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微信公号消息，“点长”，是个什么“长”？这不是个官职，只是个临时性称谓——疫情防控期间，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总负责人，叫“点长”。

“点长”大多是临危受命、紧急披挂上阵，要做的事情很多：收人、登记、建群、服务，甚至还包括嘘寒问暖和心理疏导。在集中医学观察点，形形色色的人有千差万别的需求，可能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状况，这些都需要“点长”去协调搞定。

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188号，凯博休闲农庄，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青浦区建立的第一个集中医学观察点，“点长”叫倪春芳，是夏阳街道平安办的一名工作人员，1月26日走马上任“点长”。

两个月来，倪春芳做了不少事，也经历了不少事。3月19日上午，倪春芳见缝插针，和记者侃起了这段时间以来作为“点长”的亲身经历。

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均用倪春芳的第一人称来讲述。

想尽办法让无辜小伙尽早离开

我是1月26日到凯博农庄开始工作的。第一天的集中隔离人员收置工作，就让我忙坏了。

那是一个暴雨天，刚开始收置的人员基本都是这个情况：在高速道口因开着鄂牌车而被拦下，然后就被送到了集中隔离点。点位上又忙又乱，很多被送来的人都是一脸懵的状态，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登记信息？为什么要集中隔离？很多人不知道。

等到基本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很多人就不愿意了：有的不想登记信息，有的想偷偷溜掉，有的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换洗衣物都没有、手机充电器也没带，14天怎么过？起码要回家拿点衣服再来……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当天的工作量，我们就一个个排摸、一个个劝慰，争取理解和配合。

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一共收了64个人，庄子里停满了各种车。凯博农庄有45个标间、90张床，这批集中隔离人员一下子把所有床位都占满了，我们就联系协调，把收置不了的人员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快捷酒店去。

凯博农庄分东庄和西庄，所有房间都在一层，东西二庄的走道口各有一扇玻璃门。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平时是把玻璃门锁住的，门内是隔离区域，门外是工作人员活动区域。集中隔离制度执行伊始，很多人不服管，甚至还有人去破坏玻璃门的搭扣锁。我们不得不让保安时刻盯着，确保门锁不被弄坏。

当时就有人劝我要建微信群，说那样“便于管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不合适：第一批集中隔离人员怨气太大、不满情绪严重，建了群，那还不吵翻天？所以最开始的几天，我都是挨个通过电话打到房间去，沟通解释集中隔离制度。后来大家情绪逐渐稳定了，我才建立了用来日常沟通的微信群。

第一批集中隔离人员里，有个小伙子是武汉一家公司总部派到青浦分公司的管理人员，他告诉我们，他那段时间完全没出过上海，把他送来隔离，是弄错了。可是我们也吃不准，到底怎么才能证明他没出过上海呢？想了各种办法给他找证据，好像证明力都不够。

后来我脑洞大开，想了个办法：看看他的微信、支付宝付款记录，如果消费地点都在上海，那基本就可以证明没出过上海了。果然，他的微信、支付宝付款记录都在长宁、 杨浦以及青浦徐泾一带，而且消费行为是连续的。不过我又想到一个问题：这好像也不能证明他的行动轨迹，万一是别人拿着他的手机消费呢？可能性虽然很小，但也不是没可能啊……

最后，还是通过公安部门查了他的行动轨迹，确定了他确实近期没有出过上海。那时候，这个小伙已经在凯博农庄住了7天。确认他近期行动轨迹的当天，我们就同意他离开了。

为哺乳期妈妈弄鱼汤催奶

除了一开始的忙乱，后面的工作也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甚至是哭笑不得的困难。

最开始的那些集中隔离人员，大多是春节后从湖北返沪的人员，在高速道口马不停蹄被送到凯博农庄的时候，车辆后备箱里还装着老家带来的新鲜蔬菜、水果、禽蛋、鱼肉。这些东西，按照规定是不能拿到隔离房里去的，就算拿进去了也没有烧煮的条件，所以大多数都留在了汽车后备箱里。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陆陆续续开始有人担心自己的后备箱：蔬菜烂了，最多淌点水，清洗后备箱就好了，鱼肉烂了万一生蛆可怎么办？

这时候只能灵活操作了。理论上，我们点位上的工作人员不能去碰隔离人员的车，更不能去搬运他们车上的货物，但架不住不少人天天给我们打电话，说车上东西再不处理就要烂掉、臭掉了。我们经过多次合计，还是决定由工作人员穿上隔离服，给他们清理后备箱。

有些东西，该扔的我们直接扔掉了。像咸肉、腊肠这种保存完好的东西，我们就装进医用马夹袋，全程密封地给隔离人员拿到隔离房里面去，并且全过程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下来，以免事后说不清楚。

不少隔离人员是拖家带口的，带着小孩一起，大人隔离14天，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小孩最怕无聊，怎么办？我就统计了孩子的人数，然后给他们一人买了一套可以画画、写字的玩具，一个个房间送过去。

有一个妈妈，带着才6个月大的婴儿一起被隔离了，伙食就成了大问题。出于打扫和垃圾清运方便的考虑，隔离点的伙食是不提供汤汤水水的，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喝不到汤水，不产奶了，孩子喝不到奶，每天都哇哇大哭，我每次打电话过去都能听到哭声，很心疼。怎么办？我就和农庄方面沟通，看能不能单独给这位妈妈开个小灶，送点鱼汤过去。

鱼汤看似寻常，可要弄到还真不容易。当时是春节假期期间，又因为疫情的关系，市面上很难买到鲜鱼。就在我们发愁的时候，农庄厨房里的一个员工想到一个办法：他有鱼竿，农庄里有正好有个小池塘，塘里可能有鱼，要么钓一下试试看？

我们都很兴奋，觉得可行。于是这位师傅就去钓鱼了，忙活了半天，果真钓到了几条小鱼，厨房就把这些鱼洗剥干净、煮了鲜美的鱼汤，给那位妈妈送去了。

这还没完——哺乳期妈妈又不是喝到鱼汤就马上产奶的，总要有个过程，而且当时这位妈妈的一侧乳房已经被饥饿的婴儿咬坏了，不出奶。我们只能临时弄了些奶糕送到房里，先让婴儿垫垫饥。长此以往肯定不行，池塘又不是鱼塘，本来就没什么鱼，以后喝不到鱼汤了怎么办？经过多方协调，我们了解到这位妈妈住在宝山，就和宝山那边的属地街镇联系了，用救护车把这位妈妈和婴儿送回了宝山，进行居家隔离。

还有一个怀孕3个月的孕妇，被送进来的时候她自己没有说，我们也没看出来她是孕妇。结果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自己是孕妇，有点害怕，能不能让在附近快捷酒店隔离的老公过来照顾她？

她当时是有点害怕，我们当时是快吓死了：万一她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责任谁来担？我们马上给她送了一双鞋底更毛糙的拖鞋过去，以防再摔跤。

另外我也了解到，当时安排隔离点的时候，就是考虑到怕他们夫妻俩在隔离期间还串门，所以刻意安排在了两个隔离点。既然知道了她是孕妇，我们经过讨论，就把她老公从另一个集中隔离点接到了凯博农庄，夫妻俩同住。当然，一起住是要签订同住承诺书的：万一有任何后果，比如两人中的一个把另一个感染了，需要自行承担。

难道要去你老家买花生吗？

2月初开始，我建立了隔离点的微信群，大家有什么需求、建议都可以在群里沟通。大多数集中隔离人员还是很阳光、正能量的，感谢我们的关心照顾啊之类的，但是群里确实也有充满负能量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女的隔离人员在群里发了一条长语音。我们平时很忙，点对点的语音都不一定有空去听，更别说群里的语音信息了，别的信息刷过几条之后，这条语音就不在第一屏了，我们也就忘了听。

没想到，由于我们忘听语音，这名女子就在群里爆发了，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理她。我们很懵，去听了语音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她和老公分别在凯博农庄的不同房间内隔离，她把一袋东西放在了门口，上面写了个纸条：“麻烦你们把这包东西交到XXX室，我老公那里。”

但是，这件事她除了写了纸条，没有和我们沟通过。收垃圾的师傅戴着防护眼镜、穿着防护服，走路都困难，视野也受限，哪有空看纸条？看到门口一包东西，就直接当垃圾收走了。

当时我就在群里问她，有没有和工作人员口头说过这个事。她回一条：“你们不长眼睛的吗？我纸条上写了‘麻烦帮忙’，看不懂的吗？”我就说，按照规定集中隔离人员是不能互相传递东西的。结果她又回一条：“你是在反咬我一口吗？”

群里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对方态度有问题。后来我们得知，其实那包东西就是些苹果、花生等食物（还好对方没有说袋子里是名表金条，让我们赔偿）。我就提出方案：我们重新买来苹果花生等食物，送达她老公房间去。

没想到对方还是不接受，说这些东西是老家特产，只有他们老家才有这种花生，让我们从垃圾桶里拿出来，消毒好以后给她老公。我当时也冒火了，回了她一条：“已经说了会重新买好再送过去，难道还要让工作人员去你老家跑一趟，专门去买花生吗？”

事后想想，对方其实不只是心疼这些花生，关键还是集中隔离期间心理上有些憋屈，借势发无名火而已。后来在大家劝说之下，这件事就过去了，我们还是买好了食物给她老公送了过去。

这件事让我们工作人员挺沮丧的，有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感觉。

到了三八妇女节，我就想把点位上这种有点低落的士气重新鼓舞起来。我们统计了妇女的人数，然后一人上门送一块小蛋糕、一束康乃馨、一张小卡片。当然，我们也给这位“花生姐”送过去了。没过多久，她的老公就给我发来了表示谢意和歉意的微信，说她老婆脾气不好、性子比较直，让我“莫放在心上”。这件事这才算彻底翻了篇。

每天要穿脱隔离服进隔离区多次

3月份以后，凯博农庄的收置人员开始转为从重点国家入境的人员。对老外的管理服务，难度比之前又大了许多。

3月13日，点位上来了近20个德国人。他们一来，我们的工作量立刻暴增——有人不愿意分开住，愿意签同住承诺书，坚持要一家人齐齐整整住在一起；德国人普遍人高马大、又要一家人一起住，就要求加床铺，还有的人要求在隔离房里加沙发；还有人要咖啡、面包、果酱、浴巾、水杯、矿泉水，甚至还有的人要刀叉、红酒、披萨、吃西餐的专用餐巾。

为了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我们点位上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连着三个晚上没睡好觉。加床、加沙发，这些我们肯定办不到，但是其他我们力所能及能办到的事，我们基本都给他们办到了。

这批德国人基本都是某著名企业的管理人员。住进来后没几天，企业里也开始派人给他们送东西来了，来的车辆后备箱里都是装满的：红酒，装在加有冰块的保温箱里，还有专门的红酒杯；刀叉、西餐餐巾、毛毯、意大利面、麦当劳快餐等这些东西，也陆陆续续给他们送了去。老外住的房间里，产生的生活垃圾量大约是其他隔离人员的三倍，我们收运垃圾的师傅忙坏了，时不时就要进去给他们收垃圾；我们也忙坏了，整天在重复“穿隔离服、给他们送物资、脱隔离服”的过程。

这批德国人在集中医学观察期间，需要使用电脑办公，处理工作事宜。为此，我们联系了凯博农庄的管理部门，安排技术人员进入隔离区域，为他们调试了电脑设备、设置了无线网络。

3月13日进来的这批老外，住到3月16日时，检测结果才出来，显示一切身体指标都正常。经过多方协调沟通，最终这批老外在3月16日傍晚时被陆续接出了集中隔离点，先到社区卫生中心进行登记，然后进行居家隔离，我也终于如释重负。

3月18日之前，我们对集中隔离人员是免费的。3月18日开始，市里发了通知，说集中隔离期间食宿等费用自理。一得知这个消息，我们就知道，工作量又要上来了：新入住的集中隔离人员，在过来的路上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收费政策，问题不大，关键是那些住到一半的集中隔离人员，刚来的时候没和他们提收费的事，现在中途去收费，人家心理很容易抵触。

抵触也没办法，工作还是要做。我们明确，所有集中隔离人员一律从3月18日起收费，标准是每天280元，包括餐费和住宿费。对于一些有抵触情绪的人，我们就点对点做思想工作。

费用自理以后，还产生了新的问题。很多入境人员是不吃中餐的，之前没收费的时候，我们每顿都会按时送餐，现在收费了，人家不吃，如果我们继续送，就说不过去。所以我们开始挨个梳理、挨个问，吃不惯中餐的、自己能解决饮食问题不至于饿肚子的人，我们就把餐费扣掉，不送餐了。

还有个女孩，在知道集中隔离要收费之后给我打电话，说自己是从日本回来看妈妈的，妈妈得了癌症，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她也要申请扣除餐费，以后就不用我们送餐了。我听了很心酸，但我也没有权力给她减免餐费和住宿费，我们都是要登记报账的。但是她既然和我说了这个情况，我就会和上级领导汇报，如果情况属实，看看能不能尽量帮她一把。

集中隔离点里有不少故事，有的让人难受，有的让人欣慰，有的让人气愤，也有的让人哭笑不得。作为“点长”，我真的希望多些正能量的故事、少些负能量，我也在尽我所能，传播正能量。当然，最大的正能量，是疫情的最终散去。我和工作人员们、和集中隔离人员们，也都在等着这一天。

原标题：报告“点长”，有个人说把他送来隔离，是弄错了？！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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