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吊”，学名“叶子戏”，是一款起于唐朝的纸牌游戏，因为其纸牌只有叶子一般大，因此得名叶子戏，
虽然“打叶子戏”诞生得比较早，但从唐代至元末的几百年里，比起诸如“掷钱”“投壶” “猜枚”等老牌赌钱游戏来，叶子戏流传范围也只限于个别贵族圈。而且明朝开国时，对赌博风气可谓深恶痛绝，在明太祖朱元璋时代，但凡抓住有人赌博，别管是官是民，一律断手断脚。后来虽然没这么凶残，但以明孝宗《问刑条例》规定，抓住也要游街示众，官员更得革职查办，那年头想摸摸“叶子戏牌”，那真是用生命来打牌。
但是，随着明朝城市经济的发展，低调了几百年的叶子戏，终于成了明朝娱乐生活里的一匹黑马。明朝成化年间，打叶子戏就在江南苏州昆山一代十分流行，而且当时火热起来的《水浒传》故事，都被叶子戏纸牌加进来恶搞：牌面上不再简单写钱数，而是按照牌面金额大小，依次画上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样貌，牌上的好汉越牛气，牌面的金额也就越大，一轮叶子戏打完，就好似梁山好汉大杀一场般过瘾。当然，钱也大把输出去了。
而且比起之前明朝流行的斗蛐蛐来，叶子戏显然更有优势：参与门槛比较低，不用重金找好蛐蛐，一套纸牌就开打。玩法也更有趣，四个人每人先摸八张牌，围在一圈以大打小，轮流坐庄狠打，堪称是既简单又好玩。于是自成化年间起，就流行于明朝各个城市。一开始还都是各个城里的赌棍闲人参与，发展到16世纪时，竟连昔日满嘴圣人训诫的读书人们，也纷纷扔下课本，争相投入其中。
明朝嘉靖年间名臣霍韬曾叹息说，那些有着朝廷功名的生员秀才们，本该刻苦读书，但一瞧见叶子戏，眼睛就放了光。以至于“生员赌博，入市饮酒，大白行俭”。到了万历年间以后，秀才打牌都成了小儿科，就连举人进士们，也都逮着机会就打一把。甚至“以不工赌博为耻”——不会打叶子戏？您在“精英”圈还有脸混吗？
如此热潮下，叶子戏的玩法，也是花样百出。比如写过《东周列国志》《三言》等名著的明末文豪冯梦龙，就曾忙里偷闲，写出了《牌经十三篇》，详细解读叶子戏的打法与获胜技巧，一亮相就卖火，尤其引得各地青年疯抢，江南当地的秀才举人们，几乎是人手一册——这玩意又好玩又能来钱，当然要瞪红了眼狠钻。
当然代价也是惨重，如果说成化年间的叶子戏，还多是“小赌怡情”，到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哪怕四个人凑一起打一桌，也是疯狂烧钱。《留青日札》记载，浙江杭州的名门子弟们，经常豪赌一晚上，家里的婢妾都输出去好几位。倾家荡产更是常见现象。
也正是这越发火热的叶子戏，连纸牌画面，都成了明末变迁的缩影，纸牌上印梁山好汉，那时都太俗气，基本是什么人物流行，就在牌面上印什么。崇祯年间李自成农民军扯起反旗，于是各地叶子戏纸牌上，李自成、张献忠、刘宗敏等农民军形象，清一色都上了牌桌。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等思想家叹息说，自万历年间起，这些本该是国家栋梁的士子们，却是人人沉迷于纸牌之中，满脑想着牌桌输赢，国家有事，又能指望谁？
叶子戏的疯狂流行，就是明末亡国前夜，这么一桩叫多少遗民们跺脚叹气的奇现象。可为什么这么一项简单的活动，竟会火爆到这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梁不正。
因为，比起好些士大夫对叶子戏的批评来，更叫人无语的事实是：玩叶子戏最疯狂，玩法最突破尺度的，恰是明末的士大夫们。
明朝官员玩叶子戏，也是由来已久。就连好些名臣清官，都是铁杆玩家。比如明孝宗年间的大学士谢迁，退休回家后，玩叶子戏能玩通宵。不过他的赌博，也不过是和家里的孙子孙女们，赌些当地的点心名吃，纯属找个乐。
可随着明朝越发腐败，这事就不止找乐了。特别是万历年间起，拜万历皇帝常不上朝所赐，原先被考成法管的服服帖帖的官员们，从此也就撒了欢。外加明朝行政瘫痪，各级官员常无所事事，自然也就凑一起撒开了打牌。还有好些官员，退休回家后也不闲着，直接开了赌坊，召集相熟的同年同僚们一道继续玩。这又搭钱又耗精力的叶子戏，就是各级官员联络感情的手段。不会打自然被瞧不起。
叶子戏在明朝的朝堂高层，自然是无比风靡，因此也上行下效，而且这打牌游戏还要玩钱，砸钱越多越刺激，放在当时明朝腐败风气里，自然也如鱼得水。想给阁老尚书送孝敬？想跑官买官？以前还要跑断腿求人，这下只要能混进牌局里去，一把牌打完，就不动声色把钱送出去。以《荆园小语》记载，很多士大夫沉迷其中，都是“穷日累夜，痴然如狂”，连呼“极有趣”——又好玩又能捞钱，当然极有趣。
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离京督查军队，没想到刚开动一百多里，周延儒立刻派亲信持令旗快马返京，这下把全北京城吓了一跳，以为李自成已经打到城下。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周延儒大人酷爱叶子戏，上前线才发现忘带叶子戏牌了，赶快派人回北京来取。
可是，明朝的灭亡真的是叶子戏惹的祸吗？一个腐败到骨头里的王朝，玩物丧志，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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