在。

而这种自信，需要一种骄傲情绪来支撑。

面对这种棘手的状况，印度精英阶层形成了矛盾的心理。他们相信自己有着丰富智慧和智力，懂得最多。这种强烈的骄傲感，使得印度从谦虚自信变得紧张而敏感，这也正是印度外交的一贯特色，被称为“印度教思维的一大特征”。

甘地曾说：“我不希望我的房子四周被围墙封闭起来，窗户被堵得密不透风。我希望房子周围，各种文化之风尽情吹来。但我不会让自己的脚跟被吹起。”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体现。

印度资深的外交官苏比马尔·杜特为这种复杂心理感到悲伤，他在日记中说：“我们何时才不再认为，其他国家都在手忙脚乱地，只是为了赢得我们的支持? 我们有一种优越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伪善的态度。我们为何要自己承担起不断给埃及出主意的义务，甚至最微小的细节都要去管?”

在这种心理的基础上，印度形成了独特的边境观和相应的边境政策。

中国始终坚持的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被印度认为是“企图对印度民族的历史真实性抹黑”。在印度看来，一个真正的民族是不能被要求就其历史上形成的边界进行谈判的，这种要求和请求只能来自一个将印度民族看作是人为创造的邻国。

1975年，参加过中印谈判的官员穆尔蒂出版了一本伪装成学术专著的书《边境：一个变化中的概念》。书中主张一种“自然边境观”，认为国家边界是人类自然交往中，天然形成的“历史的巩固进程” ，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也“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一旦确定了边界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

“边界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这种逻辑闻所未闻。

在这种理念下，印度当年提出了单边确定国界的“四段论”，虽然建立在荒谬的基础上，但逻辑连贯、一气呵成：

（1）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要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所主张的领土；

（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

（4）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的走向。

在这个四段论的指导下，印度形成了挑起和中国冲突的“前进政策”。可以看出，前进政策的一揽子措施，必然导致军事冲突。

这种荒谬逻辑的背后，是尼赫鲁浑水摸鱼、拖延时间的现实考虑。尼赫鲁曾就边境问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在我们感到对它有把握时，我们干嘛要去向中国提出这个问题呢？”

所以上世纪50年代的印度，一方面对边境问题避而不谈，一边默默地画出最满意的地图，同时不断在边界上推进哨所网。

印度的边界事务是内政部的责任，情报局隶属于内政部。在尼赫鲁的直接授意下，他的嫡系情报局长穆立克，负责执行前进政策，去建立哨所网。

在这些非法的巡逻过程中，穆立克的人经常和印度军方还有外交部发生冲突，被指责过于激进，认为他们在“像侵略者和挑衅者那样行事”。

比如一次，印度情报局的巡逻人员深入中国领土40英里，这让印度外交部非常恼怒，尼赫鲁包庇了这种行为，他的评价是“巡逻队必定是让有缺陷的地图弄迷了路”。

后来在军方的坚持下，没有事先得到军方的批准，穆立克的人不得在边界沿线向前推进，尼赫鲁同意了军方的要求。但是不久，尼赫鲁和负责外交的梅农，就主导了印度陆军司令部大换血，“奉承阿谀的军人取代了专业老战士”，印度陆军也成了和情报局一样的扩张主义机构，成为前进政策的执行者。

伴随着这种侥幸心理主导下的、偷偷摸摸的扩张，一场边境冲突似乎难以避免了。

“乐莫乐兮新相知”

其实尼赫鲁掌舵的印度，具备很多和中国友好的前提，中印关系在1959年之前，关系也确实十分融洽。

首先，尼赫鲁深受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影响。 1927年，尼赫鲁访问苏联，通过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尼赫鲁得出了结论：“我的视野变得比以前广阔些了。”

1927年，国大党内部出现了青年党独立派，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派别，尼赫鲁是领袖。1929年，尼赫鲁成为国大党主席。印度独立运动开启了甘地+尼赫鲁的双头时代。

对印度独立的任务来说，甘地太不现代，尼赫鲁又太不印度了，两个人的组合是很好的互补。

尼赫鲁与甘地。来源/网络

尼赫鲁和甘地的交流，在国有企业、工业、议会制、经济计划等很多方面，都促进了甘地思想的转变。

甘地之前是彻底反对现代大工业的，他曾说：“如果印度没有铁路，我不会流一滴眼泪。”上世纪20年代，甘地还发起了“手工纺织运动”。而在尼赫鲁的科普下，甘地在1931年提出的“十一点要求”中，就不再提手工纺织运动了。

甘地还反对成立国有企业，反对经济计划，后来都被尼赫鲁说服，印度在1938年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二战期间，尼赫鲁被英国殖民当局抓进监狱，这段时间他开始调和民主和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国道路。

印度和中国友好的第二个前提，是双方都受深受帝国主义之苦。

1950年，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两国在历史上饱受欺凌，我们曾嫉恶如仇，奋起反抗。我们今天应依循另外一条不同的路径，通过和平与合作的方式，努力争取世界的稳定与安全，这并非表明我们软弱可欺。”

基于这种相似的历史，印度是最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之一。随后两国关系持续升温，尼赫鲁在抗美援朝期间，成了中国和西方的传话人。尼赫鲁也对美国的强权政治不满，他认为与强大邻邦中国的友好关系非常重要。

不仅如此，中国和柬埔寨、老挝、日本等非社会主义亚洲国家打交道，也通过印度这个中间人。周恩来曾和印度驻华大使说，印度 “已成为东西方接触的中心”。

中印之间的这种友好气氛，在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达到高潮。双方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印度国内被称为 “潘查希拉”，即“古老的印度教理想”。

周恩来与尼赫鲁。来源/网络

1954年10月，尼赫鲁访华，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根据2004年中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尼赫鲁在和毛泽东的会谈结束时，曾引用法国谚语：“说一次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 对这一 文艺的表述，毛泽东的回应是屈原的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1955年5月的万隆会议，接送中国外交人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就是印度派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参加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亚非各国的代表借此第一次一睹周恩来的风采。周恩来在会上说：“从消除殖民主义的痛苦和灾难中寻找共同的基础，我们之间就很容易相互了解、尊重、关怀和支持，而不是相互怀疑、恐惧、排斥和对立”，尼赫鲁带头鼓掌。

1956年，印度向中国派来26个访问团，中国向印度派去33个访问团，民间的友好交流也在持续。 直到1958年初，中印关系还没有出现危机的迹象。

然而，印度的不结盟运动，受到了美国的利用，从此一步步走向越界。

不结盟运动是尼赫鲁的即兴之作，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起初主要是针对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售，还有东南亚条约组织。保持中立的原因很简单，任何与前宗主国的联盟都不得人心，尼赫鲁也不想疏远社会主义阵营。

通过保持中立，印度获得了很多实惠。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印度与苏联结盟 ， 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政治、战略和心理上的灾难”。 1956年8月，艾森豪威尔决定在此后三年中，向印度提供价值3.6亿美元的粮食援助，因为“经济援助是最廉价的保险”。 美国还拉上英、日、德，为印度缓解国内经济危机提供银团贷款3.5亿美元。

1961年4月, 美国为支持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计划在两年内通过多国银行团向印度提供10亿美元贷款援助，后来又追加到20亿美元。美国还承诺5年内向印度提供价值13亿美元的剩余食品援助。

军事和工业技术以及在联合国政治上的支持，印度又很依赖苏联。1959年，为防止尼赫鲁“倒向帝国主义”，苏联提供了15亿卢布援助贷款，帮助建立一系列重要的工业企业。

印度一边接受大国的援助，一边严格保持着不结盟的字面意义，梅农的话比较有意思：“不结盟国家不与不结盟国家结盟才是真正的不结盟。”

但在不久后的中印边境冲突中，不结盟的原则就立不住了。

“避免陷入众矢之的”

1959年8月25日，印军入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向中国的边防部队开火，这就是著名的朗久事件。

面对印度的颠倒黑白，这时的中国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时说：“不要怕闹翻”，但“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并说，“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要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

和印度的边境冲突，本身对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 在这种美苏缓和、中苏矛盾不断酝酿的大环境下，加上美国的不断怂恿，尼赫鲁继续着心存侥幸的前进政策，对中国边疆进行蚕食，以至于到了“鼻子对着鼻子 、脸贴着脸”的程度。

尼赫鲁一边说他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的想法”，同时却满不在乎地公开讨论同中国进行战争的前景。他的亲信，特别是穆立克，直到最后都时刻向他保证，中国绝不会对印度使用武力，中国所说的“勿谓言之不预”只是虚张声势。

因为当时，尼赫鲁的国际形象是反帝和反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果中国反击，会造成亚非国家的误解。

在这种情况下，直到1962年7月11日，毛泽东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谨慎，主要的考虑是“以免沦为众矢之的”。毛泽东说：“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入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它们的圈套。”

但是随着印军的变本加厉，以及10月以来国际舆论环境的“霾云密布，乌烟瘴气”，中国权衡利弊，下定了出兵的决心。

根据当时外交部亚洲司第一副司长张彤的回忆，由于印度占据外交优势，在战前中国就定下了几条原则：要控制作战的规模，仅作有限的反击，而非收复失地，只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几个山口，主动撤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主动交还俘虏等。

因为中国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军事仗”。 中国抓住一切机会澄清行动的正义性，在科伦坡六国会议前，周恩来派黄镇第一时间赶到，避免恶人先告状，同印尼、阿联酋、加纳、缅甸、锡兰、柬埔寨领导人沟通，但后来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决议还是倒向了印度一边。 由此可见，中国面临舆论环境的艰难。

因此，军事胜利之后，用放弃胜果的方式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是必然的选择。正像周恩来所说的：“我们付出血的代价是为了争取人心。”“只有强者才可以这样做。”

但尼赫鲁不知道中国的这些想法。

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结局

1962年11月14日，印度拒绝和谈，在东段边界地区发起新的军事进攻，中国不得不进行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中国军队在战斗中迅速和全面清除了争议地区的印军据点，而且还进入传统习惯线以南作战，印军全线溃败。

面对溃败，印度的大城市开始出现骚动。震惊中的尼赫鲁“几乎丧失了判断大局的能力”。11月19日，他在未同内阁商量的情况下两次致信肯尼迪，说“局势真正令人绝望”，呼吁美国紧急向印度派遣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并提供先进的雷达和通讯设备。他请求在印度空军未完成训练之前，先由美国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作战。

谁都能看出来，尼赫鲁实际上是在要求同美国结盟。但在印度没有公开澄清它的不结盟政策之前，美国不可能考虑直接参战。为了弄清尼赫鲁的想法，肯尼迪派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赶赴新德里。同时紧急调遣12架C130运输机，为印军抢运增援和物资。

尼赫鲁与肯尼迪。来源/网络

然而，当11月22日哈里曼到达印度时，中国已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宣布将把军队撤回至1959年实际控制线。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中国的行动打破了美国使战争长期拖延下去的幻想，印度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了停火。

1964年，印度提出了国防五年计划，其中1963-1964年度国防预算为18.21亿美元，占总预算的32%，是前一年的2.5倍，这让美国防长麦克纳马拉都觉得“疯狂”。

苏联方面，1962年10月22日, 对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的两天后，肯尼迪因古巴导弹问题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面对全面战争的风险，赫鲁晓夫认为最好还是同中国站在一起。

因此，10月25日，《真理报》在头版刊登文章说：“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它是被强加给中印人民的。”文章不仅没提从前的中立立场，还指责印度受帝国主义的唆使，挑起武装冲突。

1962年的边境冲突，严重打击了印度的不结盟运动，以至第二次运动大会都没有开起来。

这一失败也动摇了尼赫鲁的执政基础，像尼赫鲁1962年在全印广播电台节目中所承认的：“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我们越来越与现实脱节，我们生活在自己创造的虚幻世界中。”

《泰晤士报》常驻南亚的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评价，那次冲突是印度挑起的、完全没有意义的，这让中国持续遭受印度诬陷带来的非议。 马克斯韦尔认为，如果没有1962年的冲突，中国的“国际威信会得到极大提高，恢复联合国席位也会提早好多年”。

参考资料：

1.沈志华： “难以弥和的裂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刘朝华整理： “中印边界问题座谈会纪实”，《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

3.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郑经言译： “印边界争端反思”，《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

4.刘恒： “中印边界冲突与肯尼迪政府对印度的军事援助（1962-196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5.陈金英： “‘世俗主义’变迁与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国家”，《南亚研究》2021年第1期；

6.张瑾： “美国情报视野中的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年第1期；

7.戴超武：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与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8.克里希南·斯里尼瓦桑著，张林译： “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东南亚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

9.尚劝余： “甘地、尼赫鲁与印度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

10.陈力： “中国对一九六二年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因应”，《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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