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百年新蜀报》之一
《新蜀报》:重庆1920年代的红色报人(下)
今年2月1日,重庆乃至四川第一份现代新闻日报《新蜀报》创刊百年,这张由重庆民国地方军阀和士绅创办的百年老报,与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在作为全球现像的红色的二十年代,《新蜀报》报人、主笔之中,共产党人云集,阵容豪华,使其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作为开民智、促民生的现代都市报,《新蜀报》也见证并记录了重庆的都市化进程,其全部文本,属于民国重庆最重要的年代记实和乡邦文献。值《新蜀报》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百年之际,马拉专栏《翻开百年新蜀报》系列,将从报人、报社、新闻、言论、副刊、广告、发行人诸角度,全方位解读和打望一家报纸及其满城读者的百年沧桑。
1、 陈毅
陈毅
差不多跟陈毅在新蜀报期间《黄沙集》同时收获又散失的,还有他的革命女友胡兰畦。现在百度百科“陈毅辞条”除“别名:陈世俊,字仲弘;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主要成就: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代表作品:《陈毅诗词选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配偶:肖菊英、赖月明、张茜”的豪华简历之外,还有一个很接地气的“人物关系”表:“妻子:张茜;儿子:陈丹淮、陈小鲁、陈昊苏;女儿:陈珊珊;亲家母:楚青;好友:胡兰畦”
成都妹子胡兰畦是20世纪初开始在重庆活动的一代美女革命家。黄埔6期(黄埔军武汉分校女生队)毕业生,与后来成为抗日英雄的赵一曼、在广州起义牺牲的重庆巴县女杰游曦、红军女将胡筠,被誉为“黄埔四女杰”。抗战时在重庆,她和宋美龄等7位女性一起,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予将军军衔。
胡兰畦1922年借住在莲花池8号新蜀报宿舍,是巴县女学高小班国文、算术老师,已响应二女师八名女生的剪发行动。所以笔名“曲秋”的陈毅见到粉丝胡兰畦时,她已是一头短发,这是当时革命女青年的首要视觉标志。而1955年封帅的陈毅当时还叫陈仲弘,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周钦岳带着他来看我,他们两人都是由于参加留法爱国学生运动,被驱逐回国的。周不爱多说话,陈仲弘却爱讲故事,还喜欢写白话诗,多半是鼓励人为革命奋斗的。我记得有这么几句:‘小孩子,不要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跑。’他还爱讲劳工神圣呀,辩证法呀,反杜林呀等等。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但听他说这些革命理论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革命家。心情开朗平易近人,人们都很喜欢接近他。”
两人1922年在重庆结识后,1926年在武汉再见。“我们沿着长街走到黄鹤楼,先到一个茶馆每人泡了一碗茶,坐了下来。”说起彼此革命生涯中死里逃生的事情,陈毅“说话本来是很快的,现在却手里拿着茶碗盖子,在茶碗里一来一去地拨动浮起的茶叶……”,“这一天,我们的话简直说不完。一晃,已过了十二点,我们就在黄鹤楼的一家小饭铺吃饭。陈仲弘喜欢吃回锅肉和麻辣豆腐,我们就叫了这两个菜。”
仲弘作为四川人的茶饭习惯,兰畦写得好传神。黄鹤楼下,两人共订婚约:“他写信给他的父母,告诉了这个决定,并在信中说:‘我同她志同道合,同信仰,同工作。在几个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订了白首之约。”
战地黄花分外香,虽然两人之约最后也像陈毅那本新蜀报时期的《黄沙集》一样被岁月风干、吹散,但两人的名字还是先后出现在《新蜀报》上,在我眼里暗中呼应。1931年9月19日“《宋庆龄行踪 传已潜伏南洋 在槟榔屿休养》(国际社十七日上海电)确息,宋庆龄文(十二日)已乘船离沪赴南洋,系遵医嘱在槟榔屿休养数月后再留美,行时绝少知者,其女友胡兰畦定巧放洋继续赴美求学”;1946年2月5日“《临沂调处发现焦点 陈毅代表抵平请示》(中央社北平四日电)“新四军”参谋长陈士渠当日晨十时由济南起飞,当日正午在西郊机场降落,据陈氏表示:此次代表“新四军”军长来平,在与军事调处执行部请示解决鲁省问题之原则方针,预计在平勾留一周。”
你看,黄鹤楼之约五年以后,兰畦已是“国母”宋庆龄的女友;二十后,仲弘已是新四军军长。虽然当时中宣部控制的报刊,必须给“新四军”打个引号。
2、王白与
王白与
1949年12月1日,《新蜀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本报总经理王白与的新闻《国民党残杀政治犯 撤退时被囚的大半被害——本报总经理现下落不明》,一张报纸在寻找它的总经理,其生死未卜:“(本报讯)本报总经理王白与氏,前此被国民党西南长官公廨署第二处逮捕,曾经本报多方营救,未获释放,此次国民党撤退,残害大批爱国‘政治犯’,王氏下落不明,是否已经罹难,尚不可知。”
第二天,可怕的消息来了。《蒋匪的残酷暴行 杀害被俘“政治犯”二三百名 并浇洋油烧毁尸体企图灭迹——本报总经理王白与被害证实》:“(本报讯)在蒋匪恐怖的统治下,不知牺牲了若干坚贞卓绝的爱国‘政治犯’,本报总经理王白与,便是其中的一个。”
1949.12.1《新蜀报》报影 本报总经理王白与被害证实
新闻还交代了王白与被捕的原因。“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本报经理王白与,于前年赴泸,筹备成立本报上海分版未成,旋即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事打倒蒋政权运动,今年……回川康区工作……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抓去……曾受严酷电刑。”
新蜀报同人曾想方设法展开营救。“本报获悉王氏被捕消息,虽多方设法营救,迄无结果。匪首蒋介石来渝,本市几家民营报纸曾于联合招待其亲信陶希圣(蒋介石侍从秘书、《中央日报》总主笔、国民党权威理论家)、黄卓球(国民党少将,军报《扫荡报》总编、社长)时,由本报代表向陶黄两人正式提出质问。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对该报编辑主任顾建平(大公报重庆分社主任,后被营救出狱)被捕事,也X时提出,希望国民党能够改变作风,勿挝勿已甚,不料数月来讲,蒋政权更变本加厉,大事逮捕‘政治犯’,而且被逮捕的人,无不遭受非X考讯,身成残废的,为数颇多。
有幸逃生的同志证实了王白与牺牲的消息。“据脱险的‘政治犯’江载黎君说:蒋匪于总崩溃的前夕,(二十七)日,深夜曾把囚禁在瓷器口、杨公桥、渣滓洞两处二三百名政治犯,一并拖出来枪毙!黎君说:我便是在这一时期逃出来……被害的几百人当中,我认得明白的,有周均时、王白与、刘国祺(刘航琛之弟)……等,这些人有些是共产党,有些是民革同志,有些是民主人士,有些是进步的知识分子,据瓷器口的乡民说,二十七日晚,这些‘政治犯’被枪毙后,还临时在死者的尸体上浇上许多洋油,用火焚毁,以图灭迹。真是亘古少见的大血案,血债终须用血来偿还,日已暮,途已穷,蒋匪和其爪牙,特务头子往哪里逃?”
“11.27”惨案后来因长篇小说《红岩》的再现和宣传,已成重庆当代史上非常成熟的主流叙事之一,《新蜀报》这则消息则属于大众传媒最早的“11.27”特写。《新蜀报》当天所配社论《敬悼死难的爱国“政治犯”——并悼本报总经理王白与先生》,不失该社当年主笔陈毅、萧楚女、漆南薰一脉相承的文风。“这充分证明了蒋匪在如何任意屠杀优秀的中国人民。本报总经理王白与先生也不幸罹难,本报同仁得到这个凶讯,都悲痛地表示悼念,深感到王先生的牺牲,不仅在建设新中国的阵营中,损失了一员战士,且在本报的社务方面,失去了一位干练的领导人。这一连串的血债,我们要把它记在蒋匪的账上,记在国民党特务头子的账上,我们要紧紧牢记在心中,我们将来要和这些屠夫们算血账。”
王白与的名字出现在《新蜀报》,上一次还是在20年前,当时新蜀报为捍卫本报两名记者的采访权、言论权和人身名誉,与一位被革命者视为反动势力的国家主义派(具反共反苏倾向)女教师卷入一场诉讼大战。刚受聘新蜀报总编辑的王白与一马当先,从1929年6月16日开始,多次在新蜀报反复刊登《王白与启事》,以壮声势。“鄙执笔新蜀报以来,从未仗恃言论,开罪于人……白与一小记者耳,反对国家主义,不敢顾及生死,又何计乎得失。”
“不敢顾及生死,又何计乎得失”的精气神,也回荡在五年以后1934年其为《新蜀报》创刊四千号所写的《纪念词》中:“凡有关民族兴替、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莫不站在时代之前列,大声疾呼,至若武夫之专横独裁,党政之明争暗斗,政客之纵横捭阖,官吏之暴取横征,土劣之为虎作伥,凡此诸班怪状,足碍社会之进展者,即以纯客观态度,尽量指陈,不惧威胁,不受利诱,不避斧钺,痛加针砭。”
王白与是四川蓬安人,曾任刘湘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深得刘湘赏识,为其起草重要文电讲话稿。在“11.27”烈士谱系上,属于“民革川康五魂”板块。其1921年毕业于南充联合中学后,赴京求学,听说日本人图谋华夏,在我国窃绘的地图之精细,远超我国军事地图,就发愤考入北京陆军测量学堂,重测河山待后生。
1941年4月7日,重庆市财政局在《新蜀报》头版刊登土地测量员招收广告,志愿者到该局陕西街土地测量队应考,“每月薪金自一百八十元起”。此时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政府不知是为了扩大税收还是陪都因战时而大大扩展,都需重新测量河山;而革命的土地测量员王白与,早已在报纸的版面上下,测量着国家、时代和民主、自由之间的距离,最后以47岁的生命,测量了笔杆子和枪杆子之间的距离。
3、漆南薰
漆南熏
1950年1月15日,《新蜀报》上刊登了一则《清算“三.三一”血债 中法同学会昨发表宣言 并庆祝重庆市获得解放——本报总主笔漆南熏血案偿还可期》的报道。“本报总主笔漆南熏领导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压榨,当时系大会主席,不幸被刽子手王陵基等杀害,本报现任总编杨丙初也在跳城逃避身受重伤,现在仍有残疾。”
1950.1.15《新蜀报》报影 本报主笔漆南熏血债偿还可期
铁打的周钦岳,流水的主笔。周钦岳记得,他先后送走陈毅、萧楚女两任主笔后,经友人介绍,电聘上海一枚重庆江津籍日系海龟入伙——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漆南薰(亦作“熏”),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得意门生,刚回国在上海政法大学任教。漆南薰“于一九二五年秋携眷回渝,即住邻近新蜀报临街的一栋小楼,有二女一男, 全家五人。他任主笔约一年半的时间,卓著辛劳,仍同楚女同志一样,每日一篇社论。他著有《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等。他在新蜀报的文章内容,大都侧重反帝斗争,使广大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大有帮助。”
重庆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袁佳红参与过王志昆等主编的《漆南薰文集》编辑工作,她深知这位经济学家当时经济条件不好。“1925年10月10号,漆南薰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又名《帝国主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30万字,自费出版,不到一个月就卖完了,11月10号再版,精装1元4角,纸面1元。书虽然卖得很好,但漆南薰的生活还是很窘迫。所以1925年底,一接到周钦岳的电报,他就从上海回来了。”
《漆南熏遗著选编》书影
最厉害的言论,莫过于对军阀的抨击——笔杆子和枪杆子叫板。袁佳红说:“目前所能看见漆南薰在《新蜀报》上的文章,第一篇是1926年3月17号写的《归川所见——军械的世界,鸦片烟的世界,老百姓要死完》;最后一篇是1927年1月16号《我之所望于省党部者》,不到一年,总共写了49篇,这些还应该不包括他每天写的社论、时评。据其后人统计,从1925年秋到1927年3月31号牺牲,不到两年时间,漆南薰宣传革命,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一篇社论或时评,此外还写了大约三百篇文章,近百万字。”
漆南薰曾兼任国民革命军20军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身在军中,影响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军官,这是非常犯忌的。周钦岳说:“不幸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由党所领导的反对英美炮击南京事件的万人大会主席台上,当场被军阀密布四周的便衣暴徒枪杀,割舌拔牙,弃尸荒郊。革命群众死伤达六七百人,白色恐怖, 笼罩全城,即震惊全国的重庆‘三· 三一’惨案, 而屠杀主犯实即蒋介石。我于惨案发生的翌日,化装出逃至汉口,经理宋南轩亦潜离重庆,新蜀报至此陷人极大厄运,社务处于低沉苦闷之中,幸由留社同人勉支难局,熬度岁月,使新蜀报得以继续前进。”
任白戈当时在重庆共青团地委搞宣传工作,也在大会主席台上,枪响死人之后,他回忆到“我是从城墙上跳下去的”。在回忆录中,他对周钦岳、漆南薰的评价都有点复杂。“我记得是‘三·三一’惨案前,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大肆污蔑,我们就正式用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名义各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四川日报》登了,《新蜀报》没有登。周钦岳在《新蜀报》当编辑,但当不了家。漆南勋(薰)是个国民党左派,但胆小,摇摆不定。”
但正是这位可能曾经“胆小,摇摆不定”的一流经济学家,在周钦岳眼中,勇于“参加各种革命群众大会,常被推为总主席,坚持斗争。他虽非党员,但在党的领导下,倾心革命,积极地勇敢地执行党所交给的任务,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1949年12月4日,《新蜀报》开始整版连载陈伯达1946年的政治黑幕畅销书《中国四大家族》,主题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绑架和垄断中国政治、经济,抗战大发国难财,其视角和文风,跟21年前1925年漆南薰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个路数。
漆南薰终年35岁。在“三.三一”惨案现场,最后看到漆南薰的同志,是1925年由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入党的重庆中法大学教务主任萧华清(1949年后曾任重庆市第一届文教局长、教育局长)。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天枪响之前,场内场外人声嘈杂,秩序有些动荡起来。“这时,《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新蜀报》主笔漆南薰(字树藜)从场口进来了,我们正相对地笑着点头招呼。”
萧华清的女儿肖鸣锵和孙女崔健(跟《一无所有》那位同名同姓),是《重庆日报》两代著名女记者,父亲和外公传下来的这点事,既是重庆的城事,也是他们的家事。今年5月月20日网上情人节那天,崔健和她所在的党支部,来到重庆早期党组织诞生地、培育干部摇篮的中法学校旧址过组织生活,她给大家讲起了这件事。“‘三.三一’惨案前一天,有人送信给我外公说,明天的会恐怕凶多吉少,劝他不要去参加。外公心头想的是:‘怕什么?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参考资料:李畅培《笔枪舌剑意纵横——萧楚女在<新蜀报>》、庞佑玙《长流浩气养神州——王白与烈士传略》,特此致谢。
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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