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消息，跨境代孕这几年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昨天，女艺人郑爽的代孕子女抚养纠纷刷爆全网，引发讨论。
澎湃新闻就代孕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国熙，他的研究方向包括辅助性生育技术应用伦理、婚姻家庭法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国熙
澎湃新闻：郑爽和张恒的纠纷反映出现实中的问题吗？
国熙：这似乎是一个娱乐事件，但它确实反映了很多跨境代孕中会出现的现实问题。例如跨境代孕中的亲子确认，就是在实务中经常出现的难题。
以我的经验来看这种跨境代孕，特别是以跨境美国为例，当事人多是偏好在一个孕母子宫里面放两个胚胎，而不是选择分别代孕。
现有中国跨境美国代孕的市场已经出具规模了。特别是在加州，数量是很可观的。之所以选择两个州，有可能是当事人对孕母有一定的偏好，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这么选的，这样花费也会比较高。
澎湃新闻：如果代孕者已经怀胎7个月了，同时孩子的基因父母在闹离婚，对孩子有弃养的想法，这个在美国和中国是不是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国熙：事实上确实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纠纷。原则上来讲这类事项是要尊重当时人之间协议自治的。但当怀孕已经到7个月的情况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孩子的生命都不是一个完全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的事项。很多案例都是，在寻求代孕时委托夫妇情感上没有问题，但后来出现了变故，离婚了又或者解除恋爱关系了。但孩子是双方父母精、卵结合的一个共同体，其后续亲子确认过程中就难免发生纠纷。
澎湃新闻：能不能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去谈一下，弃养或者那个时候想要打胎，是不是一个违法的想法，还是说没有违法，只是道德上的？
国熙：从我的调研经验来看，代孕过程当中即便你出了卵子，但与自然分娩相比，你跟孩子的情感连接是比较孱弱的。这也是为什么公众朴素的情感上会不理解甚至是谴责女性怎么会狠心不想要“自己的孩子”。
澎湃新闻：像他们的情况，孩子的归属应该怎么划分？
国熙：以加州为例，一般实施代孕6个月前，孕母就会签订协议，确定生完这个孩子之后，其不参与争夺孩子抚养权。从代母的角度来讲，要做心理建设，要时刻告诉自己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他只是一个别人的胚胎，放到自己的子宫里面然后长大，甚至她自己有可能要有一系列的心理暗示。
另一个方面，提前半年协议好是有一个潜台词，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去考虑接纳，后续所做的代孕行为是深思熟虑且严肃的，甚至有“仁至义尽”的意味。从实践来看，代母最后不放弃抚养权的案例历史上多次出现。
那么回归到郑爽与张恒的事件，他们两个从抚养权来看，如果所曝光的情况属实，那么其抚养权的确定要在离婚过程中得到明确的界定，特别是现在孩子还比较小，子女利益最大化这一国际根本性共识原则一定要得以贯彻，孩子的基本权益及生活条件一定要有所保障。
当地时间2010年10月1日，印度阿南德（Anand）市的阿肯夏代孕诊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里的一位代孕妈妈。人民视觉 资料图
澎湃新闻：代孕在中国是违法的。但是为什么跨境代孕又那么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国熙：国内当下主流法律观点认为，代孕有违家庭伦理善良风俗，甚至认为它是践踏妇女尊严，伤害公共利益。很多法学家也有清晰的表态，认为代孕本身是伤害了我国老百姓朴素的家庭观念。
调研过程中我发现，从孕母及民众的观感上来看，针对代孕这一行为存在根本上的不同。美国的孕母会认为是帮助别人实现了理想，甚至是带有公益光环的行为。而中国孕母甚至是捐卵者，都会觉得或多或少这是不光彩的事项，当然这与一国的法律环境也是相关的。
澎湃新闻：在美国做代孕的花费大概是多少？你对这个流程是很熟悉的，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流程里面会涉及到哪些机构公司、人员、金额？
国熙：做孕母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有过生育经验，要能保证你的身体能够顺利的自然分娩，孕母选择有一套完整的筛选标准。
现有国内出现跨境代孕的大多数都是35岁到50岁之间的夫妇。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了，很多人想儿女双全。但女方的卵子到一定年龄可能就有所瑕疵，所以代孕也分他卵代孕和自卵代孕。4、50岁的时候经济条件又比较好，往往就会进行一个跨境代孕。以跨境美国加州为例，大概花费就是120万到150万元之间。这个也要取决于你对代母的选择，是不是自卵，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中介公司。
费用包括前期的精、卵结合形成胚胎，植入到代孕母亲体内，一直到她分娩结束，最后把这个孩子交到你手上的医疗费用，及孕母的酬劳补偿，当然也包括跨境代孕的医疗咨询中介的利润。
澎湃新闻：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不鼓励提供卵子的基因母亲和代孕母亲见面？
国熙：如果是自卵代孕的话，基本上都是会见面的。而且不仅会见面，前期妈妈会去调查代母，比如询问她的饮食情况？平时有没有抽烟喝酒？有的家庭甚至还会关注她的教育背景怎么样？这个作为中介机构，也要承担一部分查实孕母资料的职责。如果比较负责任的代孕中介，会找私人侦探去查一下孕母有没有卖淫、吸毒等不良记录。
澎湃新闻：有说法是代母往往是比较底层的女性。这个产业里面存在严重的剥削。
国熙：如果说是中国委托夫妇的话，会对人种有清晰的偏好的。中国人会优先选择白人或拉丁裔的移民，一般情况不会选择非洲裔。从社会阶层上来看，孕母多是普通的白领或者蓝领，月收入一般情况是2000到3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孕母是需要这笔钱去改善她的生活的。
澎湃新闻：在英美等国家代孕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合法化的？
国熙：是经过判例、不同时期的宣传、不断的实践逐步推进的。
关于代孕为什么要禁止，其实有几种比较主流的说法。第一个，就是说认为代孕增加了一种富人对穷人剥削的方式，让穷人用自己的子宫去帮助有钱人完成生育，会加大对女性的剥削。
其二同性恋原来是不能结婚的，同性关系本身也是被社会打压的。代孕其实是跟性少数群体的基本权益有关联的。还有就是代孕本身也是面临一定风险，分娩过程当中有什么意外、或者委托方不想代孕了，后续款项不进行支付了，这些过程中的未知因素也是产生顾虑的原由。
此外，跨境代孕还面临着不同国家不同的伦理环境及法律背景，加之语言障碍，跨境代孕情势非常复杂。
有一个理念，代孕在欧美更被鼓励成为一种公益上的互助，支付的代孕费用不愿意被看作是一种商业上的酬劳，取而代之的则是看作为一种补偿性费用。
当地时间2010年10月1日，印度阿南德（Anand）市的阿肯夏代孕诊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人民视觉 资料图
澎湃新闻：在美国，代孕妈妈大概只能拿到总报酬的35%。在印度是只能拿到15%~25%。它背后其实掌握酬劳的大头还是诊所中介。
国熙：代孕机构承担一个居间职责，拿一定的酬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在有语言障碍和伦理认知鸿沟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要对孕母及委托夫妇有一定情感上的关怀。因为代孕妈妈其实是很孤独的，怀揣着一个千里之外的胚胎，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孩子。然后这里面其实是面对着很多无助、情感上的徘徊。甚至她生完孩子之后，还要面临自己感官上的亲生骨肉脱离自己的境遇。
不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实务操作上，代孕机构中介要有一个清晰资质准入制度。中介机构要执行好自己的职责，你要化解语言的矛盾，你要给每一个当事人适当的情感上的关怀，更重要的是你要在代孕行为整个过程当中，是要严守一个清晰的操作规范和严谨的操作流程。
澎湃新闻：也有观点认为，在中国代孕不合法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是要呼吁中国的代孕能够尽快入刑，让买方和卖方的中介公司都受到惩罚。那你觉得未来的趋势会是什么？
国熙：从一个立法者的角度来看，制定法律，或者说去评价一个社会伦理事件，是要去听从民众的呼声，这也是咱们国家开门立法的实际需要，但是也要注重严谨、封闭的学术集思论辩。
代孕是不是应该合法化，我觉得不能靠郑爽和张恒的一个事件去给予一个清晰的判断，稍微严谨一点的学者，都不会这样做判断的。我会认为代孕中介机构不合法，以现有的情况会出现很多问题。就像印度一样，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认为代孕其实比贩毒还赚钱。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代孕的过程当中，中介机构可以附着很大的灰色利益。
就通过郑爽这个事件，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对当事人的基本的权益要有一个保护，不论是对子女还是委托父母，又或者是孕母。至于大家选择不选择代孕，这个其实我觉得当下来看，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里面，我们还不能给予一个特别清晰的界定，尤其不能通过一个的案例就做一个界定。
澎湃新闻：在学界讨论代孕问题，最终关心的本质性的问题是什么？
国熙：是科技应用与社会伦理的关系问题。现有的婚姻体系面临着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传统意义上认为婚姻要一男一女，然后基本维持夫妻间的忠诚，同时大多以生育为目的。而现在看婚姻要一男一女，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做了同性恋平权。其二夫妻忠诚义务，在大城市里面人际流动这么频繁的一个环境下，夫妻忠诚义务似乎维护的也不是特别好，频发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事件。
最后一个就是生育问题，其实现在很多夫妻选择不生育，或者同居生育，甚至代孕。婚姻关系的流变，就一定面临着很多切实的法律技术问题。并不是简简单单谈谈理论、喊喊口号，然后说再讲一讲主义就能解决的。很多东西是要法律是要清晰的界定的，尤其是财产权、抚养权层面，这些技术性的构建，其实是我的研究旨趣。
原标题：跨境代孕常出现哪些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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