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的野心和梦碎
“你是博士吗?”? 谈话过程中,于女士随口问了一句,张民弢没吭声。
学历是他难以解释和释怀的痛,每次被提及,他总是闪烁其辞,实在绕不过的,干脆闭口不言。在深一度记者的追问下,他承认自己履历中有杜撰的成分,却说“这都是媒体采访我朋友时,他们杜撰的。”后来又解释,履历中杜撰的部分,只是为了生存需要,不得已而为之。
他还记得2013年,他刚开始办培训班那会儿,家长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什么学历的”,学历不高,就招不到学生。
那是他办学最窘迫的时候。一学期一千块都没人来。他只能不断地给履历增加砝码,“家长不认你的才学,他们只认学历。”
他将这失意归因于体制问题和个人的清高——“要是不苟且,大概活得会更顺利一些。”
他相信自己有真才实学,怀着一种悲壮的、自我感动式的激愤来描述自己的怀才不遇——“辜负胸中万卷书”,他在博客中写道。
他向记者提起一件往事:在北大蹭课时,他上过一门类似“语言学比较”的课程,“老师问大家,为什么选择这门课,有的说是陪对象来的,有的说学分好修,反正没有一个是真正想学这门课的。” 这种学习的态度让他不满,在朋友圈里他写道,“蹭课生可以开研究所,正经北大生只能去卖猪肉”。
研究所终究没开成,研究了多年人工智能语言,也没获得学术界的认可。结婚之后,他和妻子定居商丘,女儿出生后,他再没提起科研。“我一辈子最有创造性思维的年纪,就是二十来岁。”
或许正是这样的往昔,让他格外有紧迫感。让他觉得“读博到了30岁,就要结婚生子,一个女孩子一事无成”。
但他又觉得,“读不到博士,不算人才”,他希望女儿能顺着既定道路走下去,延续自己的科研生命。于是他给女儿规划:三年后大专毕业,继续在商丘读专升本,15岁本科毕业读研究生,“如果到时候能拿全奖,我不反对她出去读书”,然后一路读到博士。
在朋友圈,他难掩对中国教育的不屑:“通过高考上个大专比自考容易,早学专业更容易有造诣,然后争取拿全奖到美国读研或读博,然后技术移民,然后中国的大学就会哈巴狗似的请您回来做专家了”
他把自己比作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当然,于连那种取得成功的途径我是不认同的,我只是出身跟他一样。”他强调。未完成逆袭,使得他身上有着强烈的阶层归属感,他在朋友圈里发布信息:以后我找女婿或儿媳妇,必须是20岁以前拿到博士学位,信奉儒家思想的贫穷家的孩子。
“我家孩子是要20岁以前拿博士学位的,找对象也不能比咱们差。”他说,“至于(为什么)必须是穷人家的孩子,是我感觉那些有钱家的孩子都有一些坏毛病,不会奋斗,不节俭。”
儒家思想是他的底线和出发点。对于儒家思想价值观的贯彻,甚至强烈过了科研的重要性,他告诉记者,如果易文在学习过程中找到其他兴趣,“可以不搞科研,但思想上一定要信奉儒家。”
“(他)有点像个酸秀才,女儿还是不错的。”一位家长这样评价。
张民弢把自己比作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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