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一直想方设法治理水患。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但除此之外，古人还有哪些治水经验？是否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让我们跟着专家一起学点历史知识。
监测汛情
白鹤梁——世界最早的水文站
作为防汛“前哨”，水文站在防汛防洪中意义重大。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河流水文信息的观测分析。《尚书·禹贡》有记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人们已经意识到，在行政区划划定、城市选址时，应考虑地表水文情势。
春秋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官方性质的水位观测机制，官员们运用这种机制来防范洪涝灾害。
秦国蜀郡太守在都江堰立了3个石人于水中观测水位，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个部位来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为下游防洪提供预警信息。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历朝历代都注重在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加强汛情通报工作。古代观测江河水位的形式和方法，较多的是在江岸、河中的岩石上题刻标记，记录多年一遇的洪水或枯水水位，重庆的白鹤梁就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水文站。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2米到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有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位置高度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石鱼
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白鹤粱“石鱼”记录了自公元764年后断断续续72个年份的枯水信息，共刻有163则题记。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宋代，吴江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前者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后者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此外，水则碑还记录了历年最高洪水水位。由此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
防洪法规
《河防令》——我国早期防洪法规
我国古代制定过许多防洪法规，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两宋时期，金泰和二年（1202年）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为了保障黄河和海河流域防洪安全，《河防令》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要求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布实施，不但对当时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洪水预警
“水报”“羊报”——水陆疾驰传递汛情
防汛的第一环节是早知早报，让下游提前防范，以减轻灾害。在电报未传入我国之前，最快的信息传递就是驿马日行六百里加急。
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致河水陡涨时，报讯的官员就将预警信息写在黄绢上，派人骑马急送下游，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员。
这种“水报”属于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的县都备有良马，还安排视力好的人在高处观望，一旦看见有人骑马奔来，便立刻通知马夫接应，再逐县传送信息。
当时，有骑马传“水报”的人一昼夜疾驰五百多里，这个过程中朝廷还特别规定，马在危急时踩伤人可以免于责任。因此，家家户户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的人，大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报告洪水预警还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叫“羊报”。据历史记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设施，一根竖立在河流中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痕迹。当测得险情时，负责报信的人便迅速带着干粮，坐上“羊舟”（类似今天的羊皮筏），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顺流而下，在不同河段投掷写有预警信息的“水签”。下游的人在缓流处接应，根据相关信息，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各项准备。
“羊舟”类似今天的羊皮筏 ，执行“羊报”可谓九死一生
执行“羊报”可谓九死一生，随波逐流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变幻莫测的河水和天气，还可能饿死、撞死。
在元代，除了陆站、水站外，还设有轿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设有狗站，利用训练有素的狗来报告洪水预警信息。
城市防洪
筑墙挖沟——堵与疏的合理应用
城市防洪在古代备受关注，《管子·乘马》对城市选址与防洪减灾有很好的论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也就是说，都城选址首先应避开洪涝灾害频发的地区。同时，建好城池后，还要“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管子·度地》）。因此，筑城墙成了古人防御洪水的重要方法。
安徽中部的寿县古城三面环水，从高空俯瞰宛如一座“水上之城”，为解决防洪问题，当地在筑城墙时花了不少心思。
安徽寿县古城
寿县古城呈方形，城门四座，各门内都有瓮城一座，门洞内皆为砖石券顶结构。城墙用土夯筑，外侧砌砖，下为石基，高有8米多，顶宽6米。古城的西门和北门，内外门不在一条线上，内外门道呈90度直角，西门的外门向北，北门的外门向西。这种巧妙的设计，除了军事防御上的考虑，最重要作用就是防洪。如果洪水冲破外门进入瓮城，会因为这种设计转变为涡流，从而减小对内门的冲击力。
为了有效排泄城内积水，当时的人还在城墙根上挖了3个涵洞（现存2个）。这些涵洞由月坝和涵道构成。涵道位于城墙下约0.8米的地方，长约50米，两头分别连接城内城外，中间设有涵口。
涵口之上筑有月坝，月坝与城墙等高，这样既能帮助排水，又能防止洪水倒灌。更了不起的是，这一水利工程沿用至今。
此外，开挖沟渠也是城市防洪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江西赣州有一套始建于宋代的高效排水系统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叫“福寿沟”。赣州古城依水而建，自唐代以来，洪涝连年不断。“福寿沟”在建造上采用明沟和暗渠结合的方式。明沟在地面，暗渠在地下。
明沟与赣州城区的凤凰池、金鱼池、嘶马池等数十口池塘相连。遇到大雨时，这些池塘能够调节水流，减轻排水压力。池塘与明沟还可以种植水生植物或养鱼，为百姓增收。
赣州古城的防汛“神器”还有“水窗”，即排水口的阀门。为了防止江水倒灌，“水窗”采用了特别设计：当江水水位高于排水口的阀门位置时，江水之力会自然将阀门关闭；当江水水位低于阀门位置时，城内积水会将阀门冲开，顺利排水。
防汛“神器”
埽工、植柳——取材自然固堤护岸
1.埽工
埽工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在护岸、堵口、截流、筑坝等工程中常用的水工建筑构件，用料包括柳梢、芦苇、秸秆和土、碎石等。
埽的示意图
埽工技术起源较早，先秦时期就有类似的建筑，宋代已普遍应用在黄河治理工作中。我国不同时期建造埽工的材料和方法有所不同，最为成熟的是宋代的卷埽法。根据《宋史·河渠志》，我们为大家简单介绍埽和埽岸的建造方法：
选地。先选择一处宽平的堤面作为埽场。
铺料。沿地面密铺草绳，草绳上再铺芦苇一类的软料，在软料上面压一层掺有碎石的土，再将大竹索横贯其间。
卷捆。将逐层铺好的埽料卷好后捆起来，并用较粗的苇绳拴住两头，做成埽捆。
就位。将埽捆运到堤身薄弱的地方，将其推下河，并用小竹索系在堤岸的柱子上，又在埽上打进长木桩，直戳地下，把埽固定起来。
经过这几步，埽岸就建成了。
埽工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就地取材，制作较快，能在短时间内建成庞然大物，便于应急，而且柳梢、芦苇、秸秆等软料具有柔韧性，可以缓流留淤，所以常用于黄河等多泥沙河流的护岸、堵口等，在临时抢险及堵口截流中也特别有效。当然，埽工也存在一些缺点，如体轻易浮，材料易腐朽，需要经常修理更换，维护费用高。现代黄河上的埽工已逐渐被土石工和混凝土工取代了。
2.植柳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在河堤上种植柳树可以固堤护岸，防御洪水。《管子·度地》中记载：“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这说明先秦时期，我国就开始使用这种方法了。
隋代以后，河堤植柳开始广泛推广，《开河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大业中，开汴渠，两堤上栽垂柳。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植之。”到了宋代，河堤植柳更是被写入国家法律中。
明代，植柳防洪的方法更加成熟，甚至有人总结出“植柳六法”，这个人就是黄河治理专家刘天和。当时，黄河经常泛滥，嘉靖初年更为频繁，接连几位大臣治理无功。嘉靖十三年（1534年），刘天和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管理河道。运河要借黄河水源，但河道淤塞，漕运阻隔。刘天和深入调查发现，河南堤岸无一牢固。筑堤虽不是治水的理想方案，但当时还是要靠筑黄河北岸之堤，以保障漕运。那么，如何加固河堤呢？刘天和便借鉴历史，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的“植柳六法”。
这些方法实质上是一种积极的水土保持措施。由于柳树根系长且密，其深扎堤内，交织成网，可固定河槽，控制水流。河岸植柳也是生态防洪工程，因此被认为是“用力甚简，而收效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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