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像
说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曾国藩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一手组建的湘军，为大清续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湘军的组建背景与当时八旗军与汉人绿营兵战斗力的下降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同样是汉人军营，跟绿营兵相比，湘军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清朝绿营军
一、谁能吃苦
曾国藩建立湘军的前提是绿营军战斗力的下降，简单来说，曾国藩所言绿营军的陋习，可以总结为八个字：“胜则相忌，败不相救。”虽然说这是人之常情，但对一支军队和国防力量来说，却是致命的威胁。所以湘军在建立是时就很好地克服了这个缺陷：即招募亲友、邻里，这样士兵们彼此间比较熟悉，就可以在战场上默契地协作，相互有个照应。这样的军队平时在感情上特别要好，在作战时更能达到同心协力的效果。
在曾国藩故居，一个着湘军服饰的人
这样的招募条件就是从一个军队凝聚力出发的，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水师部队时，曾对部下朱效天说：“水手须招至4000人，皆须湘乡人，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根据罗尔纲统计，在《清史列传》和《中兴将帅别传》两部书中所提到的182个湘军人物中，有156位籍贯是可以考证的，而在这156位湘军人物中，湖南籍就有近130人，占80%以上。
电影《投名状》中的湘军
对曾国藩组建湘军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就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曾详细比对过戚家军和湘军的兵制，发现了很多相似之处，譬如：招募乡野能吃苦的苦力工，多任用贤明且具有领导力的人才等。
戚继光
清廷的绿营是兵以世业为原则，有固定的兵户，或称“兵家”。兵户有正兵在伍，其余男丁称“余丁”，正兵出缺时，就从余丁中选补。兵士都出于兵户，代代相传。而湘军的士兵来源和绿营不同，采用的是招募制。湘军士兵的招募借鉴戚继光的练兵成法，有几项严格的规定：
第一不可用的人是城市中油滑且投机取巧之人。而第一可用的人是乡村中的老实人与适合干体力活的人。
而且，兵勇必须有人担保，无保的不收，不准以无根的游勇、营棍充数。朴实山农淳朴老实，吃苦耐劳，又都有担保和兵籍可查，便于训练和管束。
清政府为了严格控制汉人组成的绿营兵数量，规定各地的士兵多是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这样就可以防止各个地方士兵出现大规模的集结，也可以防止私带营兵，同时将帅带的多是不同地方来的新兵，这样一来，也就无法掌握绝对的兵权，而兵权大多在国家手上，这样的军队模式很像宋代与明代的军事建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绿营军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窘况。
这样的模式虽然起到了防止武将专权的作用，但是军队的战斗力也跟着大大下降，作战的凝聚力自然也就不行了。而与之相比，湘军营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兵归将有，因将而募兵，将走兵散。
二、湘军的结构机制与薪资水平
统帅选统领，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长，哨长选什长，什长选勇丁，层层挑选以成军，这就是湘军的结构机制。一旦将领战死或者调走，他的部队必须裁撤，不得为其他将领直接使用。
罗尔纲将其喻为一株大树，“大帅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都一气贯通”。湘军这种兵归将有的制度，使部队在战斗力上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将领挑选自己的下级，都是熟悉而信任的人；下级蒙上级赏识，必定拼死以报。
湘军组织模式
事实也的确如此，湘军名将鲍超所统领的“霆营”，一度战功显赫。同治六年（1867年），鲍超因病重回原籍，霆营一时没有了统领的将士。曾国藩不舍得遣散这个强大的团队，希望由鲍超的部将来接管。他的部将宋国永、娄云庆都很出色，前者一直在霆营，与将士关系很深，而后者则离开了霆营一段时间，个人关系疏浅。曾国藩想选用自己中意的娄云庆，不料全体将士联名表示不服，“拒娄拥宋”，这令曾国藩大感意外，娄云庆也就不敢前往接统。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得照章办事——下令遣散霆营，并让娄云庆重新招募被遣散的旧勇。
罗尔纲评价道：“只因经过这么一个彼撤此招的手续，虽然新营所招之勇，还是募自旧营已撤之人，而他们因经过统领亲自招募，一转移之间，其结果便完全不同了。”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即绿营军和湘军士兵的薪水。绿营军每月的薪水为：马兵是2两，战兵1两，守兵位1.2两。这样的薪资水平，要是在清初还可以维持基本的生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尤其是咸丰年间，已经很难满足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了，于是有些兵勇只能出营做小贩谋生，结果就导致兵勇少有时间训练的严重后果。
反观湘军这边，士兵平均每月的饷银有6两，是绿营军马兵的3倍。还有更高的薪水待遇——“营官二百两”，曾国藩创立的这条制度，令民国时期的军事专家蒋百里顶礼膜拜、赞不绝口。他在《国防论》中说：曾国藩给营官高待遇的用意很深，营官亲临前线，责任重大，所以提高他的薪水和待遇，才能充分发挥其责任心。
蒋百里
我们对湘军的认知大都来自湘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但很少有人知道，湘军在面对撼动大清江山的太平军时，之所以会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招募条件、组建方式和内部机制等，非常有利于凝聚兵士军心，调动协同作战的能力，使每一个兵士在战场上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参考文献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中华遗产编辑部：《中华遗产》（湖南专刊下），2013年第7期。
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空间结构》，华中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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