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百年新蜀报》之一
《新蜀报》：重庆1920年代的红色报人（下）
今年2月1日，重庆乃至四川第一份现代新闻日报《新蜀报》创刊百年，这张由重庆民国地方军阀和士绅创办的百年老报，与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在作为全球现像的红色的二十年代，《新蜀报》报人、主笔之中，共产党人云集，阵容豪华，使其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作为开民智、促民生的现代都市报，《新蜀报》也见证并记录了重庆的都市化进程，其全部文本，属于民国重庆最重要的年代记实和乡邦文献。值《新蜀报》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百年之际，马拉专栏《翻开百年新蜀报》系列，将从报人、报社、新闻、言论、副刊、广告、发行人诸角度，全方位解读和打望一家报纸及其满城读者的百年沧桑。
1、 陈毅
陈毅
差不多跟陈毅在新蜀报期间《黄沙集》同时收获又散失的，还有他的革命女友胡兰畦。现在百度百科“陈毅辞条”除“别名：陈世俊，字仲弘；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主要成就：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代表作品：《陈毅诗词选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配偶：肖菊英、赖月明、张茜”的豪华简历之外，还有一个很接地气的“人物关系”表：“妻子：张茜；儿子：陈丹淮、陈小鲁、陈昊苏；女儿：陈珊珊；亲家母：楚青；好友：胡兰畦”
成都妹子胡兰畦是20世纪初开始在重庆活动的一代美女革命家。黄埔6期(黄埔军武汉分校女生队)毕业生，与后来成为抗日英雄的赵一曼、在广州起义牺牲的重庆巴县女杰游曦、红军女将胡筠，被誉为“黄埔四女杰”。抗战时在重庆，她和宋美龄等7位女性一起，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予将军军衔。
胡兰畦1922年借住在莲花池8号新蜀报宿舍，是巴县女学高小班国文、算术老师，已响应二女师八名女生的剪发行动。所以笔名“曲秋”的陈毅见到粉丝胡兰畦时，她已是一头短发，这是当时革命女青年的首要视觉标志。而1955年封帅的陈毅当时还叫陈仲弘，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周钦岳带着他来看我，他们两人都是由于参加留法爱国学生运动，被驱逐回国的。周不爱多说话，陈仲弘却爱讲故事，还喜欢写白话诗，多半是鼓励人为革命奋斗的。我记得有这么几句：‘小孩子，不要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跑。’他还爱讲劳工神圣呀，辩证法呀，反杜林呀等等。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但听他说这些革命理论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革命家。心情开朗平易近人，人们都很喜欢接近他。”
两人1922年在重庆结识后，1926年在武汉再见。“我们沿着长街走到黄鹤楼，先到一个茶馆每人泡了一碗茶，坐了下来。”说起彼此革命生涯中死里逃生的事情，陈毅“说话本来是很快的，现在却手里拿着茶碗盖子，在茶碗里一来一去地拨动浮起的茶叶……”，“这一天，我们的话简直说不完。一晃，已过了十二点，我们就在黄鹤楼的一家小饭铺吃饭。陈仲弘喜欢吃回锅肉和麻辣豆腐，我们就叫了这两个菜。”
仲弘作为四川人的茶饭习惯，兰畦写得好传神。黄鹤楼下，两人共订婚约：“他写信给他的父母，告诉了这个决定，并在信中说：‘我同她志同道合，同信仰，同工作。在几个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订了白首之约。”
战地黄花分外香，虽然两人之约最后也像陈毅那本新蜀报时期的《黄沙集》一样被岁月风干、吹散，但两人的名字还是先后出现在《新蜀报》上，在我眼里暗中呼应。1931年9月19日“《宋庆龄行踪 传已潜伏南洋 在槟榔屿休养》（国际社十七日上海电）确息，宋庆龄文（十二日）已乘船离沪赴南洋，系遵医嘱在槟榔屿休养数月后再留美，行时绝少知者，其女友胡兰畦定巧放洋继续赴美求学”；1946年2月5日“《临沂调处发现焦点 陈毅代表抵平请示》（中央社北平四日电）“新四军”参谋长陈士渠当日晨十时由济南起飞，当日正午在西郊机场降落，据陈氏表示：此次代表“新四军”军长来平，在与军事调处执行部请示解决鲁省问题之原则方针，预计在平勾留一周。”
你看，黄鹤楼之约五年以后，兰畦已是“国母”宋庆龄的女友；二十后，仲弘已是新四军军长。虽然当时中宣部控制的报刊，必须给“新四军”打个引号。
2、王白与
王白与
1949年12月1日，《新蜀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本报总经理王白与的新闻《国民党残杀政治犯 撤退时被囚的大半被害——本报总经理现下落不明》，一张报纸在寻找它的总经理，其生死未卜：“（本报讯）本报总经理王白与氏，前此被国民党西南长官公廨署第二处逮捕，曾经本报多方营救，未获释放，此次国民党撤退，残害大批爱国‘政治犯’，王氏下落不明，是否已经罹难，尚不可知。”
第二天，可怕的消息来了。《蒋匪的残酷暴行 杀害被俘“政治犯”二三百名 并浇洋油烧毁尸体企图灭迹——本报总经理王白与被害证实》：“（本报讯）在蒋匪恐怖的统治下，不知牺牲了若干坚贞卓绝的爱国‘政治犯’，本报总经理王白与，便是其中的一个。”
1949.12.1《新蜀报》报影 本报总经理王白与被害证实
新闻还交代了王白与被捕的原因。“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本报经理王白与，于前年赴泸，筹备成立本报上海分版未成，旋即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事打倒蒋政权运动，今年……回川康区工作……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抓去……曾受严酷电刑。”
新蜀报同人曾想方设法展开营救。“本报获悉王氏被捕消息，虽多方设法营救，迄无结果。匪首蒋介石来渝，本市几家民营报纸曾于联合招待其亲信陶希圣（蒋介石侍从秘书、《中央日报》总主笔、国民党权威理论家）、黄卓球（国民党少将，军报《扫荡报》总编、社长）时，由本报代表向陶黄两人正式提出质问。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对该报编辑主任顾建平（大公报重庆分社主任，后被营救出狱）被捕事，也X时提出，希望国民党能够改变作风，勿挝勿已甚，不料数月来讲，蒋政权更变本加厉，大事逮捕‘政治犯’，而且被逮捕的人，无不遭受非X考讯，身成残废的，为数颇多。
有幸逃生的同志证实了王白与牺牲的消息。“据脱险的‘政治犯’江载黎君说：蒋匪于总崩溃的前夕，（二十七）日,深夜曾把囚禁在瓷器口、杨公桥、渣滓洞两处二三百名政治犯，一并拖出来枪毙！黎君说：我便是在这一时期逃出来……被害的几百人当中，我认得明白的，有周均时、王白与、刘国祺（刘航琛之弟）……等，这些人有些是共产党，有些是民革同志，有些是民主人士，有些是进步的知识分子，据瓷器口的乡民说，二十七日晚，这些‘政治犯’被枪毙后，还临时在死者的尸体上浇上许多洋油，用火焚毁，以图灭迹。真是亘古少见的大血案，血债终须用血来偿还，日已暮，途已穷，蒋匪和其爪牙，特务头子往哪里逃？”
“11.27”惨案后来因长篇小说《红岩》的再现和宣传，已成重庆当代史上非常成熟的主流叙事之一，《新蜀报》这则消息则属于大众传媒最早的“11.27”特写。《新蜀报》当天所配社论《敬悼死难的爱国“政治犯”——并悼本报总经理王白与先生》，不失该社当年主笔陈毅、萧楚女、漆南薰一脉相承的文风。“这充分证明了蒋匪在如何任意屠杀优秀的中国人民。本报总经理王白与先生也不幸罹难，本报同仁得到这个凶讯，都悲痛地表示悼念，深感到王先生的牺牲，不仅在建设新中国的阵营中，损失了一员战士，且在本报的社务方面，失去了一位干练的领导人。这一连串的血债，我们要把它记在蒋匪的账上，记在国民党特务头子的账上，我们要紧紧牢记在心中，我们将来要和这些屠夫们算血账。”
王白与的名字出现在《新蜀报》，上一次还是在20年前，当时新蜀报为捍卫本报两名记者的采访权、言论权和人身名誉，与一位被革命者视为反动势力的国家主义派（具反共反苏倾向）女教师卷入一场诉讼大战。刚受聘新蜀报总编辑的王白与一马当先，从1929年6月16日开始，多次在新蜀报反复刊登《王白与启事》，以壮声势。“鄙执笔新蜀报以来，从未仗恃言论，开罪于人……白与一小记者耳，反对国家主义，不敢顾及生死，又何计乎得失。”
“不敢顾及生死，又何计乎得失”的精气神，也回荡在五年以后1934年其为《新蜀报》创刊四千号所写的《纪念词》中：“凡有关民族兴替、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莫不站在时代之前列，大声疾呼，至若武夫之专横独裁，党政之明争暗斗，政客之纵横捭阖，官吏之暴取横征，土劣之为虎作伥，凡此诸班怪状，足碍社会之进展者，即以纯客观态度，尽量指陈，不惧威胁，不受利诱，不避斧钺，痛加针砭。”
王白与是四川蓬安人，曾任刘湘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深得刘湘赏识，为其起草重要文电讲话稿。在“11.27”烈士谱系上，属于“民革川康五魂”板块。其1921年毕业于南充联合中学后，赴京求学，听说日本人图谋华夏，在我国窃绘的地图之精细，远超我国军事地图，就发愤考入北京陆军测量学堂，重测河山待后生。
1941年4月7日，重庆市财政局在《新蜀报》头版刊登土地测量员招收广告，志愿者到该局陕西街土地测量队应考，“每月薪金自一百八十元起”。此时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政府不知是为了扩大税收还是陪都因战时而大大扩展，都需重新测量河山；而革命的土地测量员王白与，早已在报纸的版面上下，测量着国家、时代和民主、自由之间的距离，最后以47岁的生命，测量了笔杆子和枪杆子之间的距离。
3、漆南薰
漆南熏
1950年1月15日，《新蜀报》上刊登了一则《清算“三.三一”血债 中法同学会昨发表宣言 并庆祝重庆市获得解放——本报总主笔漆南熏血案偿还可期》的报道。“本报总主笔漆南熏领导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压榨，当时系大会主席，不幸被刽子手王陵基等杀害，本报现任总编杨丙初也在跳城逃避身受重伤，现在仍有残疾。”
1950.1.15《新蜀报》报影 本报主笔漆南熏血债偿还可期
铁打的周钦岳，流水的主笔。周钦岳记得，他先后送走陈毅、萧楚女两任主笔后，经友人介绍，电聘上海一枚重庆江津籍日系海龟入伙——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漆南薰（亦作“熏”），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得意门生，刚回国在上海政法大学任教。漆南薰“于一九二五年秋携眷回渝，即住邻近新蜀报临街的一栋小楼，有二女一男, 全家五人。他任主笔约一年半的时间，卓著辛劳，仍同楚女同志一样，每日一篇社论。他著有《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等。他在新蜀报的文章内容，大都侧重反帝斗争，使广大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大有帮助。”
重庆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袁佳红参与过王志昆等主编的《漆南薰文集》编辑工作，她深知这位经济学家当时经济条件不好。“1925年10月10号，漆南薰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又名《帝国主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30万字，自费出版，不到一个月就卖完了，11月10号再版，精装1元4角，纸面1元。书虽然卖得很好，但漆南薰的生活还是很窘迫。所以1925年底，一接到周钦岳的电报，他就从上海回来了。”
《漆南熏遗著选编》书影
最厉害的言论，莫过于对军阀的抨击——笔杆子和枪杆子叫板。袁佳红说：“目前所能看见漆南薰在《新蜀报》上的文章，第一篇是1926年3月17号写的《归川所见——军械的世界，鸦片烟的世界，老百姓要死完》；最后一篇是1927年1月16号《我之所望于省党部者》，不到一年，总共写了49篇，这些还应该不包括他每天写的社论、时评。据其后人统计，从1925年秋到1927年3月31号牺牲，不到两年时间，漆南薰宣传革命，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一篇社论或时评，此外还写了大约三百篇文章，近百万字。”
漆南薰曾兼任国民革命军20军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身在军中，影响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军官，这是非常犯忌的。周钦岳说：“不幸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由党所领导的反对英美炮击南京事件的万人大会主席台上，当场被军阀密布四周的便衣暴徒枪杀，割舌拔牙，弃尸荒郊。革命群众死伤达六七百人，白色恐怖, 笼罩全城，即震惊全国的重庆‘三· 三一’惨案, 而屠杀主犯实即蒋介石。我于惨案发生的翌日，化装出逃至汉口，经理宋南轩亦潜离重庆，新蜀报至此陷人极大厄运，社务处于低沉苦闷之中，幸由留社同人勉支难局，熬度岁月，使新蜀报得以继续前进。”
任白戈当时在重庆共青团地委搞宣传工作，也在大会主席台上，枪响死人之后，他回忆到“我是从城墙上跳下去的”。在回忆录中，他对周钦岳、漆南薰的评价都有点复杂。“我记得是‘三·三一’惨案前，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大肆污蔑，我们就正式用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名义各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四川日报》登了，《新蜀报》没有登。周钦岳在《新蜀报》当编辑，但当不了家。漆南勋（薰）是个国民党左派，但胆小，摇摆不定。”
但正是这位可能曾经“胆小，摇摆不定”的一流经济学家，在周钦岳眼中，勇于“参加各种革命群众大会，常被推为总主席，坚持斗争。他虽非党员，但在党的领导下，倾心革命，积极地勇敢地执行党所交给的任务，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1949年12月4日，《新蜀报》开始整版连载陈伯达1946年的政治黑幕畅销书《中国四大家族》，主题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绑架和垄断中国政治、经济，抗战大发国难财，其视角和文风，跟21年前1925年漆南薰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个路数。
漆南薰终年35岁。在“三.三一”惨案现场，最后看到漆南薰的同志，是1925年由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入党的重庆中法大学教务主任萧华清（1949年后曾任重庆市第一届文教局长、教育局长）。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天枪响之前，场内场外人声嘈杂，秩序有些动荡起来。“这时，《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新蜀报》主笔漆南薰(字树藜)从场口进来了，我们正相对地笑着点头招呼。”
萧华清的女儿肖鸣锵和孙女崔健（跟《一无所有》那位同名同姓），是《重庆日报》两代著名女记者，父亲和外公传下来的这点事，既是重庆的城事，也是他们的家事。今年5月月20日网上情人节那天，崔健和她所在的党支部，来到重庆早期党组织诞生地、培育干部摇篮的中法学校旧址过组织生活，她给大家讲起了这件事。“‘三.三一’惨案前一天，有人送信给我外公说，明天的会恐怕凶多吉少，劝他不要去参加。外公心头想的是：‘怕什么？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参考资料：李畅培《笔枪舌剑意纵横——萧楚女在<新蜀报>》、庞佑玙《长流浩气养神州——王白与烈士传略》，特此致谢。
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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