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嚼槟榔，曾经是六朝名士风流的表现
槟榔在今天有点不登大雅之堂，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嚼槟榔对健康有很大危害，但是在六朝的名士子弟之中却一度非常流行，刘穆之、萧嶷、任昉、陈庆之、庾信等名人都是嚼槟榔的行家里手。
六朝如梦嚼槟榔
晋室南渡后，汉人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建康，离岭南已经比较近了。建康的贵族士人不但熟悉了岭南的嚼食槟榔习俗，而且还开始模仿起这种异域习俗来。
到了南朝四代（宋、齐、梁、陈）时，江南的士族开始普遍嚼食槟榔，各种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槟榔的记载，可见当时嚼食槟榔已经不被认为是一种异域的、罕见的习俗，而是司空见惯的贵族日常。
当然，槟榔的种植不太可能越过南岭，居住在江东地区的士族所吃的很可能是干燥保存的槟榔。杨孚曾记载过保存槟榔的方法，当时也许已有类似于今天湘潭的干槟榔，但史籍中并没有翔实的记载。
经历长途运输的异域物产在古代通常都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南朝能够嚼食槟榔的人，除了岭南槟榔产区的人以外，其他地方的应该都是贵族或者富商。
从北朝的文献来看，北方贵族已经把南方贵族嚼食槟榔当作一种“吴俗”，并且有少数人开始效仿南朝人的这种“风雅”。当然，北方的槟榔更加稀少而珍贵。
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槟榔在中国的流行。槟榔在印度的佛教中就是重要的供养物，伴随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槟榔也被士庶各阶层普遍认知。
印度槟榔是佛教的供养物
当时中国南北的信众都把槟榔当作一种重要的礼佛斋僧供养物，从而使槟榔成了跨越南北界限的重要贸易品。自南北朝时期起，槟榔不再被中原人视为一个需要介绍的异域植物，基本上从《异物志》这类书中退场。
《南史》中明确记载了槟榔在南朝士族中的流行情况：
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自此不对穆之梳沐。及穆之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颡以致谢。穆之曰：“本不匿怨，无所致忧！”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盘贮槟榔一斛以进之。
刘穆之是南迁的北方士族，籍贯为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是汉高祖刘邦的庶长子刘肥的后代。他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是北方士族南迁后聚集居住的地方，即著名的“北府兵”的根据地。
刘穆之与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都出身京口，且都早年贫微，两人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亲戚。(宋武帝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五服”之内才算亲戚，刘穆之与刘裕两人早已出了“五服”，不是亲戚了。)
刘穆之屡次在刘裕出征时留守建康，总理朝廷内外事务，官至尚书左仆射（实权宰相）。刘穆之传虽见于《南史》《宋书》，但刘穆之在刘裕篡位前三年即已去世，并未做过一天刘宋的官，但他确实为刘裕取得大权立过头等的功劳。
这里说的是刘穆之年少时家贫，逢生日节庆时喜欢吃一点好东西，性格不拘小节，喜欢去妻舅家讨吃食，常遭到侮辱，他却不以为耻。刘穆之的妻子江氏很有见识，总是不让他去乞食，后来江家办聚会，妻子嘱咐刘穆之别去，但他还是去了。刘穆之吃完饭，还要槟榔吃，江氏兄弟戏谑他说：“槟榔是消食的，你经常饿肚子，要这东西何用？”妻子江氏把头发剪去卖了买菜肴，替她的兄弟请刘穆之吃饭，从此以后不对刘穆之梳洗打扮。
后来刘穆之做了丹阳尹，准备叫妻舅来（会餐），妻子哭着下跪（“稽颡”，即五体投地），想要辞谢（希望刘穆之对江氏兄弟宽宏）。刘穆之说：“本来就不记恨，何必烦恼！”到酒酣时，刘穆之让厨子用金盘捧出一斛槟榔供他们（江氏兄弟）享用。
刘穆之吃槟榔想必是成瘾的，饭都吃不饱，还要吃槟榔，可见槟榔在东晋末年已经是士族常用的嗜好品。著名的典故“一斛槟榔”或“金盘槟榔”的出处就在这里，常用来比喻早先贫微，后来发迹，不计前怨；或喻因贫困而遭戏弄。
斛是量米的容器，东晋时的一斛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升，现代大桶桶装水的容量大约就是二十升。这么大一盘槟榔放在江氏兄弟面前，能不让人惭愧吗？刘穆之的“不匿怨”大抵如此。
唐诗中用到“一斛槟榔”典故的有李白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62；卢纶的《酬赵少尹戏示诸侄元阳等因以见赠》—“且请同观舞鸲鹆，何须竟哂食槟榔”。
《南史》中还有一则关于槟榔与孝道的故事：
（任）昉父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临终常求之，剖百许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尝槟榔。
这里说的是关于孝的事情。任昉一生仕宋、齐、梁三代，以文章名重天下。他出身乐安任氏，母亲是闻喜裴氏，都是当时的高门大姓。
任昉父亲任遥喜欢吃槟榔，平时常吃。任遥临终前要吃槟榔，但是打开了百余个槟榔都找不到好的。任昉虽然也嗜好槟榔，但因为此事怀憾，终身再也不吃槟榔。
这里看得出南朝的士人不仅常吃槟榔，还要吃好槟榔。但是当年保存和运输槟榔并不容易，从岭南到江南的路上，也许有一多半的槟榔都要坏掉。任遥的运气更坏，打开了百多个槟榔都没有一个好的。
刘穆之和任昉都是北方南迁士族，两人不曾到岭南任官，因此吃槟榔的习惯肯定是在建康附近养成的，南朝士族普遍流行嚼槟榔应无疑义。
佛教推动槟榔大兴
南朝齐、梁时，关于槟榔的记载就更多了，南朝佛教的兴盛也助推了槟榔的流行。
例如“读书万卷，犹有今日”的焚书皇帝梁元帝萧绎，曾主编《金楼子》，其中记载“有寄槟榔与家人者，题为‘合’子，盖人一口也”。后世《三国演义》中写曹操题“一合酥”，杨修逞机灵，让大家一人一口分食，可能是受这则故事的启发。
槟榔要寄给家人，还要一人一口地分食，可见槟榔在南朝也算是珍品，价值颇高。
南齐萧氏宗室也有吃槟榔的习惯，在《齐书》中有体现：
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曰：“……三日施灵，唯香火、盘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舆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余物为后患也……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
南齐宗室豫章王萧嶷要求在他死后以槟榔供奉，这是槟榔首次出现在中国人祭品中的记载。它的出现与萧齐宗室信奉佛教有关系。
一般来说，古代祭祀必须有祭牲，对亲王的祭祀更要用到少牢（羊和猪），信奉佛教的萧嶷在此特别嘱咐不要用祭牲，而用酒脯、槟榔代替。脯是肉干，在佛教概念中属于“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疑为我而杀），槟榔则是佛教供养中常备的物品。
这段记载一来说明萧嶷生前很可能有吃槟榔的习惯，二来说明他企图用佛教祭祀来取代传统的华夏祭祀仪轨。
萧嶷在遗嘱中还提到了两件事情：一是薄葬，不要在棺椁中放置贵重的陪葬品，明面上说是为了避免被盗墓（后患），其实也是佛教的要求；二是要求家人继续供养外国二僧如故，萧嶷佛教信徒的身份显露无遗。
佛教要求佛寺边种“五树六花”槟榔树即其一
齐、梁两代帝室很喜欢赐槟榔给臣属，这是此前没有过的事情，可以证明萧氏皇室也喜欢吃槟榔。
现存多篇答谢赐槟榔的启文，有王僧孺的《谢赐干陁利所献槟榔启》曰：“窃以文轨一覃，充仞斯及，入侍请朔，航海梯山，献琛奉贡，充庖盈府，故其取题左赋，多述瑜书，萍实非甘，荔葩惭美。”庾肩吾的《谢赉槟榔启》曰：“形均绿竹，讵扫山坛，色譬青桐，不生空井，事逾紫柰，用兼芳菊，方为口实，永以蠲疴。”《谢东宫赉槟榔启》曰：“无劳朱实，兼荔支之五滋，能发红颜，类芙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陈，出珠盘而下逮，泽深温柰，恩均含枣。”
齐、梁皇室赐槟榔，可见槟榔之物的确上得台面。不过皇室赐的槟榔并非常品，而是上佳的异域珍品，沈约得到的槟榔是交州产，王僧孺得到的槟榔则是干陁利产。
《梁书》中说：“干陁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干陁利国即Kandari，是苏门答腊岛的古名。
北朝对槟榔的爱与恨
南朝齐、梁吃槟榔的风气不但在南方盛行，还影响到了北朝。梁末陈初时的庾信有一首《忽见槟榔诗》：
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
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
庾信的家族是南朝非常显赫的高门—新野庾氏，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父亲是前面提到的曾得赐槟榔的庾肩吾。庾信40岁以前是南朝梁的重臣，40岁以后是西魏和北周的重臣，一生“穷南北之胜”。
这首《忽见槟榔诗》是在北朝时所作。“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庾信在北方偶然看到了南方流行的槟榔，睹物思情，满怀思乡之意。可见槟榔在北方是很罕见的物品，却是来自南方的庾信的旧相识。
这也是南北朝时期首次在北方出现槟榔的记载。唐代李嘉祐曾作《送裴宣城上元所居》—“泪向槟榔尽，身随鸿雁归”71。这首诗用的就是“庾信见槟榔”的典故。
北朝关于槟榔的记载不止见于庾信的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也收录了槟榔条目，不过是在附录的卷十中，这一卷专记“非中国物产者，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爰及山泽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种者，悉附于此”，槟榔、荔枝、椰子、杨梅都在此列，贾思勰也明确指出这些东西是中原种植不了的，《齐民要术》作为一部农书，存其名目也就足够了。
槟榔条目引用了《与韩康伯笺》《南方草木状》《异物志》《林邑国记》《南州八郡志》《广州记》六种文献，没有贾氏的评述。也许贾思勰从来没有见过槟榔，只是在各种文献中得知此物，因此这段记载不能证明槟榔就出现在了北魏的土地上。
北朝另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洛阳伽蓝记》中也出现过槟榔，是用来描述北朝人眼中的吴人形象的：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
这段话是杨元慎(杨元慎，北魏术士，居于洛阳。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其“善于解梦”，“元慎解梦，义出万途，随意会情，皆有神验”)对陈庆之说的。
时值六镇起义，北魏大乱，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武帝萧衍遣陈庆之北伐，命其护送北魏宗室北海王元颢北归称帝。陈庆之率七千将士破三十二城，胜四十七战，所向无敌，攻克洛阳。
公元528年前后，当时陈庆之在洛阳生病，杨元慎去为他治病时说了这番话，意在劝陈庆之早日收兵回江南，让他“急手速去，还尔丹阳”。
杨元慎这里列举了六种吴人的习俗：
其一是以菰稗作饭吃，菰是茭白，菰稗就是茭白的籽实，也叫雕胡米，这种米在《礼记》中已有记载，种植菰稗不完全是吴俗，只是南方水乡种植得比较多。
其二是以喝茶代替喝酒浆，喝茶在唐代以后才从南方广泛传播到北方，确实是吴俗。
其三是吃莼羹。其四是吮吸蟹黄。莼羹和蟹黄这两道菜只有南方水乡之人才能吃到新鲜的，至今仍是三吴之地的佳肴。
其五是把玩豆蔻。其六是嚼食槟榔。豆蔻和槟榔这两种东西出自岭南，把玩豆蔻、嚼食槟榔也是当时吴人的日常。
杨元慎说这些话真实的意思是：吴人居住在卑湿之地，中原的高壤厚土不是给你们这些人住的，赶紧滚。这段话言语间极为无礼，是赤裸裸的地域歧视。、
陈庆之也嚼槟榔
其实地域歧视自古以来就史不绝书，举例而言，洛阳自汉魏以来，直至隋唐，一直是集中原经济文化荟萃之都会，《世说新语》中东吴陆机、蔡洪都在洛阳遭受过地域歧视。北方人对南方人的歧视直至北宋时仍然极为显著，譬如寇准对宋真宗所言的“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
也多亏陈庆之是个儒将，颇有雅量，要是换个对象，杨元慎立刻就身首异处了。
唐代编纂的《三国典略》记录了西魏及北周、东魏及北齐、梁及陈的重要历史，三方历史的编年体史书也有关于槟榔的记录：
齐命通直散骑常侍辛德源聘于陈，陈遣主客蔡凝宴酬。因谈谑，手弄槟榔，乃曰：“顷闻北间有人为啖槟榔获罪，人间遂禁此物，定尔不德？”德源答曰：“此是天保初王尚书罪状辞耳，犹如李固被责，云胡粉饰貌，搔头弄姿。不闻汉世顿禁胡粉。”
这里说的是南陈的蔡凝接待北齐婚聘使者辛德源的事情。在宴席上，蔡凝一边手持槟榔玩弄，一边说：“听说北方有人因为吃槟榔获罪，民间禁槟榔，这是真的吗？”辛德源回答说：“这是天保（北齐文宣帝高洋年号，公元550—559年）初年王尚书的罪状上的说法而已，就好像东汉的李固获罪，罪状上说他用胡粉（产自西域的铅粉）饰貌，搔首弄姿，但没听说汉代禁胡粉。”
王尚书是仕官东魏北齐的王昕，字元景，王猛是其五世祖，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天保初年裭夺其官职，天保十年再将王昕“斩于御前，投尸漳水”。高洋在斥责王昕的诏书中说他“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
王昕“雅好清言，词无浅俗”，是北朝名重一时的文人，在东魏时就已经做到正三品的荣衔金紫光禄大夫，他欣赏南朝文化，不但喜欢嚼槟榔，还喜欢咏南朝流行的新体诗（“轻薄之篇”），可谓全方位模拟南方的文化生活。
这桩事件透露出两个信息：
第一是北齐的高官中是有人吃槟榔的，不过，吃槟榔恐怕是比较次要的事情，关键在于吃槟榔代表了一种崇尚南朝奢靡浮华风气的倾向，也象征着来自南方的“文化污染”，所以才能作为王尚书的罪状；
第二是南朝中有北方禁止民间吃槟榔的传闻，这样的传闻恐怕不是空穴来风，想必有一定的根据。槟榔在北方是很昂贵的东西，又只在南方出产，北朝士族喜欢模仿南朝士族，南方嚼食槟榔的风气有蔓延到北方的趋势，如果吃槟榔的风气在北方流行起来，会导致财税流失到南朝，这对于北朝的军国大计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北朝的统治者不会希望槟榔传到北方。
在南北朝时期，北朝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占据着军事上的优势，但在文化上却处于劣势。隋文帝统一南北朝以后，听到了来自建康的南朝音乐，便说：“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连统一了南北的皇帝也认定南朝的音乐是华夏正声，当时南北文化的地位可见一斑。
南朝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焚书时一次性毁灭了图书十四万卷，当时北周和北齐的官方藏书加在一起还不足两万卷，到了隋文帝的时候经过努力搜集，才使得官方藏书达到了三万卷。藏书数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文化实力，南朝在侯景之乱以前，文化上是领先于北朝的。
当时北朝的文化人对南朝的文学、艺术，乃至生活习惯都很向往，连南方士族嚼槟榔的习惯也要一并学习，于是才有了高洋斥责王昕的这条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