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朝虽然积弱不堪，但却名相辈出，比如赵普、吕蒙正、吕端、文彦博、寇准、王安石、范仲淹等等，但谁才是北宋朝宰相第一人？历来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下面来盘点一下北宋十大名相！

第一位：赵普——创业宰相

北宋建立后四年，赵普就升任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并独相十年。在此期间，赵普协助赵匡胤削夺藩镇、罢宿将兵权，实行更戍法、改革官制、制定守边防辽等重大措施。太宗朝他又打压赵廷美与兵部尚书卢多逊 ，并主导策划秦王赵廷美谋反案。

赵普画像

赵普为人刚毅果断、思虑周密、见解精辟，以富于奇计及见解闻名。因此碰到很不容易下判断或需要敏感性思考的问题时，宋太祖和宋太宗都喜欢找他参谋，他可谓是赵匡胤兄弟二人的首席智囊。

虽然因为“金匮之盟”的原因，后世很多人都认为赵普是个利令智昏、背信弃义之人，但实际上赵普是个直言敢谏、一心为公之人，甚至有时都显得非常固执。

据《宋史》记载，有一次，赵普向太祖推荐某人出任重要职位，太祖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不表同意，但赵普却“明日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大怒，将他的奏折撕碎丢在地上。只见赵普面不改色，慢慢将碎片捡起来补贴好，隔天又上奏。太祖颇受感动，乃用之，果然非常称职。

赵匡胤

但赵普有两个极大的缺点：一是在金钱方面不很严谨，常有贪小财的行为，虽然度量宽宏的赵匡胤并不在意，但却为世人所诟病。这也是赵普风评不好的主要原因。

二是不喜欢读书。和赵匡胤即使在军营中也手不释卷正好相反，赵普早年书读得并不多，晚年在太祖的苦劝及督促下，虽也常手不释卷，但到底时间不多，学养上已明显的不足。

不过赵普却能大言不惭地对赵光义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这就是成语“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由来。

赵普眼光锐利、无私心，并且有强烈的正义感，也不太为自己的安全着想，虽然个性上有缺点，但的确是位创业期的大将之才。朱熹在《宋名臣言行录》中，对赵普的才干作了很公正的评价：“多非韩王（赵普）谋虑深长，太祖聪明果断，天下何以治平……得非安天下之谋，其功大乎？”

赵普

赵普病逝后，赵光义亲撰八分字神道碑赐之。追赠尚书令、韩王，谥号“忠献”，并配飨宋太祖庙庭。宋理宗时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第二位：王安石——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神宗朝宰相，推行熙宁变法。

王安石为了力行变法，不得不与当时“正人君子”的名臣贤相，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展开正面对抗。不幸他使用的新党吕惠卿、章惇及日后的蔡京物贯等，都被视为奸诈的小人，王安石本人也被说成“大奸似忠士诈似信”，连朱熹将王安石编入《宋名臣言行录》中，都遭到后代儒学者的反对及批评。

明朝冯梦龙所编的《警世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饮怅半山堂”，便是痛骂王安石的故事，借老头子口直称：“若见此奸贼（指王安石）必手刃其头、其心肝而食之。”把王安石写成亡国的罪魁祸首。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即使是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位有才气、很正派、而且又清廉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新法，以现代的眼光来看，颇具创意，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具体提出“经济挂帅”主张的人。

王安石

王安石的思想完全本于忠君爱民，以当时的环境而言，他的变法也是绝对合理、绝对必需的。无论成败，他都是一个有眼光、有理想、有操守的伟大政治人物。

王安石去世后，获谥“文”，世称王文公。

第三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仁宗朝宰相，为相期间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新政受挫后，范仲淹自请出京，历任四地知州，他在地方治政、守边皆有成绩。

范仲淹非常重视人才的发掘及培养，他大力排斥无能的资深官僚派，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政治问题。曾有人向他抱怨，根本没有能做事的好人才，范仲淹便对他说：“天下人才多得很，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如果一开始便存有‘无人’这种偏见，即使非常优异的人才站在面前，你一样看不到的。”

范仲淹

范仲淹虽文人出身，却也深通军事，任知事期间，他阅兵选将，日夜加强军队训练。他做事负责谨慎，所属部队作战力极为优异。因此，连攻击力旺盛的西夏军队，都始终找不到攻入的间隙。西夏各军团领袖互相警戒道：“不要以延州为攻击目标，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范仲淹的个人修养更是令人没话讲。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史料记载，范仲淹为人轻财好施，对同族人恩泽优厚，个人富贵显达以后，便在姑苏城郭附近，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以收养族人中之贫困者。别人劝他应储存些钱财，以为退休或下野后自奉之用。范仲淹却表示“人只要能有合于道义的快乐，外表的生活根本不重要。”

范仲淹

皇佑四年，范仲淹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获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

第四位：寇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

寇准，真宗朝宰相，曾两度入相。

寇准一向以大胆直言闻名。有一次他上奏反对太宗的旨意，太宗看了很不高兴，起身便欲转回禁宫。寇准却猛然地跑上去，拉住太宗的衣袖，把他拽回御座，裁决这件事后再下朝。太宗无奈，只好尊重他的意见。这事件过后不久，太宗在一次散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朕得了寇准，有如唐太宗得了魏征。”

寇准

寇准最大的功绩就是逼迫真宗御驾亲征抵御契丹二十万大军南侵。在危急时刻，不但力劝真宗打消了迁都的念头，还亲自牵马护卫真宗，使怯战的真宗坚定了信心。而且在与契丹的和谈中，态度坚决，使原本百万的赔偿降低到了三十万。最终促使宋辽达成澶渊之盟，保北宋边境百年和平。

在积弱的北宋，朝中大臣大多缺乏面对危难的魄力，再加上怯战的皇帝，如果没有寇准这种硬汉，的确很难应付外敌的威胁。

但寇准缺点同样明显，那就是只会做事不会做人，比如生活非常奢侈，而且不畏人言。在被人委婉劝诫之时，不知收敛；寇准性格强悍，不留余地。作战期间他不顾同僚甚至真宗的面子，完全采取“蓝波式”强硬作风，也因此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反而刻意疏远寇准。不久后更是罢黜其宰相之职。

寇准去世后，追赠中书令，复爵“莱国公”，谥“忠愍”。

第五位：李沆——“圣人”宰相

李沆以清静无为治国，注重吏事，尤为注意戒除人主骄奢之心。有“圣相”之美誉，史称其为相“光明正大”，王夫之称其为“宋一代柱石之臣”。

李沆

李沆特别注意戒除皇帝骄奢之心，他在檀渊之盟后，曾每天都把各地方的天灾虫害、盗贼人祸事事向真宗报告，惹得真宗很心烦，但他的理由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说：“陛下年纪太轻，如果不了解四方的困苦艰难，以圣上血气方刚的精力，即使不纵情于声色犬马，恐怕也会以大兴土木、祷祠祭祀来显示威风。”

李沆虽贵为宰相，但从不向皇帝打小报告，有一次真宗问他：“每个人都有密奏，只有你没有，为何？”李沆答道。“人事应该用公开的态度来讨论，何必用密奏？那些喜欢打小报告的，大多有私心，非谗即佞，臣非常讨厌这些人，又怎能和他们一般作为呢？”

李沆非常俭朴，就任宰相后，仍居住在原来封丘门内的住宅。由于大门前院的宽度仅能容一匹马转身，很多人劝他换间较大的房子，李沆笑着说：“房子是要传给子孙使用的，这个府邸，已经过于宽大了。”

李沆

李沆是个非常重视制度的人，他自己便曾公开表示，“我对国家没有什么功绩，如果硬说有一点的话，那就是我曾尽一切努力防止那些急于升官者的人情包围，使国家的制度不被扰乱。”在这方面李沆和吕蒙正相当接近，他最重视的便是制度以及人事问题。

李沆去世后，获赠太尉、中书令，谥号“文靖”，配享真宗庙庭。宋理宗时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第六位：吕蒙正——伯乐宰相

吕蒙正三十岁中进士，在官场十余年便升任宰相。

吕蒙正为人宽厚正直，对上遇礼而敢言，对下宽容有雅度。当他就任参知政事时，有人在背后大说闲话，讥讽他这种对国家无甚功劳的考场秀才也配执政，吕蒙正对这种不利自己的风评，始终毫不介意。部属替他打抱不平，想彻查这些说闲话的官员，吕蒙正立刻阻止说：“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无知也。且不问之何损。”

吕蒙正

与赵普的贪财相反，吕蒙正对财物也非常淡泊。有位官员家中藏有一面古镜，他常对人夸言：“这面镜子能照两百里远。”为了讨好吕蒙正，这位官员通过吕蒙正的弟弟，想将这面镜子送给他。吕蒙正知道了，却笑着说：“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白里？”他弟弟听了，立刻退还古镜，不敢再言此事。

吕蒙正最大的长处就是善识人，他曾对别人说：“我诚无能，但有一能，善用人尔！”而且他对人才的判断也相当客观公正，绝不徇私。当他年老退隐养病时，宋真宗特别去探望他，并问道：“你的儿子中有谁可以重用的？”

真宗很肯定吕蒙正对朝廷的贡献，想提拔他的儿子以作报答，可是吕蒙正却回答说：“臣诸子皆豚犬，不足用，但有个侄儿叫夷简的，现在任颖州推官，是真正宰相人才。”真宗后来真的重用吕夷简，也使这位才德兼优的青年人发挥了特长。另外北宋前期最出色的外交天才富弼，也是当年吕蒙正特别拔擢的人才。

宋真宗

“公为相，文武百官各称其职”，应该是吕蒙正对北宋政治上的最大贡献了。

吕蒙正去世后，赵光义追赠他为中书令，谥号文穆。

第七位：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端在宋太宗晚期担任宰相，他为政识得大体，清简处事，“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吕端为相期间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但为人冷静而理性，早年便被认为具有宰相的大器。赵普曾对太祖评价他说：“吕端在朝廷奏事，得到皇帝嘉许时并不表示高兴，遇到挫折时也未尝表示害怕，真是辅导帝王的宰相之才！”

吕端最大的功绩就是在太宗死后，力挫阴谋，扶立宋真宗即位。太宗去世后，太子赵德昌很不得李太后喜欢，当时，李太后已暗中与宣政使王继恩、参政李昌龄、殿前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打算拥立潞王元佐。

这些人的确有力量发动一场政变，身为宰相的吕端，也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太宗崩逝当天，太后派王继恩召见吕端，吕端深知有变，便将王继恩锁于内阁府中，派人看守他再入宫去见李太后。

吕端见到太后直言劝谏：“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可违先帝之命，更有异议？”太后见吕端态度强硬，只得迎太子继位。

但太宗已逝，太子未正式引见朝臣前，宫中最有实力的仍是太后，谁也不知道太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行为，因此吕端的态度非常慎重。

吕端

在宋真宗的即位典礼上，他是垂帘引见群臣的，这时候吕端率领着群臣在殿下平立不拜，并要求帝卷帘，亲自升殿审视，然后退回殿下，率领群臣拜呼万岁。吕端的行为虽不合礼节，但在疑云重重的宫廷阴霾中，必须确定帘内确是太子德昌，否则不轻易行呼拜大礼，以免中移花接木的阴谋，这正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治国态度。

吕端去世后，获赠司空，谥号“正惠”。

第八位：王旦——宰相肚里可撑船

王旦是真宗朝的宰相，他掌权十八载，为相十二年，深为真宗信赖。

王旦善于知人，多荐用厚重之士，力劝真宗行祖宗之法，慎作改变。他度量如虹，面对寇准经常的恶意批评，他不但不计较，还一直给于寇准很高的评价。

王旦

有一次，连真宗都很替王旦抱不平，于是对王旦说：“你一直赞美寇准，为什么他却一再批评你的缺点呢？”王旦毫不在乎地表示：“这是理所当然的，臣在相位已太久了，政事缺失在所难免，寇准能直言批评，正表示他对陛下的忠直，这也正是臣尊重寇准的地方啊！”

不仅如此，在他病重时，他还向真宗极力推荐寇准为相。正是因为他的坚持，才让一直对强悍的寇准不太感冒的真宗任他为相。

王旦的确是“肚里可撑船”的宰相，他从不作无谓争执，注重做人技巧，并且能分辨人才，对外交问题的处理很有技巧，是一个相当称职的太平宰相。只是处处不罪人的个性，也使他很难坚持原则，比如未能阻止真宗的天书封禅之事，就颇受后世诟病。

王旦去世后，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配享真宗庙庭，宋仁宗题其碑首为“全德元老”。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第九位：文彦博——一代贤相

文彦博，神宗、哲宗两朝宰相，出将入相五十年，为相期间，稳固朝局，大胆提出裁军八万之主张，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被世人称为贤相。

文彦博

宋神宗时，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市易法“损国体、惹民怨”，但他做事重视原则，有政治家风范，对革新派的知识分子也从不加排斥。有一次新官僚派的政敌唐介对他提出弹劾，由于理由牵强，仁宗很生气，想处罚唐介，但文彦博却阻止说“御史提出弹劾是职责所在，请勿加罪。”后来仁宗仍将唐介判处流放之罪，但文彦博一有机会，立即又推荐唐介“复加用”，完全对事不对人。

《宋名臣言行录》上记载：“文彦博为相时，曾向仁宗表示：‘求升官者将大多数时间花在钻营竞争上，并未能用心于工作，如不设法抑裁，是没有办法敦厚风俗的。’于是极力推荐不想当官的王安石、韩维及张壤等人。”王安石在过去也曾受过推荐，但大多因辞不受，韩维更是一向“阖门不仕”，但他们都深为文彦博诚意所感，全都应允为政府的革新政务尽一番心力。

宋仁宗

文彦博出身名门，却无丝毫骄气，反而相当务实，肯虚心地从经验中学习，因此对官僚恶习及民间社会习性等内情也有相当踏实的了解。比如文彦博为相时碰到了米价狂飙的风潮。开始时，他下令采取抑制物价的强制措施，并以配给方式来调节供需，但米价高涨的气焰却日益严重。文彦博冷静地作了全盘考虑后，即下令在各城门附近设立十八处供应店，低价无限制供应食米，米价终于很快降了下来。

尽管思想上相当开明，但文彦博在官场作为上则一板一眼。他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其后更以九十高龄为宋哲宗的元老太师。但四朝大老的文彦博对年幼的哲宗却非常恭敬。进士唱名时，已九十岁的文彦博仍在旁边侍立终日，哲宗觉得过意不去，好几次表示：“太师可以休息了。”文彦博顿首叩谢，却仍站立不去。

文彦博去世后，获赠太师，谥号“忠烈”。

第十位：司马光——保守的正人君子

司马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

司马光虽在声望最高时出任相位，但已是七十一岁高龄，所以他真正当宰相掌权的时间很短，而且大部分时间皆卧病在床，说不上有何政绩。他的成名，当是在野党反对的立场及在历史学上的贡献。

司马光

司马光出身陕西的名门望族，也是当地有名的财主。他洁身自爱，不求名利，日常生活上更是布衣淡饭，极端朴素。

依司马光的背景和他与王安石的私交，如果不是个性上的执著，应该是官运亨通的。但司马光却坚持自己的理念，他自王安石拜相、推行新法以来，便以翰林大学士立场严加反对，并且因面主动退出政治权力中枢。在这段时期，他大约费了十九年的工夫，全力编纂那部伟大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

神宗去世后，由于继位的哲宗只有十岁，因此由一向反对新法的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很想一举废除新政，司马光则表现得颇为理性。掌权初期，他极力主张：“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在具体政策上，他表示应因地制宜：“应该由州县监司等依照各地的情形来决定如何适应，为实用计，宁可采行一路、一州、一县之法。”

从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到司马光重实务的一面；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所以新法中施行较有绩效的，都可以保留下来。

司马光去世后，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配享宋哲宗庙廷。

综合来说，北宋十名相中，吕蒙正能使文武百官各称其职；吕端冷静而理性，小事糊涂大事精；王旦稳扎稳打，肚里可撑船，三人可谓是无为而治的太平宰相；

文彦博和司马光两位老派政治家都是以政治伦理及政治智慧见长，保守而传统，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李沆及寇准同为北宋直言无讳、不怕得罪人的硬汉，危难时刻能一展身手，但治政明显不足，做一诤臣、谏臣绰绰有余，但作为需要面面俱到的宰相有天然缺陷；

唯有剩余的赵普、王安石、范仲淹三人拥有锐意进取的决心和治国平天下的盖世才华，而三人综合比较，又属赵普既有理想又有手段，取得的成绩最大，可称北宋宰相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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