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客户端消息，“除了狗，我全家都被感染了。”首位感染新冠病毒的新闻工作者、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敖慕麟的经历让不少人都很揪心，担心他和家人的情况。

3月6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联系到敖慕麟，他为记者介绍了自己的近况以及他在抗疫报道中经历的故事。

在武汉街头报道的敖慕麟 敖慕麟供图

敖慕麟家的小狗，一直在家中陪伴他 敖慕麟供图

爸爸已经用上了血浆，但人还在ICU

2月19日，敖慕麟在微博发表了求助信息：求助，本人敖慕麟，父亲敖醒吾在封城初期陪同我在前线采访，报道武汉应对疫情相关情况。父亲不幸罹患新冠肺炎，目前病情危重，在金银潭医院ICU抢救，现急需新冠肺炎病愈者 O型 RH阳性 血浆，恳请爱心人士捐血。  

微博发出后，很多媒体和微博大v进行了转发，演员姚晨也在自己的微博进行了转发。 

2月20日，敖慕麟在微博写道，血浆已解决，叩谢各位帮助。 

“现在爸爸还在ICU继续治疗。”敖慕麟对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说，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血浆还是需要医护人员来协调调配，爸爸已经用上了康复患者的血浆，不过还没有出ICU,需要继续治疗。现在他和妈妈已经康复了，在家中继续修养，等待爸爸康复。 

敖慕麟的爸爸在感染新冠病毒前，是在敖慕麟的报道小分队中帮助他开车。 

疫情爆发时，敖慕麟正在家乡武汉，在他的一篇自述报道中他说：“其实我在2016年已经离开凤凰卫视了，这次武汉封城以后，是前同事联系我，希望我可以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协助他们做一些武汉市面的现场报道。武汉封城后的前两天，都是我自己拿着自拍杆、手机，一个人在街上完成报道。之后几经周折，我联络到一位摄影师刘亦农，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报道小分队：我负责采访出镜，阿农负责摄影，我爸帮我开车。” 

就这样，父亲陪着敖慕麟一起，记录了武汉封城之初的市面交通和生活的状况。

在特约记者这个身份之外，敖慕麟只是个普通的武汉市民，仅有的外出防护装备就只有口罩，他在选定采访地点时非常谨慎，不去医院，尽量选择人流不太密集、比较通风的地方，工作回家后第一时间进行全身消毒。然而即便是这样，没想到还是感染了。 

1月26日，他感觉身体特别冷，也感觉有点累。当晚，母亲有一点发热，体温计测体温发现超过了37度。他马上警觉起来，让母亲先服用了一些退烧药，回房间进行休息。1月27日晚上，敖慕麟也出现了发烧症状。 

当时武汉市的前线医疗资源非常紧张，任何一间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处于爆满状态，所以他们不敢贸然去医院，打算先自我在家隔离，一日三餐由父亲负责。

可是1月28号左右，敖慕麟的父亲也开始发热，并伴有肌肉酸痛和全身乏力等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这时的他开始非常担心，也无法判断，接下来的病情会如何发展？一家人会怎么样？ 

对于如何感染、在哪里感染，敖慕麟没有任何头绪，他试图回想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但始终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它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不完全清楚它的传播途径。” 

艰难住院路，多方求助终于确诊 

父亲的情况比较严重，敖慕麟想作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他想起之前采访中曾经报道过，为了缓解前线的医疗压力，武汉发动社区卫生院对发热市民进行筛查，如发现有新冠肺炎疑似或严重病例，才会转诊到上一级的定点医院进行收治。 

1月29日早上，敖慕麟一家开车到了街道的卫生院做检查。不过由于街道卫生院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们在这里只拍了X光，做了血常规的检测，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显示三人血常规的指标存在异常，他和母亲的问题稍微轻一点，医生要求父亲必须作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按照标准的流程，父亲应该由街道卫生院安排，统一组织转送到定点医院接受诊治。但医生说，医院转运的交通工具是120，因为运力不足，如果要等，起码4小时。 

敖慕麟在社区开了点药又到药店买了一些药，先和家人一起回家了，在不断打听下，他了解到，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可以做CT，人也不多。当天晚上他们开车从汉口赶到武昌区做检查。 

在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CT的结果显示，他们一家三口肺部都有感染，父母是双肺感染，敖慕麟是单肺感染。但这里没有床位，没办法收治。一家人只能按照医生开的处方去买药、去吃药，按照医嘱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也就是2月1日，他们到医院复诊时，显示他和父亲的感染面积仍在扩大，医生还是要求父亲马上住院，但仍然没有床位，最后只能够接受输液治疗。 

眼看父亲身体越来越虚弱，敖慕麟只能尝试找原来的同事和朋友，讲自己的经历和情况，看能不能找到相关资源可以让父亲住进医院。 

“从2月1日当晚8点开始一直到半夜，我的求助信息一直被不同的人在朋友圈转发：有朋友、有老同学，还有网络上的大V账号，很多媒体同行把我的求助信息转发到微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港台媒体机构如《明报》、《HK01》、《中时电子报》在第二天的报刊中也转载了我的经历。”敖慕麟在采访他的一篇文章中讲到。 

后来他收到了很多热心朋友们发来的消息，不少人告诉他蔡甸区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刚刚完成新改造，有600-700张床位，专门收治肺炎病人，那边也可以做到核酸检测，还附上了联络电话。根据信息，他拨打了医院那边的座机，但没人接听。 

2月2日早上10点，敖慕麟一家到了蔡甸区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此时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走道上密密麻麻全部是人，很多患者只能在室外进行输液，也有人在露天的环境下等待入院。 

那天武汉的气温大概8度左右，风很大。可是在医院折腾了一天，敖慕麟连号都没挂上，也没有得到确诊，更谈不上什么治疗。那时的他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当时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筋疲力尽。” 

无奈之下，他只有再一次向认识的人寻求帮助。可是当晚新一轮信息涌来时，敖慕麟已经累得接不动电话，后来他的大学同学帮他做的对接。好在最后终于联系到比较明确的核酸检测和入院信息。 

2月3日，一家人去医院做了检测。当时父亲的检测结果是阳性，直接被收入院，他和母亲是轻症，只需回家自我隔离，按时服药治疗。

他和母亲恢复得比较快，现在已经在家里正常饮食起居，但父亲因为病情严重，后来被收进了重症监护室，“到今天，父亲已经在ICU待了大概20天了。”敖慕麟对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说，现在家人对父亲的情况还是非常的担心，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对父亲病情的改善有所帮助，同时非常感谢照顾父亲的医护人员，他们非常辛苦。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父亲能够早日康复回家。 

有害怕但不后悔，记录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敖慕麟在报道 敖慕麟供图 

“1月23日封城后，武汉天气冻得厉害。白天气温跌至接近零度，而且还不时下雨，这种湿冷下，体感的温度可能比零度还要低。”这是敖慕麟在封城之后的一段记录。这一天，他开始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特约记者做疫情报道。 

“确诊后，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问敖慕麟。 

“没有。”他毫不犹豫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确实很怕，但不后悔。“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说是传媒人，就像医生的责任是救治病人一样，报道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你所能做的就是在我控制的风险范围之内，尽量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此前敖慕麟曾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差不多10年，在凤凰卫视工作期间，参与过很多新闻节目的统筹和策划，见证了许多历史时刻，如2011年本·拉登之死、2014年马航MH370失踪事件、2015年的巴黎连环恐袭等。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也不希望缺席记录。

封城初期，很多人想要了解捐献物资的运输渠道，他做了梳理和介绍，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到如何能将物资运输进来，便于医院顺利获得医疗物资。他还记录了当时的交通状况以及居民的生活变化。包括后来在诊疗的过程中，前线医护人员的辛苦和付出，敖慕麟也没有忘记用手机记录。

在报道的过程中，敖慕麟也记录了自己收获的感动。

他在药店采访，当时口罩很紧俏，他问老板，口罩什么价格，老板说50个一盒的外科口罩，一块钱一个，价钱跟平时一样，他不能发国难财。

他在医院排队等待时，看到医生的盒饭被运送了进来，但是忙碌了半天的医生们却没有吃，而是现场根据患者病情的轻重，把自己的盒饭包括面包等都发给了患者吃。

他还在医院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拿着自己的检测报告问医生，阴性是什么意思？医生告诉她阴性就是正常的。然后小女孩又向医生确认，意思是我没有被感染是吗？医生说是的。当时小女孩高兴的在检验科跳了起来。孩子跳起来的那一刻让他至今难忘，他说：“虽然当时也知道核酸检测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小女孩这种情绪在当时人们到处求助的情况下，真的很令人鼓舞。”

怀念武汉的烟火气，未来希望陪伴这座城

在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敖慕麟一直生活在武汉，大学毕业，敖慕麟去香港、去上海工作，但武汉一直是他的家，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他眼中的武汉，是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不精致，但是多元、包容，武汉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大大大咧咧，“用武汉话说叫很讲胃口，他会很照顾人，然后答应的事情也会有一份责任感尽力去做。”敖慕麟说，从这些烟火中能体会到一种人性的美，感受到它的可爱之处。

“这个城市冬天很冷，夏天很热，但也让武汉人很坚毅，疫情爆发到现在，大家都是在用生命抵抗。” 

敖慕麟说，武汉封城已经40天了，市民们在没有紧急情况时还是不能出门，生活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不便，物资采购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像我们这边的社区都是居民自发组织，团购去解决问题。物资方面其实各方面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了，每个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在顶部维持基本的运转，不让疫情产生更坏的影响，警察、环卫工人、快递员也非常辛苦，物资方面已经比封城前期有了改善。” 

不过他说，作为武汉市民，他也想提出一点建议。随着疫情发展，是不是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安排物流和人力，“比如信息统计方面，我自己每天重复接到很多电话，问我的情况和我父亲的情况，但后续没有跟进，这些是不是可以科学合理的调配。”另外他提出，物流企业是不是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加大运力和投入生产，来解决居民日常生活的困难。 

“武汉还有6000多的重症患者，他们都是比较危险的。”敖慕麟说，这些重症患者背后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市民做出的牺牲和努力，也非常令人关注，他们需要帮助。 

“疫情过后，希望大家都能抚平这些伤痛，武汉能再次恢复它的烟火气和活力。”敖慕麟说，过去他的大部分从业经历是在香港和上海，现在更加希望，未来可以在武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想要陪伴他的家乡，一直好好地生活下去。

原标题：确诊新冠肺炎的一线记者：爸爸还在ICU，我们等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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