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是曾国藩长子，出身于这样的官宦人家，婚事应该十分顺利。然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由于曾国藩自设樊篱，耳朵又软，结果曾纪泽的婚事不仅不顺利，而且一波三折，最后挨了父亲一顿痛骂，才不得已把儿子曾纪泽婚事定下来。最近三四十年，有人十分卖力地想把曾国藩塑造成“圣人”，但在对待曾纪泽婚事这一点上，曾国藩的所作所为哪有半点“圣人”影子？说曾国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其见识甚至不如一个一辈子生活在乡下的老农，恐怕都不为过。此事确实非常有趣，也十分搞笑。

挑来挑去没一个中意

有关曾纪泽婚事的记载，最早见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十四日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信中：“周介夫鸣鸾放安徽庐凤道，其女儿欲许字纪泽。常南陔大淳升安徽臬台，其孙女欲许字纪泽。余俱不甚愿。”（《曾国藩全集·家书》）曾纪泽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二，此时虚龄六岁，实际年龄不到四岁半。

曾国藩信中提到两人，第一人周鸣鸾，字介夫，湖南长沙人，此前由湖北武昌知府升任安徽庐凤道；第二人常大淳，号兰陔（也写为南陔），湖南衡阳人，此前由浙江盐运使升任安徽按察使。曾国藩当时的职务是从四品衔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常两家可能觉得与曾家门当户对，又都是湖南人，因而分别提出与曾家联姻，要将女儿或孙女许配给曾纪泽。然而曾国藩都不情愿。当时都是父母包办婚姻甚至指腹为婚，儿女们的意见是不需要考虑的。

曾国藩不跟周、常两家联姻的原因，在当年五月十二日《禀父母》信中作了说明：一是儿子还小，不必急于定婚；二是只求对方是勤劳简朴孝顺友爱之家，不愿与官宦人家结亲，否则下一辈很可能养成奢侈懒惰恶习。听说常家公子哥儿官宦习气太重之后，曾国藩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官宦人家子女也有优秀的，周家显然受了常家连累。

青年曾纪泽全身像 

从《禀父母》信中还可知道，曾国藩不仅要求退还常家“女庚”即女方的年庚帖子（旧时谈婚论嫁，男女双方都要通过媒人互换庚帖），而且准备亲自给常大淳写信答复这件事（《曾国藩全集·家书》）。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后，也就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常家又提出与曾家联姻。常大淳这回托郭嵩焘说媒，要将幼女许配给曾纪泽，其中一个八九岁，一个六七岁，由曾家任意选择一个。可能是被对方的诚意所感动，也可能是这回订婚的对象是常家的女儿而不是孙女，辈分上不吃亏且能二选其一，当然也有可能是媒人郭嵩焘的面子大、说辞好，总之曾国藩开头没有再拒绝，而是给叔叔写信，请他征求堂上大人意见。曾国藩不跟父母说，而请叔叔征求意见，大概是几年前要两位老人退还了常家庚帖，如今再与常家联姻，总有些难为情吧（《曾国藩全集·家书》）。

当时除了衡阳常家之外，桂阳州李家也想将妹妹许配给曾纪泽。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曾家最后不仅拒绝了李家亲事，而且常家女儿也被冷落。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写给父母亲的信中说明了其中原因：“李家那边的亲事，因桂阳州往来太不便，我已跟媒人回话不结亲了。常家那边的亲事，因他女儿是小老婆生的，又听说常家妻、妾不和，常家公子也不朴实敦厚，所以也不愿结亲。常大淳此前来京出差，见面时我有意不提此事，他自然心知肚明。”

曾国藩在信中还说：“纪泽的婚事虽然屡不成功，但我当年也是十五岁开始订婚，纪泽再缓一两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或者求大人在乡下选一个耕读人家的女儿，或者我在京城另外给他物色对象，总之要以没有富贵习气为主。”（《曾国藩全集·家书》）

据《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二记载，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太平军攻破武昌时，原任湖北巡抚常大淳本已调往山西，却因兵事突起未能成行，结果不仅本人“死之”，而且“妻刘、子集松、子妇马、孙女淑英并殉”（《清史稿·常大淳传》）。

这位名叫淑英的孙女，不知是不是原来打算许配给曾纪泽的那个女孩？另外常大淳的小老婆和两个幼女，当时是否真的幸免于难？小老婆和其女儿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即使“并殉”，“国史”作者也有可能不作记载。

总算选定贺家女儿

到了咸丰元年（1851），曾纪泽十三岁了，婚事才被重新提起。当时进入曾家视线的姑娘同样有好几位，其中黄兆麟十三岁的女儿让曾国藩最满意。黄兆麟字叔文，号黻卿（也写为茀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曾任光禄寺少卿。可是，曾国藩托人去黄家提亲，黄兆麟却说：曾国藩有可能荣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要回避。曾国藩不知他是真心这样想，还是故意找托词，总之这门亲事没有开始就有了结尾，让曾国藩也尝到了被拒绝的滋味。夏家泰的女儿曾国藩也觉得蛮合适。夏家泰字阶平，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延津邵道，署福建按察使。可是深入了解之后，发现他跟黄彭年是亲家，黄是曾国藩弟子李鸿章同科进士（会试比李鸿章早两年），曾国藩嫌他辈分低，因而羞于为伍。

曾纪泽隶书七言联字对 

得知曾纪泽尚无对象后，曾国藩老友罗泽南打算为贺长龄十二岁的女儿做媒。贺是湖南善化人，官至云贵总督，后被问责罢官并于三年前去世。善化贺氏是湖湘望族，家风有口皆碑，曾国藩对贺长龄也很崇敬，按理说没有不同意的理由。然而他偏要鸡蛋里挑骨头。一是当时流行姐弟婚，贺家女儿却小一岁；二是顾忌贺长龄是长辈。当年左宗棠与陶澍联姻，曾国藩曾讥笑乱了辈分，现在当然不能自打嘴巴。曾国藩于是给几位老弟写信，要他们在长沙看到罗泽南时，先把这两层意思道破，他再择日写信通知罗泽南这门亲事不合适。曾国藩还说：黄、夏、贺三家虽都不能联姻，但他为纪泽定亲的心意还是比较迫切，家乡如有孝友书香人家，不妨细细挑选一家（《曾国藩全集·家书》）。

可能是别人做了工作，也可能是曾国藩反复考虑之后，觉得没有比贺家更合适的人家，总之两个月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逆转，不仅同意了这门亲事，而且写信要求家人细细访问罗泽南，如果贺家女儿确实敦厚持重，就赶紧张罗定下来。曾国藩还说：当年贺长龄无辜被罢官，我本可说上话，却胆小怕事，因而感到愧疚，如果能够联姻，也是弥补以往过错的好机会。再说贺家家风一直很好，他家女儿一定很贤淑，所以这门亲事一定尽快定下来，其他人家没必要再考虑了（《曾国藩全集·家书》）。

曾国藩突然悔婚

曾国藩的态度如此明确而坚定，家人自然按其要求，紧锣密鼓操办此事。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曾、贺两家正式订婚前夕，咸丰元年（1851）十月十二日曾国藩突然写来一信，说贺家女儿是小老婆生的，要悔婚：“纪泽与贺家的婚事，看闰八月父亲和国潢弟来信，知道定在十月订盟；看九月十四日国潢弟来信，知道改为正月订盟。这边有一点儿麻烦，不能不详细告知家中：凡儿女定亲，京师妇女最讲究对方是嫡出还是庶出，内人托人打听，知道贺家女儿是庶出，就非常不情愿。我屡屡劝说，嫡、庶有何区别，况且父亲大人已经欣喜地答应了这门亲事，怎能再有别的想法？但内人的意思是，做丈夫的先有嫌弃妻子是庶出的想法，做妻子的便会局促不安，日后情事错综复杂，不可不早作考虑。请诸位弟弟宛转禀明父母大人，此事还须斟酌，订盟之事暂且缓一缓。”

可能是担心家人怪他变来变去，尤其是怕父亲骂他耳朵软、没主见，同时也是为了打消家人担心纪泽找不到对象的顾虑，曾国藩接着又写道：“我之前写信回家，说纪泽的亲事请父亲大人做主，如今父亲大人十分欣喜地答应了贺家亲事，我却因为妇女俗见扰乱父亲主意，实在不合礼数。但是婚姻是百年之事，一定要先求得婆媳、夫妇相安，所以不得不将这层意思告诉父亲大人。你们到罗泽南那里，也可以将我这封信抄给他看，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意见。夏家泰的女儿，内人见她容貌端庄，精于女工，非常想让纪泽与她婚配。又有同乡陈奉曾的女儿，体貌极其富态，看上去就是福相，内人也想把她说给纪泽。如果与贺家的亲事真的不成，这两家中间一定要有成的，明年春天就可订盟，我尤其看中夏家女儿。”（《曾国藩全集·家书》）

曾国藩遭到父亲严厉训斥

此前曾国藩嫌弃常家幼女是庶出，跟家人说后并没有提出异议。然而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由于他的反复无常，父亲曾麟书这回一反常态，于十一月十一日亲自回信，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你如果要悔婚，不仅无颜面对已经死去的贺长龄，而且无颜回家见自己。这种用词是十分重的，可见曾老爷子是多么愤怒。

曾麟书一提笔就十分激动：“子女的婚事，概由父母做主，祖父母不敢与闻。你以前来信，要我在乡下为纪泽找淑女，我也不敢答应。贺长龄先生的女儿，是罗泽南做媒，你从前来信说一定要跟贺家结亲，刚好我在县上办事，罗泽南去省里提亲之前，特意到我住的地方，详细介绍了贺家女儿的情况，说其贤淑温柔，体格健壮，是个真淑女。贺夫人持家很严，如夫人（小妾）也是读书人家女儿，知书达礼，循规蹈矩。刘蓉从省里回来，我也向他了解情况，说法与罗泽南完全一致。你弟弟国华也见过这个女孩，我问究竟如何，他说如能娶为媳妇，异日格局可接祖母懿规。我才按照你的意思，决定跟贺家定亲。如今你又说贺女是小妾生的，婆婆以后必定会嫌弃，纪泽以后也会嫌弃，你不能驳斥和阻止这种谬论，不是粉饰掩盖自己的过错是什么！”

曾麟书越写越来气：“你小时候，做媒者不下十几人，我之所以不敢答应，是因为你祖父没有看中。你岳父欧阳凝祉先生想让女儿许配给你，你祖父十分高兴，你母亲却嫌人家年纪小、个子矮，又说他家穷，出不起嫁妆，但为了让你祖父高兴，我毅然定下这门亲事。你们结婚后，媳妇在家六年，与婆婆朝夕相处，并无芥蒂之嫌。纪泽一岁时，我送她们母子进京，四千余里路途，一路平安，是谁做到的？如今我为孙儿选定一个淑女，能因为她是小妾生的而嫌弃吗？！”

痛快淋漓发泄心中怒气的曾麟书根本收不住笔：“汉朝卫青连外婆家都没有，他的母亲小妾都不如，后来卫青成为名将，良家淑女谁不乐意嫁给他？近来陶澍与胡达源先生联姻，陶女是庶出，胡林翼是太守，谁听说过他嫌弃自己的夫人？胡林翼官声甚好，前途不可限量，他日夫贵妻荣，诰授夫人，庶出之女又是如何尊贵！你可以把这些事实告诉老婆和儿子，教育他们深明大义，不要纠缠无聊琐碎的细节。再说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你这个做丈夫和父亲的，究竟还有一丝权威没有？我家世泽本好，你要谨慎守护才对。况且你曾在信中说：如能跟贺家联姻，也可弥补以往过错，这才定下这门亲事。此事谁都知道，如今却以庶出不要人家，以后谁敢再上门提亲？贺氏固然难为情，你难道有面目见地下的贺长龄？你来信要我定贺女为孙媳，经过多方了解后，我决定择期订盟，你却突然变卦，难道有面目回家见我吗？！”

曾老爷子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已经失控，于是笔锋一转，不再训斥儿子：“庶出一事，先将它说出来，以后心中再不存此偏见，亦是好事。总之你是朝廷大臣，国家大事都能处理，难道不能明辨家庭是非，做出明白正确的决定吗！不多说了，你自己拿主意吧！”（钟叔河辑录、评点《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

曾国藩真诚悔过痛改前非

曾国藩接读此信时，脑袋肯定是蒙的，手足也会发软甚至颤抖。他绝对没有想到，一个乡下父亲，竟会如此不顾情面，痛斥一个二品京官儿子。他于是连续发出数信，表示此前嫌贺家女儿是庶出的想法极其错误，自己已经悔青了肠子，恳求各位老弟敬告父亲大人，仍然请他做主，让纪泽与贺女婚配，以成佳偶。他还说：贺氏门第高贵，恐怕听说我之前有那样的说法之后，会担心女儿将来嫁过来受气，或许因此不愿把女儿嫁给纪泽也说不定。如果真是如此，那就请国潢弟弟设法前往省城，委托罗泽南和刘蓉把我妻子的性情细细告诉贺家，务必祈求结成亲事，不要陷我于不孝之地（《曾国藩全集·家书》）。

曾国藩既已真诚悔过、痛改前非，曾麟书自然不再计较，咸丰二年（1852）正月二十三日他给儿子写信，表示“泽之亲事，一定对贺氏之女，佳偶天成，家之幸也，亦尔夫妇之福也”（钟叔河辑录、评点《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

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曾纪泽的婚事不仅定下来了，而且于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一日在长沙举行了婚礼。婚礼不在湘乡曾家而在长沙贺家举行，说是曾家曾经悔婚，贺家为挽回面子，要求举行一个招赘仪式，让曾纪泽在贺家住上七天，再将新娘娶回湘乡。曾国藩开头当然不会答应，后因自己被困在江西战场动弹不得，无法参加婚礼，也就不仅答应了贺家要求，而且在家书中特别叮嘱：“听说贺夫人博通经史，深明礼法。纪泽孩儿到了岳家，必须缄默寡言，循规蹈矩。应该行的礼节，须详细询问、熟习，不要到时候忙乱不堪，被岳母轻视、讥笑。少庚（即贺长龄之子贺吉甫，号少庚）那边，就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他。此外，如果见到各家同辈，应该格外谦虚谨慎，礼节上如见尊长一样。”（《曾国藩全集·家书》）。

然而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曾纪泽的原配夫人贺氏，一年后竟在湘乡乡下难产去世。曾纪泽后来续娶刘蓉女儿为妻，可能怕再好事多磨，没有对外张扬就定下来了，结果不仅实现了曾国藩想在家乡耕读人家找儿媳的愿望（刘蓉此时尚是地方绅士），而且曾纪泽也获得了幸福美满婚姻。订婚喜讯传到曾国荃耳中后，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溜溜，于是给其他兄弟写信说：“甲三（曾纪泽）订霞仙（刘蓉）之女为室，此事先无所闻，但闻有订彭筱房（彭洋中）一女之论，今忽订霞女，婚姻前定，吾辈皆叔公，贺喜得酒吃也！”（《曾国荃全集·家书》）

儿女婚事别人本来就不能多嘴多舌，父母也不能包办和干涉。包办和干涉越多，婚姻越不幸福。在曾纪泽一波三折的婚事上，这一点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眭达明，作家，历史学者。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4期）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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